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群在水平维度和垂直维度之间的知识传播机制是互补的关系，当垂直维度深化，新的经济行为成为可能，知识创造被推进，同时促进了内部市场的扩展。而根据水平维度的分析，当企业主体间的知识是异质互补时，水平程度的学习效果将降低。因此，持续的分工专业化，对于整个集群的知识创造有一个最适的拐点。超过这一位置，由垂直维度带来的知识深化收益将被水平维度知识学习效果降低所抵消。只有集群企业数目的增加，才能够保证水平维度上的多样化和垂直维度的劳动分工带来的学习效果同步推进。
（2）Capello和Faggian（2005）关系邻近知识传播模型。
他们认为，仅用集群企业之间的地理邻近并不足以解释它们之间的知识传播行为，还需要其他具体的知识传播机制才能获得满意的解释。他们提出与地理空间相对应的关系空间（relational space）。关系空间是指由文化上相似的人或机构间合作形成的能力与归属感带来的企业、机构个人之间包括市场关系、权利关系以及合作关系构成的关系集合。
Capello和Faggian（2005）提出了文化邻近性（cultural proximity）的概念来表示知识传播双方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地理归属感和共同的互动能力，并认为这是集群企业之间发生知识传播的前提条件。文化邻近性以关系资本为机制实现知识传播双方间的显性合作、隐性合作以及公开或私人的伙伴关系，因此这些关系资本实际上为集群企业之间的知识传播与集体学习提供了场所。他们更进一步提出了关系资本对集群企业之间知识传播行为的作用机制即通过本地劳动力的高速传播，本地企业间稳定而有成效的各种关系以及企业衍生。
中观视角在集群知识传播研究中具有悠久的研究传统，然而或许是受早期经济地理学科的影响，中观研究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是过分强调集群企业间的共性，忽视了企业间的异质性以及集群动态演变的现实。它们将集群抽象为一群同质的中小企业，连接在区域的投入产出网络中，获得集群成员所共有的吸收能力，对于集群中传播的知识能够如空气一般进行吸收利用。由于中观的特性对于所有的集群企业都是一致的，而且如地理、文化和价值观这样的特性通常无法改变或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这使得中观研究无法对集群内企业之间知识传播行为上的差异以及知识传播网络的动态演化给出清楚合理的解释。但是中观研究为我们理解具体的企业知识传播行为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如制度邻近、关系邻近和地理邻近的观点并非毫无价值，它们揭示了集群企业知识传播所受到的共性影响；中观维度的研究还是可以解释许多集群知识传播现象，如Saxenian（1994）对地区间发展差异的比较。
二、微观视角集群知识传播研究
中观研究表明集群确实在总体上促进了企业间的知识传播，但是其分析视角决定了其无法对集群微观的企业知识传播行为做出有力解释。
Martin和Sunley（2003）就指出，传统集群研究对于其中内部企业的组织运行方式缺少严格的分析。Hudson（1999）也认为传统集群研究过于强调本地企业在整体上获得的优势，而对这些优势事实上如何在内部企业层面发生的机制却了解不多。事实上，中观研究的理论中通常强调企业之间在地理上、制度上表现出来的共性，而极少有研究关注到集群企业之间的异质性（Rabellotti & Schmitz，1999）；将集群内部知识传播网络结构视为一致的、均匀的和不变的；网络中所有企业的定位都是相同的、无差异的。
中观研究对集群内部企业知识传播机制的忽视促使了最近微观视角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研究的涌现。微观研究以集群中的企业为分析单位，在企业异质性的假设下对集群中企业知识传播网络的结构特点进行深入分析和实证检验，并提出了微观层面的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理论模型。
大量微观实证研究发现，集群中的企业并非中观研究所假定的同质企业，而是存在着高度的异质性，这些异质性体现在知识基础、嵌入性程度和经济地位等维度（Giuliani，2005；Giuliani & Bell，2005；Lissoni，2001；Malipiero、Munari & Sobrero，2005）。如Giuliani（2005）认为传统集群知识传播研究通常过分强调企业对外部知识资源的依赖，忽视了企业内部的知识吸收过程。她遵循吸收能力的研究思路，指出企业对外部获得知识的吸收效果依赖于其自身的知识基础。Giuliani（2005）将知识基础定义为，当企业在寻找问题解决方案时，所使用的信息、知识和能力的集合。由于企业的知识基础是其持续学习的结果，因此它本质上是不完全的、复杂的、路径依赖和特定的（specific）。在此基础上她提出，集群企业之间的异质性知识基础决定了它们知识传播上的非均匀性。
Albino等（1999）对意大利新产业区的最新研究则发现，随着国际化和工业化的发展，集群中的企业结构会表现出层级化程度（hierarchy degree）不断提高，也就是其中会涌现出许多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领导企业，这些领导企业的行为和战略主导着集群内部企业的知识传播过程。
Owen‐Smith和Powell（2004）则发现集群中企业之间的制度性角色与网络定位有着显着的差异，这对它们之间的知识传播的开放性或封闭性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当集群网络为公共服务类企业所主导时网络中的知识传播将表现出较强的开放性，而当营利性的私人组织主导网络时集群中的企业间知识传播则表现出较强的封闭性。
Tallman等（2004）则指出，由集群企业的架构知识决定了每个企业对于部件知识关系的独特认识和对新部件知识的识别、理解和吸收，集群中不同企业的架构知识禀赋为其提供了不同的知识传播和吸收能力。
下面笔者根据微观研究所强调的企业异质性因素的不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介绍。
1.关系视角类研究
近年来，集群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社会网络的理论和方法进一步渗透到了集群研究中，从集群企业关系视角来研究集群问题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Cooke & Morgan，1993；Storper，1997）。关系视角对集群研究中的知识传播机制、企业学习行为和群体创新行为等问题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思路。
关系视角研究的一个基本观点是，集群是一种超越企业的网络组织，由众多密切联系、互动的组织构成，其组织结构具有明显的网络拓扑结构特征（Powell、Koput & Smith，1996）。相应地，集群知识传播的微观关系视角研究通常从集群关系网络出发，分析企业不同网络属性对其知识获取和知识传播的影响。
Albino等（1999）认为企业之间在集群关系网络中的地位的差异对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网络有着重要影响。他们的研究观察到产业化和国际化对意大利产业集群内部企业间关系的影响，提出领导企业的出现对集群中知识传播的过程发生了改变。集群内部企业专业化分工，使得领导企业必须依靠其他企业才能获得高水平的竞争优势，这对领导企业提出了协调生产活动的要求。为了有效协调这种依赖关系，领导企业将对需传播的知识进行编码重组后向其他关系企业传播。由于传播的知识有可能被外部其他竞争者模仿，领导企业通常会采用一些控制性策略（appropriatestrate‐gy）来控制供应商网络，改变原有的企业间关系和知识传播行为。
Morrison（2004）则更进一步研究了集群中领导企业（leaderfirm）作为集群知识传播网络中的守门人（gatekeeper）的问题。他们发现由于网络的建立需要大量的成本，当企业在寻找外部解决方案或知识资源时，更关注于那些能够提供更好方案的企业。那些具有较强知识基础的企业在集群中会被视为技术领导者（leader firm），其他企业会期望和它们建立较强的关系来获得知识和技术。因此，集群中的企业不可能如中观研究假定的那样建立广泛的知识传播网络。Malipiero等（2005）指出，集群中的领导企业实际上充当了桥企业（bridging enterprise）的作用，领导企业通过吸收外部知识并将其进行编码转换后传播给集群中的其他企业。
Owen‐Smith和Powell（2004）则认为，将网络视为均匀一致的渠道忽视了那些具备良好网络定位企业通过处在信息和资源交汇处所获得的知识传播优势，关于集群中知识传播网络的研究应该关注到其他非结构化的特征上，如节点企业的特征、地理位置、更大背景下的制度支持（institutional underpinnings）。他们指出，企业之间有两种网络联系类型：渠道（channel）与管道（conduit）。渠道型的网络关系，扩散性地促进信息在网络中节点间的传播，使得松散连接的节点和紧密连接的中心节点都能获得好处；而管道型的网络关系是封闭式的，它通常通过法律安排，使得只有部分中心节点才能获得知识传播带来的收益。网络中主导节点的特征将改变信息传播的网络结构，公共性组织主导的网络表现出较大程度的渠道特点，而私人组织主导的网络表现出较大程度的通道特点。
2.认知视角类研究
与关系视角的集群知识传播研究相比，认知视角的集群知识传播研究最大特点是它们将集群企业视为一个认知主体，并把关注的焦点从关系网络特征转到企业的知识基础上。在认知视角的研究者看来，集群企业的知识获取和知识学习本质上是一个认知过程，虽然地理邻近和非地理邻近等因素能够促进企业之间形成共同的文化和频繁的交流，但集群企业之间的知识学习和知识交流根本上还是取决于企业自身对外部信息的识别、认知、理解和吸收的能力（Boschma and Wal，2005）。
Giuliani和Bell（2005）从企业知识基础出发，研究了智利葡萄酒产业集群中的知识传播现象，发现集群中企业的知识传播并非如中观研究所说的广泛的一致的，而是异质的、不均匀的。另外他们还发现集群企业之间的商业或生产活动上互动形成的网络与企业的知识网络也存在着差异，也就是说企业之间的互动未必会带来知识上的传播关系。Giuliani（2005）的研究认为集群中不同知识基础的企业将决定他们在集群知识传播网络中的不同网络定位，那些领导性企业将在集群中作为集点（Hub），而那些较弱的企业由于能力太低无法吸引其他企业也无法吸收其他企业传播的知识，因此将被隔离出集群的知识网络。
Boschma和Wal（2006）认为相对认知距离（Cohen & Levinthal，1990；Lane & Lubatkin，1998）很可能影响了集群中的知识传播方式与结构，集群中的知识传播不是集体的、无差异的，而是由其中企业的知识基础所决定，结构化的。Tallman等（2004）则指出集群成员间共有的集群架构知识将提高集群范围内企业对于部件知识的传播效率，形象地说，集群架构知识为企业的部件知识传播提供了传播管道。
Kishimoto（2003）对台湾个人电脑业集群的实证研究表明，关系网络和知识传播网络有着不同的参与者和不同的发展轨迹，而非重合一致。他认为集群中的知识传播是在有共同知识基础企业间形成的知识网络中发生的，集群中知识网络的结构和关系网络的结构存在显着差异。
Giuliani（2005）的研究则针对智利葡萄酒业集群中的经营网络（busi‐ness network）与知识网络（knowledge network）进行了比较。她认为集群企业的地理邻近和关系邻近为集群中的企业提供了同等的互动机会，因此经营网络可能如中观研究所认为的那样是广泛的（pervasive），而知识网络依赖于集群内部企业的知识禀赋不同，则会表现出较大的非均匀性（une‐ven）。她的实证结果表明集群企业知识基础的差异形成了结构化的集群知识网络，而企业之间互动形成的经营网络和知识网络并未出现重合的现象。按照Giuliani（2005）的观点，不是地理邻近或关系邻近而是认知邻近决定了企业之间知识传播的网络结构。集群企业在知识基础上的异质性决定了企业知识传播的非均匀性，集群企业之间的知识传播是有选择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