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阶级社会里，国家在执行社会管理职能所依靠的或借助的，不再是社会风俗和习惯，而是作为国家的政治基础的公共权力。国家所代表和维护的公共利益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在阶级对抗的社会状况下，这种利益实际上只是少数人的利益。因此，国家要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实现这种利益，就必须借助于国家权力。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国家在执行其社会管理职能时，客观上与国家的政治统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确实认为，国家作为一种执行社会管理职能的机构，其管理活动是由统治积极性质和任务所决定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国家所执行的政治统治职能的活动是绝对的，完全可以撇开社会管理职能而独立地自足地存在。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历史事实已经充分证明：“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
这就是说，在国家活动中，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职能相辅相成的关系的另一方面是，政治统治的维持又必须以执行某种社会管理职能为基础。
马克思在分析古代印度社会时，就反复强调了“公共工程部门”的重要性。他指出，国家履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对缓和社会矛盾，维持阶级统治，实现统治阶级利益具有重要意义。不列颠人在东印度的统治执行的是从他们祖先那里接受下来的财政、军事职能，却完全忽视了“公共工程部门”，即完全忽视了“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因此，他们不能按照不列颠的自由竞争原则——听之任之原则——来发展的农业便衰落下来了”。经常发生的饥荒，才使他们最后发现，“他们忽视了唯一能使他们在印度的统治至少同他们前人的统治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那种行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得出结论认为，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继续下去。
所以，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并不是彼此独立而自足的，而是相辅相成的。这种相辅相成一方面是通过互相依靠和“借重”来实现的，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职能融合或渗透的方式来实现的。易言之，在国家所执行的某些事务上融合或渗透着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
在国家被“发明”出来后，国家在执行协调社会阶级关系的政治统治职能时，必然要承担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且这种管理在分裂为阶级的社会中也必然具有很强的阶级性，甚至以阶级对抗和斗争的方式来管理。这一点，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是这样，在每一个国家政权的创始之初也是这样。另一方面，随着以现代生产和技术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在承担对生产的领导的同时，深刻认识到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如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转化成国家财产的必要性，认识到对这些大规模的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本身的政治统治的性质和意义。
国家职能被人为地划分成对内与对外两个部分，并不能掩盖国家职能质的统一性，即国家的对外职能同对内职能一样，既有社会性即社会管理性，又具有很强的阶级性即阶级统治性，是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两种属性的统一。不同阶级国家的对外职能的性质和内容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剥削阶级的本性决定了剥削阶级国家的对外职能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这是与它们确立在私有制和阶级剥削基础上的内部职能所具有的压迫性和剥削性相对应的。历史的事实已经表明了这种对应性：剥削和压迫本身的经济动机决定了国内的阶级压迫和剥削，最终必将发展为对外的侵略和扩张；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政治动机决定了为巩固内部的阶级统治，必然会铤而走险，走向对外侵略和扩张。这是国家对外职能的阶级统治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国家对外职能还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即国际层面上的社会交往、社会合作等，这可以称得上是国际层面上的社会管理。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对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对外关税制度的分析，虽然资本主义对外关税是基于国内资产阶级经济利益而建立起来的，但整个资本主义关税制度的形成，则是资产阶级国家彼此对话、合作与妥协的结果，体现的是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竞争、合作管理国际社会事务。
第四，社会发展水平和状况决定国家的职能变迁。
如果说依靠社会风俗、习惯来执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与原始落后的社会生产相适应的职能方式的话，那么依靠专门的管理等级和机关以及公共权力来协调和管理分裂为阶级的社会的职能，则是与私有制经济、商品交换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工艺相适应的职能方式。当社会分裂为阶级后，这个社会的发展的水平和状况——无论是社会物质生产、社会关系交往，还是社会为国家所容纳的社会秩序的水平和状况都大大地超出了以往的社会，生产的发展、交流的扩大、财富的增大、人的认识视野和能力的增进，使社会公共事务比原始社会的公共事务，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更加丰富更加复杂，从而促使国家职能扩大或强化。这从马克思所列举的古代亚洲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社会的发展是国家职能变化的根源。但具体到某个阶级社会的国家、某个阶级的国家、某个国家的某个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发展水平和状况不同，如社会阶级斗争状况不同，国家职能的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的侧重选择、政治统治职能所需要强化的程度和范围以及所能够采取的方式、社会管理职能所必须达到的范围和深度以及实现方式等等方面是不一样的。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机器，它的核心任务是维护和实现阶级统治。
但是国家为此而执行政治统治职能的强度、范围和手段的具体选择都必须以统治阶级政权的现实生存条件和状况为依据，如政权的巩固、社会经济发展条件、阶级斗争状况、社会秩序状况等，如果一味地强调阶级斗争、政治统治，甚至不顾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而盲目地把阶级斗争扩大化，那么政治统治将最终会丧失其社会基础。
国家职能变化的另一个方面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将会不断扩大并得到强化，而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则会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渗透或融合到社会管理职能中去。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阶级社会中，国家所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是比较有限的，这与这些社会的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不高和生活方式简单密切相关。但到了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随着大工业生产的发展，新兴城市的不断涌现，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的范围、方式，与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管理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考察1848年革命后的法国社会时，马克思看到在行政权力扩大的背景下，国家对社会管理扩大到了极端形式。“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它那些重大的生活表现起，直到最微小的生活表现止，从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个人的生活止”。这说明，只要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只要资产阶级需要，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就可以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和各个层面。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随着国有垄断资本和私人垄断资本的互相融合，国家在直接参与资本再生产过程的同时，还以立法、行政、政策等手段广泛干预和管理社会经济生活，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进一步地得到扩展和强化。
无产阶级国家同资产阶级国家以及其他一切国家一样，其国家职能也必然有一个不断调整、转型和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始于为自己争得民主权利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统治职能是通过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专政工具，消灭私有制，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阶级和剥削，来建立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为了实现政治统治，无产阶级确立并执行以社会主义公共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管理职能。无产阶级国家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向共产主义迈进的一个过渡阶段。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职能不是一成不变的，将随着这个过渡的具体进程而发生变化。这种变迁的基本趋势是：政治统治职能将随着社会的发展、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范围的缩小而逐渐缩小其作用的范围，而社会管理职能则日益深入到社会生活越来越多的领域。
（二）社会主义国家职能的实践探索及其经验教训
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曾经在《国家与革命》、《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等着作中阐发了对新政权职能的看法。他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打碎和摧毁旧的现成的国家机器，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政治形式的本质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国家是对资产阶级进行镇压的特别力量，革命政府应该是同时监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构；他还认为，新政权在经济方面，应把没收来的地主的土地国有化，然后，按劳动或消费定额在劳动者中进行分配，把资本家的最大的垄断组织收归国有，取消商业秘密，强迫工业家、商人以及一般企业主合并为各种联合组织，实行普遍义务劳动等。
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严峻的挑战，国内战争和国际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的双重考验，促使苏维埃必须充分发挥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镇压反革命的颠覆和叛乱，国家的一切社会职能只能服从于、服务于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
在政治职能方面，革命胜利后迅速成立临时工农政府即人民委员会、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新的法院，建立全俄肃反委员会，建立红军和红海军等。1918年，国内战争爆发，苏维埃国家的体制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为统一的军营，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工农国防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交通人民委员部和食品人民委员会的代表，以及红军特别公营委员会主席组成。该委员会拥有动员全国人力和物力的权力。苏联成立后，1924年通过的《苏联宪法》规定，一切外交事务，军事，对外贸易，铁路和邮电各项事务都归苏联管辖。此外，属于苏联管辖的还有，制定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指导原则，领导财政、粮食、监察等部门的工作，规定法院组织、诉讼程序以及联盟的民事和刑事立法的原则，解决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纠纷等。在这种军事化国家职能体制下，作为执政党的俄共（布）普遍存在的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党内缺乏必要的民主生活和民主程序。
在社会经济职能方面，新政权颁布了《土地法令》，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并在农民中按劳动和消费定额平均分配，剥夺了富农多余的土地，均分给农民；经济领域实行了工人监督生产，普遍建立工人监督委员会，以群众性的权威组织的方式，向资产阶级夺取经济权力，确立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为了领导、统一和协调全国的经济生活，1917年成立了经济行政领导机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之后，最高经济委员会下设了地方各级委员会，从而形成了苏维埃领导国家经济生活的行政体系。与此同时，苏维埃政权迅速地把银行、交通、外贸以及垄断程度最高的工业企业如采煤、石油、制糖等收归国有。由于战争的发展，苏维埃俄国面临巨大的困难，粮食紧缺，燃料和原材料奇缺，军工生产任务剧增，生产工人大量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国家的经济职能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实行新的余粮征集制，加速实行国有化的进程。直至1920年底，把一切工业企业都收归国有。在管理体制上，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内设置了52个总局，对企业进行直接的总体性的领导。1918年末，实行普遍的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事化。在分配领域，实行了经济关系实物化，禁止自由贸易，实行平均主义分配等。
这样就逐渐形成了战时共产主义国家职能体制。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保证了国家最大限度地动员和集中全国的资源，有计划地利用了资源，以维持战争时期的经济需要，为前线服务，战胜国内外的敌人。1920年，曾经试图把这种战时共产主义职能体制延伸为和平经济建设的职能体制。
但是，在实践中却遇到了很大的危机，不仅是经济方面的危机，而且导致了政治上的危机。这迫使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对战时共产主义国家职能进行调整。
实现新经济政策使战时国家职能出现的新的变化。开始探索从当时苏联经济的实际状况出发，按照经济规律本身的要求来发挥国家管理经济生活的作用。改余粮征集制为实行粮食税，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和经济形式存在，改革工业经济管理的总管理局体制，扩大地方和企业权力，对大企业实行托拉斯和辛迪加化，改革平均主义色彩的分配制度，实行等级制工资制度，重建国家银行和货币体系，稳定币值，国家开始编制经济计划工作，等等。这些新经济政策大大恢复和强化了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对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