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国家的利益建构方面，绝对主义国家在经济上代表封建特权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屈从阶级统治利益。绝对主义国家出于巩固自己特权地位的需要，建立了庞大的官僚统治机构，为了使这些官僚机构正常运转，就必须有充足的税源。为此，绝对主义国家重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并采取了一系列的鼓励和保护措施，发展国内商品经济。但这些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措施，也是有限度的。一旦这种发展危及自身的政治统治和阶级利益时，绝对主义国家统治者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制止和消除这种现象的发展。所以，阿尔都塞说：“绝对君主制的政治统治是在商品经济发展阶段为保持封建统治及剥削方式而产生的新的政治形式。”
可见，在绝对主义国家里，民族已经成为国家主权建构和获取税利的一种有效形式，但是，由于绝对主义国家毕竟是封建特权阶级的国家，其阶级利益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因此，绝对主义国家不可能形成具有实质意义上的“民主化”建构。况且，民族工商业阶级所能享受法定权利和所应获得的经济利益，往往由于君主（国王）的专断和集权常常不是流于形式就是化为乌有。因而，民族也就不能真正构成绝对主义国家建构的积极因素，国家的民族化建构当然也就不会成为绝对主义国家的自觉选择。
第三，绝对主义国家缺乏对于国家的广泛的民族认同和国民忠诚。
如我们所知，国家是基于社会利益基础上而形成的阶级统治的机器。因此，民族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是国家获得广泛民族认同和国民忠诚的基础。一般说来，只有民众认同的国家，才能使各种权力具有权威性，而民众认同和忠诚这样的国家，不是出于一种强制，而是自觉自愿。但在绝对主义国家里，市民社会成了特权阶级的国家获取源源不断税负的对立物，市民社会尤其是力量还比较弱小的资产阶级所享有的各种权利始终要服从于封建个人专权和独断，这样，民族认同和国民忠诚赖以形成的社会利益基础就被特权阶级严重削弱。尽管那时的西班牙、英国、法国等君主国家，通过疆域的确立和语言的统一与净化运动，使国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民族认同基础，人们也具有相当的民族意识，但是这种存在于社会中的民族因素和民族意识却没有转化成对绝对主义国家的国家忠诚，人们之间即使存在国家意识也只能是一种抽象的、对未来理想中的国家的意识。
因此，这种靠王权专断和利益掠夺来维系的国家，最终必然会丧失对民众的动员和组织作用，因而也就根本不可能形成基于民族主义政治文化上的国民忠诚。
毫无疑问，绝对主义国家通过国家主权的建构和民族疆域、语言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使自己获得了民族的外观，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绝对主义国家的建构运动激化了封建特权阶级与新兴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当资产阶级革命斗争取得了对封建专制主义胜利，建立了资产阶级自己的国家政权后，国家的民族化建构就真正走上了实质性轨道。如果说前资本主义的国家建构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建构，尽管它也包含了一些民族（或宗族）的因素，那么，资本主义的国家建构则主要表现为民族建构，而且是一种自觉的建构。一方面，资产阶级上升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国家的民族化建构就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必然选择，民族国家也就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正常的国家形式”；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的生命驱动之下，在政治、市场、社会的相互作用和相互界定的过程中，全方位地展开了国家利益、国家主权和国家认同的现代性建构。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利益是国家建构的社会动因和现实基础。真正推动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构建的基本动力是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经济利益——以市场为领地的资本利益。当资产阶级力量还较弱小的时候，他们主要借助于国王的力量建立统一的国家以开拓市场。而随着其力量的强大，特别是地理大发现大大拓展了人类交往的空间，使他们成为推动现代国家民族化建构的主角。追逐利润既是资本的逻辑，也是以现代经济组织为支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逻辑。这种政治逻辑必然要求建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使资本利益能够在特定的领域边界内成功地垄断公共权力，并不断通过制度化统治，以维持长期稳定的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化建构的实质和根本目标。与此同时，为了使这种“共同利益”具有广泛的社会合法性基础，资本主义国家又在特定疆域边界内致力于所谓的“国家共同体”建构。这种“国家共同体”到处以保护民族利益、国民利益为原则，一方面把原来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各民族组织在统一的地域内，使之“国族化”，并致力于民族的独立与自主；另一方面通过变换国家的行为，调整和改进利益的表达机制以满足国内不断变化着的民族需要。这样，资本主义国家就成了经由利益整合而成的民族的国家，维护全民族的利益就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
可见，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过民族化建构其所要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就与民族利益融合在一起了，而使资本主义的国家利益民族化了。
《威斯特伐里亚和约》所确认的国家主权，指的是一个国家可以以最高权威和独立自主的方式处理其一切内部和外部事务而不受任何其他国家或实体的干涉和影响的权力。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后，进一步强化了国家主权的民族化建构。一方面，加强了主权在疆域内部的一体化，即通过立法、行政、司法、军事、经济、文化等手段来实现国家内部一体性。
当然，这种主权的一体化，外在地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属性，但内在地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属性，归根到底是加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统治权力。另一方面，加强了国家主权自主性的自觉建构。现代国家主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观念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化自觉建构紧密相连，也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一脉相承。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视界里，主权的实质是区分“我者”（我国）与“他者”（他国）的基准线。由此就有了一系列体现主权国家的象征和符号体系：国旗、国徽、国界、国歌、国籍、国语、国民等等。这一系列的国家象征都是对“我者”的确认与“他者”的区别，对民族国家主权来说无疑具有民族文化意义。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胜利和巩固，与之相契而生的资本主义政治思潮经由启蒙运动的进一步推动，逐渐深入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建构中来，并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化建构的意识形态，它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政治文化。在资产阶级民族政治文化看来，人应当是“自决”的（康德），因而，“个人的完全自决最终要求民族的自决”（费希特），“非民族的政府不受欢迎”（马志尼）。这是西方民族主义者对近代民族国家所得出的一般结论。这种民族主义政治文化为资本主义的国家建构确立了广泛的官学认同。同时，由于以“民族”的聚合力形成的国内统一市场以及资本全球扩张和殖民侵略，满足了国内“市民社会”和整个“国族”的利益需求，这种民族主义政治文化为资本主义的国家建构确立了广泛的社会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一方面，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向世界各国兜售资本主义民族主义政治文化，把西方民族国家化约为具有普世意义的国家模式；另一方面，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掠夺又激发起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意识，把原本荡涤他们宗主国的民族主义理论接受过来，激扬开来，为赢得自身的独立和解放而高举起民族的旗帜。那么，亚非拉人民建立民族国家这种历史事实到底是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理论的普世化呢，还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国家的民族化建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把国家的现代民族化建构放在全球化背景中加以考察。
二 全球化中的民族国家：利益、主权与认同
如今，随着全球化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层面的展开，民族国家的利益、主权和认同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显然，这种挑战的根源在于全球化的逻辑与民族国家的逻辑之间的差别、矛盾和冲突。在全球化的理想主义者看来，全球市场化、全球民主化和全球公共性要求打破国家的集装箱，消解民族国家在疆域、主权、利益、价值认同等方面的狭隘性和绝对性，建构一种基于人类普遍利益、全球民主制度和普世伦理精神基础上的人类共同体。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挑战意味着什么呢？
（一）民族国家利益的实质及其倡导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利益是理解国家的根本途径和现实基础。为了如实揭示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利益的实质，以及民族国家利益与日益凸现的人类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首先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理解并廓清国家利益这个概念。
虽然，国家利益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国际政治的概念来理解的，并且被认为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而产生，直到在20世纪才进入人们的研究视界，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利益却是国家批判的哲学前提，是政治哲学的范畴，也就是说，国家利益首先是以国内政治的概念出现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利益是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冲突的结果。因此，国家利益首先表现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哪个阶级的“共同利益”，然后才表现为社会各阶级共享的社会公共利益，随着近代国家民族化建构的兴起，国家利益又表现为国家疆域范围内的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所以，国家利益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不仅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而且还具有明显的全民性和民族性。在任何国家中，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政府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实现工具。统治阶级是通过由其控制的政府来维护其阶级利益的。
另一方面，国家又是一个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国家这种身份是以其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因而国家利益与国家主权利益是一致的。各民族国家以其主权主体的身份参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往之中，并在这种交往中确认彼此的利益要求，建立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所以，一方面国家利益总是表现为不同民族国家之间交往中的一个民族的整体利益，这种利益在通常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所共享；另一方面，国家利益属于主权范围内的利益，以主权资格为准则不由权力来界定，也不以实力相对称，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在享有主权利益上一律平等。
但是，西方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观却主张以权力来规定国家，用国家权力来界定国家利益，具有明显的“权力利益论”倾向。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政治学的困境》一书中，把国家利益分成“逻辑上是必不可少的”和“由环境决定而是可变的”两种。前者是相对永恒的国家利益，后者是暂时的依环境变化和改变的国家利益。
在永恒的国家利益中主要是国家生存的问题，包括“国家领土、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完整性”。他认为，在一个许多主权国家为了争夺权力而竞争和对抗的世界里，任何一国的对外政策都必须把自己的生存当作最低限度的要求。基于这种认识，摩根索反对用道德观念来评估国家利益，主张用权力来规定国家及其利益。他说，除生存以外的利益都要靠权力去决定。他强调：“政治家是按照权力来规定利益的概念并进行思考和行动的。”其他现实主义者进一步阐述了摩根索的权力利益论。罗伯特·奥斯古德指出了国家利益应包括的四个具体要素，即国家的生存和自我保护、国家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国家在国内外的威望、国家的对外扩张能力。另一位西方学者尼古拉·斯巴克曼还曾以地缘政治和实力均衡论为依据，论述了他的国家利益观。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利益是由他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所能发动战争的能力所决定的。在国际关系中，疆界关系是重要的国家利益，疆界关系既是权力关系又是利益关系。哪里的力量最弱，扩张便在哪里出现，哪里的利益便最容易受到侵犯。
与现实主义相对的是国家利益上的道德利益论。这种观点强调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国家利益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补充，主张各个国家应在国际交往中“以普遍道德原则”为基础，在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框架中，确立各国合理的国家利益，并以谈判、妥协、条约的手段和途径实现国家利益。
在他们看来，国家利益和伦理道德都可以作为分析和影响一个国家各种政策的价值标准，他们主张要从二者的统一中理解国家利益。美国着名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认为，从国际关系伦理学角度看，国家利益这一概念中含有“自制”的意思。为此，他要求在国际关系中应该承认其他国家享有合法国家利益的权力，并不断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关系调整自己的国家利益。
建构主义国家利益观注意到了国家利益的变动性和主观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主张用身份来界定国家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