记得童年时代住在杭州吴山脚下，山顶上有一处景点，建有一特具江南风味的亭楼，上层的亭匾上，题着四个字，“江海汇观”。登楼远眺，钱塘江像天边白练，浩荡东去，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是谓“江海汇观”。当时总是会想，在那天际的尽头就是大海了吧，不然怎么叫江海汇观呢。但实际上，从杭州市区沿钱塘江下行，最少还有几十公里，才到江海混搭的杭州湾，至于到真正的大海，那还有一些距离。江海汇观更多的是一种想象，一种带有中国古诗风格的想象。在杭州这个充满了湖光山色、小桥流水、柳暗花明的城市，类似“江海汇观”这样充满了大气磅礴的想象空间的景观还真是一种稀缺。
汇聚是美丽的，唐诗中有，“孤帆远景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的不朽诗句，描绘的应该是汉江和长江汇合处的壮观和美丽。在长三角这个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地区，那些具有影响力的城市，几乎都是坐落在江河、或江海汇聚之处的。上海坐落在黄浦江和长江交汇之处，在南京有秦淮河和长江的汇聚，杭州则是富春江和钱塘江、大运河的汇合地，在宁波是甬江、姚江和奉化江的汇聚。滔滔江海的汇聚，孕育了城市；有了城市，一方区域经济就有了活力，于是经济就发展起来。汇聚源于流动，有流动才有汇聚。古话说，树挪死，人挪活。这朴素的语言，蕴含着深刻的经济学道理。汇聚是流动的结果，汇聚产生了力量。
如果把江河的流动换成资源要素的流动，那么汇聚就是区域一体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何解释这种历史现象，成为众多经济学家们努力的目标。解释是多种多样的，一种比较主流的解释，是制度的改变。认为由于进行了体制改革，采取了主要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和制度，于是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但是这样的解释如果不是没有道理，也是失之笼统。20世纪80年代以后，实行制度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和地区有许多，但是像中国这样获得持续经济快速增长，进而成功地跨入世界经济前列的经济体却是不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众多的人口、辽阔的国土以及由此而来的市场规模和多样化的发展格局，为国内资源要素的流动和产业转移以及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经济学经常讨论的一个主题就是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如果离开了空间规模、市场规模，离开了资源要素的空间流动性，这些都是空话。
要素流动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成功，主要不是人们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或者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设计出了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拷贝版，而是“开放”出来的。
开放给亿万的中国老百姓带来了发展的空间，使得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他们的聪敏才智，有了更多的展示机会。套用经济学的学术语言，由于开放，使得要素趋于流动，包括劳动、资本和知识等，从而解决了如何改进资源配置效率这一经济学的最基本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效率就有了飞速的提高。从微观层面上来说，在很长一个时期，其实我们并没有获得多少技术进步。比如，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作为浙江经济主体的浙江中小企业，就企业技术装备来说，比较改革开放以前，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进步。但是当大量的农民，包括中国中西部地区的那些劳动生产率非常低下、进而要素报酬率也非常低下的农业人口，离开了农村、进入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城镇和城市，进入了制造业领域和服务业领域，由此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成为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不竭的源泉。
和要素流动紧密相关的是产业转移。产业转移具有和要素流动同样的属性，或者说，产业转移自身也就意味着要素流动，但是产业转移更多的是要素综合体的移动，是资本和技术及知识的移动。在中国，在转型经济、区域发展不均衡和地区资源差异化的背景下，产业转移更多的是经营资源的转移和企业家资源的溢出。表现在微观层面，就是企业跨区域发展和企业生产链的空间离散化布局。由此带来了两个结果：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促进了区域一体化发展。
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是需要成本的，这个成本被定义为交通运输成本。萨缪尔森曾用“冰山理论”将运输成本内生化，企图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中将空间变量转化为一般均衡理论能够解决的问题。然而，近年来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不完全竞争理论和产业集聚理论的发展，人们更重视将空间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在规模报酬递增和集聚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去解决这个问题。
换一个视角，经济学自进入现代以来，总是希望用一般均衡理论去说明、解释现实问题，以显示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科学性”。以至在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时，常常会走到“削足适履”的左道上去，成为中看不中用的东西。而现实中的经济学问题，总是被“嵌入”特定的社会文化和人们行为习惯与国家和区域发展的历史沿革的背景之下，在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的问题上，构成所谓的“运输成本”的，主要的常常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交通费用或运输费用，而是一种更为广义的制度成本，是由于管理权的分割、社会文化传统和习惯行为的非一致性以及区域间的竞争和冲突而来的区域壁垒和国家壁垒。因此，在更多的时候，如何推进制度改革，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就成为削减“运输成本”的关键手段。在长三角，这一过程和企业的跨区域发展是具有互动关系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为企业跨区域发展和产业转移提供了制度红利，而企业跨区域发展和产业转移又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动力和纽带，两者之间形成了互动关系，由此推动了区域创新和区域竞争优势的不断提升。
这就是要素流动、产业转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改革开放源于地方分权、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发展竞争、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发展竞争，从而激发了经济的活力，带动了市场化的进程，形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独特的风景线。但是随着改革和发展的深入，这一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如何弱化地区间的要素流动壁垒，构建超越行政区域的一体化发展体制，形成新的集聚经济区，打造中国经济发展的更强有力的动力源，就成了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涵。我们看到，自2008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之后，珠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成渝城市经济区、长株潭城市群、大武汉城市圈、关中-天水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海峡西岸经济区等一系列跨行政区的区域一体化空间组织也已经进入了中国决策层的议事日程，受到各级政府部门、产业界和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可以预见，今后若干年，中国区域经济的空间组织形态和结构将会有一个显着的变化，这一变化将会深刻地影响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也会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本书的出版和发行如果能为推动这一历史进程贡献一点微薄力量，笔者就会感到非常荣幸。
本书是笔者在近年来完成的浙江省重大研究课题《要素流动、产业转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的研究报告基础上，进行进一步整理而成的。其中一些内容曾经在《学术月刊》、《上海经济研究》、《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南通大学学报》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上发表过。我的博士研究生黄洁和陈菁菁分别撰写了本书的第四章和第五章；我的硕士研究生夏富军、张兴平和丁正源参与了第七章和第十章的研究和写作工作；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的王晓娟博士为本书的部分章节进行了文字校订工作；为了本书的出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学系陆菁博士花费了许多精力，浙江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为本书的出版投入了辛勤的劳动。此外，浙江大学区域开放与发展研究中心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经费资助，在此作者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陈建军
2009年8月于浙江大学玉泉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