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改革开放是执政党和政府主导的一项系统工程。地方政府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是在国家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大框架下进行的，地方性的制度创新有待于国家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全面推进，诸如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市场体制的完善和政府自身的改革，汇率、利率和资源价格的改革。其具体的如打破行业垄断，消除地区封锁，真正落实******发布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三十六条”；取消金融、通讯、能源等垄断行业的准入限制，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落实各类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以国家产业导向标准的项目核准制替代国家发改委的项目审批制，让民营企业真正享受到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平等的政策环境，等等，都需要有国家层面的体制改革和政策措施相配套。就地方政府自身而言，现阶段浙江的地方政府创新和体制改革，必须改变市场化初期单兵突进的改革模式，而代之以以政府改革为核心，经济、社会和政府体制改革的全面协调推进，以治理模式的创新提升“浙江模式”。
——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形成资源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模式。浙江的市场化程度全国领先，但与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资源要素领域的市场化配置程度还不高，因此，必须加快推进资源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尽力减少或约束各级政府的资源配置权，在国家层面推动的汇率、利率和资源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的基础上，逐渐完善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使市场真正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
——在更深层次上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既是制度的主要供给者和制度创新的关键主体，同时又构成市场主体和公民社会发育最重要的制度环境。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整个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因此，应把率先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提升“浙江模式”重中之重，以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带动政府职能转变和各项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
——在更深层次上推进社会体制改革，积极培育建设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成熟程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走向文明和现代化的标准之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软实力之所在。提升“浙江现象”或“浙江模式”必须合理确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通公民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制度渠道，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发展和社会自治能力，使得公民社会组织成为地方治理的重要主体。
六、关于丛书的若干说明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与治理转型的浙江经验研究丛书”是浙江省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的重大课题研究成果。
该基地是在2005年成立的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是一个由学者和教授们自发组建的自由的学术共同体。早在基地建立之初，我们就把地方政府创新与治理转型的浙江经验研究列为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并着手规划和实施相关的研究项目，这些项目后来又通过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的专家组的审定，被列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经过三四年的调查研究工作，我们先期推出《走向善治——中国地方政府的模式创新》（陈广胜着）、《政府间关系：权力配置与地方治理——基于省、市、县政府间关系的研究》（马斌着）等专着，并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陆续推出更多的成果，接受读者和专家们的鉴定。
我们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与治理转型作为研究的重点，并选择浙江为课题研究的典型案例，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认识：首先，地方政府创新和治理转型是国家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现代化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高速推进，更多的体制弊端和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不断显露出来：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造成了转型期的社会断裂；社会不平等导致的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化，东西部之间、城市乡村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腐败现象和低效率问题；司法不公、民主与法治的不健全问题；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混乱，民族精神和信仰体系的空虚问题；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如何进一步完善问题等，都需要通过更高、更深层次的改革，推进国家制度建设，在发展中逐渐加以解决。我们认为，接下来中国将要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将体制改革和国家制度建设向纵深推进，努力完成国家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的千秋伟业。
浙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最成功的省份之一，也是政府创新和治理转型比较成功的案例。浙江省各级政府因应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因地制宜地探索和调整管理体制与治理方式，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区域制度环境，在浙江营造了一个远比内陆地区优良的投资发展的“软环境”，形成了浙江经济社会在全国“先行一步”的体制优势，从而创造出以民营经济和市场化为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浙江模式”。应该说，改革开放前30年浙江各级政府在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其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所作出的发展战略的选择，毫无疑问是比较成功的。
但是，随着市场化进程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进，区域之间制度竞争日趋激烈，浙江已有的先发性体制和机制优势已经消失殆尽，而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严重，社会稳定的压力进一步增大，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往往比全国其他地区先期遇到，例如社会公平公正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安全生产和公共安全问题，等等。“浙江模式”在现阶段遇到的诸多困难和问题表明，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机制转轨，一方面固然需要改变目前这种高投入、高能耗、重污染的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面，是积极推进地方政府体制改革，实现管理体制和治理方式的创新，从而再创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体制新优势。换言之，“浙江模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管理创新与治理转型的成效。因此，立足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制度背景，考察“浙江模式”的政治变量，全面梳理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发展战略的变迁和演进，对地方政府创新和治理转型作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回顾和评价，总结地方政府创新的典型案例和成功经验，以助推我国的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进程。
其次，政府管理创新与治理方式的转型并不仅仅是浙江的问题，也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性课题。面对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多元化的国际新形势，世界各国政府都在探索并进行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管理创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性的行政改革和政府创新浪潮一浪高于一浪。“重塑政府”（Reinventing Government）、“重建政府”（Rebuilding Government）、“制度变迁”（Institutional Change）、“制度转型”（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制度的重新安排”（Rearranging Institutions）、“重新发现制度”（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制度创新”（Institutional Innovation）和“再造制度”（Remaking Institutions）等，一时成为各国政治家和政治学家津津乐道的时髦话语。长期以来，各国的政治学家和公共行政学家们一直关注着这场世界性的行政改革浪潮，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思考，积极探寻改革旧体制、重建适应全球化时代要求的政府管理方式和制度安排的新路径。
我们注意到，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不断重拳出击，推出了一套套救市方案和措施，救经济、救企业、促就业、保增长。随着一个个经济刺激方案的推出，各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不断强化，政府的作用重新受到重视。即使在西方国家，人们对大政府的恐惧感已然不在，“政府失灵”说似乎已经销声匿迹；在当今中国，政府的作用甚至受到某种程度的神化，对政府过度干预所带来的弊端的反思也越来越少，政治改革的呼声不再受到重视，而政府“全能”的神话却大有复活之势。数百年来建立的自由市场体制难道如此不堪，经不起这场金融风暴的冲击？而之前弊端丛生、在应对前期的“市场失灵”时已复“失灵”了的政府，果真还有那么大的能耐，可以大包大揽，在金融危机导致“市场失灵”乃至濒临崩裂之际挽狂澜于既倒？值此特殊时期，以浙江为个案，重新回顾改革开放和民营经济发展的艰难历程，审视地方政府管理创新和治理转型的实践，总结政府管理创新和治理方式转型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就有了非同寻常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们尝试将浙江的政府创新与治理转型过程纳入到中国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宏观视域，以治理理论为分析工具，通过跨学科交叉综合的研究方法分析地方政府改革与治理创新的实践，注重从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政府创新的互动来考察并凝聚出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研究范式。因此，我和我的研究团队所聚焦的虽是地方政府与治理这样一个地方性的主题，但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我们努力摆脱“以管窥天”式的局限，避免纯粹从地方性来讨论地方问题，而将地方性的问题放在全球化、国家制度建设和政府再造的大背景下加以审视，通过对浙江与国内外其他地区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比较研究，揭示政府管理创新与治理转型的浙江经验及其发展走向。进言之，通过经验分析和理论阐释，从政府创新和治理转型的浙江经验中，凝炼、提升出对未来中国地方政府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为建立中国类型的政府学或政府理论范式贡献绵薄，是我和我的研究团队黾勉以求的目标。目标在此，就怕志大才疏，难有建树，这就需要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多一份努力，多一份执着，脚踏实地，弘毅力行。老子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愿与诸君共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