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其发展必然受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护理教育作为专业教育的一种类型，其发展也必然受到本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状态的影响。为了解国外高等护理教育标准在中国的文化适用性和适用程度，我们选择了国外高等护理教育质量标准中较有代表性的美国AACN的高等护理教育专业标准和英国NMC的护理胜任力标准（以下简称《标准》）作为研究对象，设计和开展了以下调查研究。
一、资料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
问卷共发放111份，回收111份，回收率为100%。问卷发放的对象主要为具有5年以上从事护理教育和相关工作的护理专业人员。
（二）方法
在反复研读所要研究《标准》的原稿后，提取《标准》一级和二级指标中涉及的核心概念和内容，从对相关概念和内容重要性和文化适应性程度的认同度等两个维度收集调查资料。问卷采用5～1点李克特式量表（Likert‐type scale）格式，针对每个具体条目，从重要性和文化适应性两个方面对相关标准进行调查。具体地，分值5＝“重要”或“符合”，分值4=“较重要”或“较符合”，分值3＝“一般”，分值2=“不太重要”或“不太符合”，分值1=“不重要”或“不符合”。为保证对所要调查标准条目概念表达的准确性，每个条目直接从《标准》中摘录译出，同时邀请两位有丰富护理教育经验且有出国留学经历的学者审核，另外，尽可能在问卷中保留相应条目的英文原词。问卷最后还包括一个开放性问题，针对我国护理本科毕业生应具备的核心知识、能力、态度和价值观问题征求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
发放问卷多利用各种全国性护理教育相关学术会议举办的机会，采用调查者与被调查者面对面的发放形式，以便及时解答调查对象针对问卷提出的问题。
所有问卷数据输入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综合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一）参与调查的专家、教师的情况分析
参与调查的专家和教师分别来自国内41所开设本科护理教育的院校或承担本科护理专业临床教学带教任务的医疗机构和单位，覆盖了全国15个省、市和地区，其中男性4人，占3.6%，女性107人，占96.4%。
专家职称分布为：高级职称54人，占48.6%；中级职称40人，占36.0%；初级职称及其他17人，占15.3%。学历／学位分布为：大专6人，占5.4%；本科67人，占60.4%；硕士及以上38人，占34.2%。
参加调查的绝大部分人员在护理教育和临床护理一线工作，其中，在护理院校从事护理教育工作53人，占47.7%，从事临床护理和护理管理工作16人，占14.4%，两者兼顾39人，占35.1%。
从事护理教育和相关工作的年限分布为：5～10年25人，占22.5%；11～20年53人，占47.7%；21年以上33人，占29.7%。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参与调查的专家来自护理教育的不同领域，绝大部分是教学一线的师资，有护理院校的教授、副教授、讲师、院长、主任，还有来自教学医院的护理部主任、临床护理专家。中青年专家占绝大多数，同时有多年从事护理教育和临床教学及管理的经历，对相关领域具有较高的熟悉度。
（二）对美国和英国高等护理教育本质质量标准重要性和文化适应性的调查结果
对于“赞同频率”的数据统计处理，是根据态度分值5～1的评分标准，将分值为4及以上的归为赞同，求出赞同频率。
从结果可以看出：第一，关于《标准》各核心概念重要性得分最高值为4.76分，最低值为3.46分，40个条目中，重要性得分在4分以上有30个（占75%），赞同频率在70%以上的条目有34个（占85%），各条目得分均值的变异系数小于20%的在半数以上，变异系数越小，被调查者意见的一致程度越高，一般认为小于20%的变异系数在可接受的范围，反映了中国护理教育者和专家们的意见较为一致，对国外高等护理教育标准大部分概念持积极态度。
第二，关于《标准》各核心概念文化适应性得分的最高值为4.41分，最低值为3.16分，40个条目中，得分在4分以上的有8个（占20%），得分在4～3.16分的有32个（占80%），赞同频率在70%以上的条目有16个（占40%），各条目均分的变异系数波动在16.9%～33.9%之间且以20%以上的占大多数，反映了中国护理教育者对《标准》的文化适应性方面意见不一致程度相对较高，对国外标准的可转移性（可借鉴性）方面持谨慎态度。
第三，关于重要性和文化适应性方面得分和赞同频率相对较高、变异系数相对较低的概念，在美国《标准》中主要有：“疾病护理”、“技术能力”、“沟通能力”、“评估能力”、“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护理提供者”、“运用信息和护理技术”、“评判性思维能力”等；在英国《标准》中主要有：“评估”、“以患者为中心”、“健康促进”、“沟通”、“评估”、“临床判断”、“解决问题”等；这提示对中国高等护理教育来说，这些概念具有较强的可转移性（可借鉴性）。关于重要性和文化适应性方面得分相对较低、变异系数相对较大的概念，在美国《标准》中主要有：“医疗体制与政策”、“全球保健知识”、“自主性”、“人性多元化”、“护理设计／管理／协调者”、“专业成员”等；在英国《标准》中主要有：“合理授权、监控和指导他人的实践”、“数学计算”、“提供安全、有效的循证护理”、“专业团队合作”、“提供措施依据”等；这提示在这些领域，中外之间有较大的差异。
从对专家的进一步访谈中了解到，大多数专家认为国外教育标准具有相当的先进性，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但根据中国当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对国外标准的吸收和借鉴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对于“我国护理本科毕业生还应具备的核心知识、能力、态度和价值观”这一问题，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有：中国高等护理教育标准应体现中国特色，如应增加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近现代史、文学、音乐、美术、形体训练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特别应增加传统医学护理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如中医按摩、推拿、针灸、中医食疗、药疗等，还应学习统筹学原理，锻炼统筹能力和决策能力。有的专家特别强调专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的培养，也有的专家强调了审美能力的培养。
三、讨论
（一）中外高等护理教育文化存在共同之处
高等护理专业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内在一致性，使不同国别的高等护理教育间存在许多共同之处，特别是各国护理教育所基于的哲学观、信仰和价值观存在相当程度的统一性。如对护理学科“以关爱为本质”、“以患者为中心，利用一切机会促进患者健康”等观念的认同；对护理专业学生应具备“疾病护理”、“评估”、“沟通”、“技术”、“评判性思维”等护理知识和能力的认同；对护士“护理提供者”角色的认同等。
（二）中外护理教育文化具有差异性
教育标准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完善的，与本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以美国为例，美国在政治上是个分权制的国家，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十分发达和完善，美国还有着崇尚个人主义，自愿性组织的文化传统，社会在管理国家公共事务方面有着较强的作用。因此，美国高等护理教育质量标准的构建以护理专业的社会团体组织为主体。美国《标准》中所强调的自主性是深深扎根于其个人主义的信仰中的。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社会是一个多种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并存的社会，因此强调护理人员必须具备人性多元化知识也顺理成章。关于医疗体制与政策，护理工作者作为美国最大的健康工作群体，其专业组织鼓励护理专业人员具有从政和参政意识，努力去做让护理人员的声音被政府和社会所听到的事情并成为“政治通”，参与医疗政策和制度的制定。由于认识到全球化不仅是国家间经济活动的驱动力，也是护理工作和护理教育国际化的驱动力，因此掌握全球保健知识在美国也显得十分重要。美国的护理专业有其自己独立的体系，不隶属于医疗，护士理所当然地具有护理设计者、管理者和协调者等角色功能。但对于正处于不断发展过程、尚未完全从医疗的束缚中走出来的中国护理专业体系而言，护理设计者、管理者和协调者等概念还有待逐步建立和完善。
在英国，护士分不同等级，上级护士必须学会授权和监控所辖范围内护士的工作，担负起指导和监督作用，“授权、监督和指导他人的实践”自然成为NMC标准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中国不同层次护理人才在临床使用中尚未建立起较好的能级对应制度。另外，在NMC标准中被强调的“数学计算能力”在中国的本科护理专业学生中却一般不成问题，因此也不被认为需要在专业教育标准中特别强调。循证护理概念虽然已被引入国内，并提倡在护理实践中贯彻，但超负荷的临床工作，使得经验护理仍占主要局面。同时，医护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异，真正意义上的团队合作观念还有待于建立和完善。由于受中国国情和观念及人口文化素质的影响和局限，以上关键概念的不同和矛盾需要护理教育者进一步的探讨。尽管中、外护理教育有部分共识的观念，但两者的差异会让护理教育者在没有估计到文化适用性而盲目将《标准》照搬回本国时引起冲突。所以，如何将《标准》中的关键性概念引入和实施到中国的文化体系，使之适应于中国的本土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三）借鉴国外护理教育经验和成果要结合本国国情
英、美等国高等护理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在吸收和借鉴国外护理教育经验和成果时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文化观念和人口文化素质的现状。对于诸如“护理技术、人际沟通、评估、健康促进、信息运用、评判性思维能力”等概念在中国护理教育文化中具有较好的认同度，反映了这些概念具有较强的文化可转移性（可借鉴性）。也就是说，在构建我国的高等护理教育质量标准时，可考虑将这些重要概念纳入其中。对认同度相对较低的概念应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同时，在构建中国高等护理教育质量标准时要考虑充分传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尤其是中国传统医学、护理文化的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