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是凭借国家公共权力，和平地管理冲突，建立秩序，实现人民平等、自由、人民主权等价值理念的方式或过程。一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最为引人注目的进展，除了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蒸蒸日上，就是民主政治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民主已经成为不以任何人和任何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的时代潮流。1989年，弗兰西斯·福山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指出自由民主作为统治体系的正当性，这些年来已经在世界上达成了明显的共识，它已经“征服”了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等对立的意识形态，声称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体制可能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和“人类统治的最后形式”，也构成了“历史的终结”，因为历史不再会发展出更新的形态。1992年，福山又在此基础上推出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进一步断言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经走向完成。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哈佛大学着名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出版了《第三次浪潮——20世纪晚期的民主化》新着，详细分析了20世纪下半叶30个国家和地区由非民主政体转向民主政体的历史过程。可以说，福山和亨廷顿拉开20世纪末世界民主化思潮新的帷幕。
显然，西方民主化思潮以及西方国家极力推崇的“自由民主”政治，一方面主张和倡导西方现有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理念向全世界的直接移植，这反映的是西方民主制度在世界政治交往中的强势地位和优越的价值心理；另一方面，又无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这反映的是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尽管如此，世界民主化思潮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体建构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对此视而不见，而是应当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这是中国政党推动型政体建构模式的外在压力，更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外在因素。
之所以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并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制度，或者说向西方“自由民主”政治靠拢，而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向共产主义这种“个人全面发展与自由联合”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无产阶级的、人民的民主，建构马克思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如前面所论述的，中国社会主义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它并不与民主对立，更不是排斥民主制度的专政形式，它本身就是民主，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优越于资本主义国家民主的新型的民主政治。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即所谓的“自由民主”政治，扫荡了以往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使人类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自由、权利和公平，也从根本上震撼了政治生活中根深蒂固而又屡除不尽的官僚、腐败和不负责任的痼疾，创造了人类政治运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效率和合法性。所以，当下，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在世界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时并存的历史条件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特殊情况下，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政体的建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继承政治传统、汲取外部政治经验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制度竞争的问题，是一个如何创建“优越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型的民主政治”的问题，是一个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新道路、新模式、新内涵和新优势的创新问题。
所以，新型的民主政治的政体建构，首先是要保证政治运行高效、廉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与社会利益共享，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优良服务。
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建构就是完善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邓小平早就指出过，我们不搞西方那一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多次明确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邓小平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后来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邓小平在系统和全面思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强调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强调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真正建立起既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又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民主政体，从国家权力结构体制上根本杜绝“文革”之类的全局性、长时期决策失误，具体地实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充分调动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积极性。可见邓小平已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建构确立了基本的方向和总体目标。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地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削弱和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搞西方那种议会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能削弱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搞西方那种多党制。”
这是中国特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要求，背离了这个基本要求就会伤害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人民就会丧失当家作主的地位。所以，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所作《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体建构的根本目标。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体建构的独特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建构目标或目标模式的确立，并不是一种纯理论的演绎结果，也不是中国最高决策层预先所明确设定的，而是伴随我国渐进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和中国政治发展自身特点出发，在中国政治决策层与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互相博弈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下来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建构有其独特的内涵。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建构的前提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推动者，对我国社会主义政体制度的基本结构有着深刻的认识，把政治体制改革所涉及的政治制度区分为基本的政治制度和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在国家性质上，指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在政权组织形式上，指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党制度，实现和维护我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具体的政治制度指的是政治体制，包括组织机构与人事制度、决策程序与权力运行机制、职权划分与责任承担、权力监督与权利保障等方面。
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国家和社会主人的身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基础。所以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具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符合我国的国情，不存在改革的问题，必须继续坚持和完善，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基本性质。与此同时，他又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
这样，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就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体建构的基本政治前体。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建构的重要内容是要创建民主与法制的政体。
邓小平对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总目标的思考和探索，涉及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二是如何确立社会主义法制。
他指出，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过去我们都不足。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他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没有社会主义法制就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另一方面，民主政治是实现法治的前提，离开民主来谈法制，虽然制定了许多法律和制度，但因为民主的缺失，这些法律和制度也只能是一种政治的形式，未必能起到作用，未必能够实现法治。传统国家并不是因为缺少法律和制度，而是因为缺少民主，才导致吏治的腐败，才形成政治权力的周期性更替的痼疾。因此，要使法律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就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根本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人民当家作主，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享有基本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另一方面是为了兴利除弊，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的政治制度。它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探索中国特色政体建构历程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事务实施领导的一大特色和优势。实践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所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首先是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重要内容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社会主义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下的“自由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基于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对极少数敌对势力专政的最广泛的民主。所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能不要党的领导，没有这个领导核心就没有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安定、团结和统一；坚持党的领导也不是不要社会主义法制，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干部并没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党的领导和执政的权力是宪法法律框架内的权力，是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社会主义新型民主的重要特点和形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依法参与人民政权，他们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而是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参政党。只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这个前提，即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框架下，我国的政党制度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西方资本主义两党制或多党制互相攻讦、互相倾轧和无谓消耗国家力量的弊病。第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实践内容是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
扩大基层民主就是发展城乡基层政权机关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建立和健全基层机关和群众自治组织的各项制度，维护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依法办事，坚决纠正压制民主、强迫命令等错误行为，才能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地推动基层民主和法制建设。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建构是要创建廉洁与高效的政体。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精辟地指出我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危害和根源：“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生活、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
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又进一步强化了本来就存在严重弊端的经济体制，从而形成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互为因果的关系，使政治体制的弊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迅速推进而不断暴露出来。如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权力过于集中、官僚主义严重、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腐败现象开始蔓延，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