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这一系列制度不仅表明，无产阶级新的国家机器代替了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且表明无产阶级国家的任何专政活动都必须是民主的、制度化的活动。正如列宁指出：“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是‘终于发现’可以、而且应该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
这种政治形式是一种民主的国家制度形式。巴黎公社在落实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上的做法，体现了公社治理的一条重要原则：无产阶级必须以制度的方式才能“防范”自己的“代表”或“官吏”发生蜕变，以保证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这也是此后无产阶级专政运动必须汲取的一条宝贵的经验：必须注意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律化，注意通过健全各种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政策措施来保证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出发，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十分重视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建设，把新型民主和新型专政落实到国家生活的各项制度上，尤其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各项制度上。在新型专政方面，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依然必须建立强有力的专政，这个专政就是：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为了使反动派恐惧，为了维持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为了使无产阶级能够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这是个根本性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强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即既不受资产阶级法律的约束，也不受无产阶级专政内部各种思潮的挑战。
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和各种敌对势力的活动十分猖獗：旧官员、旧职员不愿为苏维埃政权服务，消极怠工；反革命分子的暗杀、抢劫、投毒、煽动罢工等破坏活动更是层出不穷。1917年12月，旧内阁各部、国家银行、国库、市政管理委员会的旧官吏怠工已达一个多月，破坏分子制造“酒库大抢劫”事件，用抢得的酒灌醉卫戍战士，在酒徒中散发传单，滋事捣乱，并策动旧俄时期的公务员举行总罢工，以对抗苏维埃政权。在如此严峻的局势下，党和政府决定成立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以“红色恐怖”来扞卫和维护革命的新生政权。然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契卡”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由于法制缺失，“契卡”的活动也发生过打击面过宽、无根据地抓人、审讯中滥用权力，甚至以暴制暴等现象，酿成一些错案。列宁深知无产阶级国家的专政职能必须实行法律化、制度化的重要意义。在列宁的建议下，1919年2月，俄共（布）中央通过决定：“（1）肃反委员会应把判决权转交革命法庭；（2）肃反委员会如下机构予以保留：调查机关；直接镇压武装暴乱机关（土匪的、反革命的等）。”
党中央还作出决议，只有当宣布戒严时，肃反委员会才拥有采取紧急措施的权力。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专政并不是“取消民主”，也不“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个人独裁”，而是要发展无产阶级新型的民主，创建比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好千百倍的民主制度”。列宁指出，虽然社会主义民主是第一次成为供穷人享受、供人民享受而不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但社会主义民主更应该法制化、制度化，落实到无产阶级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政治制度建设上，“工人民主制”是列宁对和平时期民主制度建设的政治设想。其要点是：要保证全体党员甚至是最落后的党员都能积极参加党的生活，讨论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要对各级党政干部排斥委任制，从下到上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决议；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等要定期举行；要彻底消除任何派别活动，又要经常出版“争论专页”和“专门文集”，以保障党内的言论、出版自由；对党员滥用自己的地位和物质特权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从以上内容中可以看到列宁关于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不少精辟思想。可是，由于20年代初全党必须以全副精力解决各种迫在眉睫的危机，“工人民主制”的一些具体制度还来不及实施就被束之高阁，到斯大林当政后就被完全摒弃，成了一纸空文。1922年5月25日，列宁第一次中风后，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列宁与斯大林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特别是斯大林个人集权的道德人格倾向给党和工农联盟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列宁对斯大林能不能十分谨慎地使用自己的无限权力没有把握，这不能不引起列宁的严重忧虑和不安。列宁从当年的12月到次年的3月，病中口授了“最后的八篇书信和文章”，其中一个直接的目的，就是希望将要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对“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尤其是希望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列宁在八篇着作的第一篇《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列宁是想通过改革从制度上解决上述问题。这些改革措施包括：一是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加强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防止因领导人某种不慎而造成分裂的危险；二是把中央全会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健全党中央的工作机制和决策机制；三是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并把它同改组后的工农检查院结合起来，加强对党政各级机关的监督，特别是对领导人的监督，建立健全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监督制度；四是改善和提高国家各级机关的人员结构，吸收工农参加党和国家的管理，政治上是要一心为社会主义奋斗，素质上是要有知识、受过教育训练、肯于学习的人；五是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汇集并充分发挥各界人士的优势和力量。
遗憾的是，虽然列宁提出了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思路，但由于党的领导层没有真正采纳，甚至这些信件也没有送交到俄共（布）十二次代表大会，随着列宁的去世，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也就未能展开。
在国家的民主治理方式上，列宁曾设想要建立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制，实行直接的“人民管理制”，对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进行选举，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只能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以“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但实践证明，国家的治理不仅要有文化水平，更要有法律法规。“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
这种情况下，“人民管理制”已经成为“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这实际上是政党治理国家的特殊的国家治理方式。但是，党又如何来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党和国家（政府）的关系如何处理？政党自身的民主制度如何确立？党内的民主制度与人民民主的体制和机制是何种关系？政党如何有效地治理国家？这些又成了一系列需要从制度层面规范的重要而紧迫的问题了，这是政党治理国家的关键。
（三）政党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无产阶级政党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和执政问题。如前文所指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历史地、逻辑地与无产阶级政党联系起来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执政也就构成了无产阶级国家治理的核心和动力。尽管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无产阶级政党始终没有成为一定国家的领导党和执政党，但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及其理论的创始人，他们一开始就是把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当作未来执掌国家政权的执政党来建设的。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和策略原则、党的领导和组织原则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科学论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一般性规律，这为无产阶级国家的政党治理国家问题奠定了比较全面的理论基础。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无产阶级国家的政党治理国家的实践提供了现实基础，开辟了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治理国家的新时代。一般来说，政党治理国家就是政党如何执掌和运行国家权力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活动。因此，政党治理国家就必须从根本上把握好三个基本主题：一是政党与人民群众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二是政党如何科学、有效地执掌、运行国家政权问题；三是政党自身的建设问题。然而，实际上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治国的实践经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中处于缺失状态。
因为，无产阶级执掌政权的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2天，而当时法国还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很难提供无产阶级政党治国理政的经验；而列宁时期的苏俄，由于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因而总的说来，列宁关于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并不是很清晰、严整的，既有发展和创新的一面，也有某种片面和局限性。不过，我们围绕着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还是可以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治国理政的实践与理论的探索作一些概括。
第一，在党与群众关系方面，无产阶级政党要始终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代表群众的根本利益。列宁认为，这是党的性质的要求和力量的源泉，是整个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的道德原则，也是党执掌和运行国家权力治理这个国家的根本伦理价值。为此，党必须体察民情，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作出正确的决策。他指出：“我们需要的是新型的政党，另一种性质的政党。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经常同群众保持真正的联系的党，善于领导这些群众的党。”
“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容易脱离群众。他的一句名言是：对于领导一个大国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因此，党要“更深入群众”、“更密切地联系群众”。第二，在党与国家（行政）权力的关系方面，党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领导主要体现为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列宁强调，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和其他一切组织的领导者，“它的任务决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水平，而是带领群众前进”。
在革命年代，“党的直接的和责无旁贷的义务就是领导无产阶级的一切表现形式的阶级斗争”；在和平建设时期，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但同时，列宁又特别强调，工人阶级政党的这种领导决不允许是党政不分的一切的绝对领导，而是实行方针政策的“总领导”。他指出：“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
第三，在党执掌和运行国家政权方面，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正确、合法、有效地行使国家权力。执政党的重要职能，是运用国家的公共权力，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为此，列宁指出，执政党必须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贯彻自己的决定。党的各级组织和所有党员，都不允许有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权力，都不允许以言代法，更不允许破坏宪法，“党应当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的范围内来贯彻自己的决定”。另一方面，由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形势严峻，俄共（布）又缺乏执政经验，加上党内意见分歧严重，这种情况使俄共（布）无法形成一套团结和争取不同派别力量的政治策略；党内外的纷争耗费了领导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一些领导人希望能比较简便、直接地制定国家的方针政策，也使不少的党员干部简单、粗暴地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力。当这种情况最终导致农民“上访”、暴动的后果，甚至是海军兵变时，列宁立即警觉到，这不仅意味着俄共（布）的国家治理面临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面临着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俄共（布）十大后取消粮食征集制，实行粮食税，实现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这个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政党执政在正确估量局势、体察民情民意、合法行使国家权力、作出的正确决策、创造高效的治理效果等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更重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