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长时间劳动铸就农民的勤劳习俗
适宜的气候导致浙江的土地具有较大的产出潜力，人口压力不断促使农民增加土地投入，这就逐渐使得浙江具有较高的耕地复种系数。根据对全国30个省市1978-1995年数据的汇总统计，浙江农业复种指数平均高达250.6，列全国各省份第一。这种复种指数就一定意义而言，可以看做是农民的勤劳指数。因为在耕地面积恒定状况下，复种指数愈高，全年劳动投入愈多，仅仅是从大田劳动时间看，浙江农民全年劳动时间大致是北方农民的1倍以上。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浙江农民是中国最勤劳的农民。
2.集约农业和多样化农业打造农民的精明习俗
快速的人口增长挤压着浙江农民的生存空间，较少的人均耕地促使浙江农民形成了集约经营方式。而这种高度集约的生产方式，进一步导致浙江人的行为处事比较细腻而较少粗犷，善于从蝇头小利中积聚巨额资本。而且，气候的多样性，以及对于货币收入最大化的追求，使得浙江农业是多样化的农业，是商品化的农业。因此，浙江农民不像他们的北方兄弟一样，年复一年地把相同的种子往田里撒就行了，而需要对全年农业生产进行通盘筹划，要安排不同的作物搭配，选择不同的品种，以求卖个好价钱。在这种生产经营过程中，农民个人具有精明的头脑，整个村子里充满着精于计算的氛围，整个社会洋溢着功利主义倾向。
3.气温降雨同步与灾害影响相对较小导致积极的人生观
对于劳动投入和土地产出之间的积极预期，是勤劳和精明习俗的心理支持。因为过去的经验告诉浙江农民，对于土地的劳动投入会有相应回报，这就使得他们愿意为小块土地精心选择种子，投入较多的劳动和肥料，全年忙忙碌碌，信奉着一分劳动、一分收获的朴素准则。这种功利思想未免会有意无意忽视神灵，而这大概也是浙江较少狂热的宗教的重要原因。
因此，浙江具有推进解放思想较好的社会环境。积极预期的人生观，促使浙江人在艰难困苦环境下积极开拓创新；勤劳精明则使得浙江人能较好地利用仅有的生产要素，以蝇头小利形成巨额社会财富，从而进一步实施开拓创新。与此同时，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提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新要求；而较好的经济社会绩效，也形成解放思想的新预期，从而在解放思想和经济社会绩效之间形成较强的正反馈，促使浙江解放思想不断跃上新的台阶。
（二）区位支持：位于沿海和毗邻上海的优越条件
江西、湖南等地的气候条件也和浙江相似，但经济社会发展则与浙江不同，这里的一个原因，就是浙江位于江南沿海，且边上有一个上海，具有解放思想较强的区位支持。
浙江对上海有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上海是浙江企业的催生婆，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器，上海给浙江企业提供了市场、技术、信息等必不可少的要素，降低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交易成本。上海在经济社会多个层面上，形成了对于浙江解放思想的巨大支持。如果没有上海，浙江甚至不可能走上现在这样的发展路子，也不可能形成现在这样的解放思想进程。然而，上海至今仍对浙江具有强大的极化作用，吸引了浙江一大批企业和资本，对浙江的港口等产业形成强大的竞争性压力，觊觎着浙江某些行政区域。在强大的上海面前，浙江人几乎有一点手足无措，经常处于一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无奈之中。
然而历史地看，哪怕是上海这种强大的极化作用，对浙江长远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大上海降低了浙江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交易成本，对于浙江形成了以下三方面的解放思想的促进作用。
——学习成本较低。上海曾是远东最重要的工商城市。明治维新后，日本小学教科书上描写上海的课文，充满了对上海的钦羡，就像我们今天介绍纽约的文章一样。上海是浙江的最好老师，是一个可以少花钱而能够学习到大量现代知识的老师。还没有完全脱离土地羁绊的浙江集体和个体经济的创业者，在自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来自于上海的现代经济知识和大都市的精神气质。
——创业成本较低。20世纪80年代前后宁波到上海的一张五等舱船票只要3.60元，只相当于当时25斤标一早米的价格，出外闯荡成本很低。
创业伊始，浙江企业往往缺少足够的商业机会，需要在外地商业机会启迪和激励下形成本地商机。这时，浙江创业者们只要花少量费用，就可以方便地在上海找到各种信息、技术和商业机会。
——销售成本较低。上海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上海是浙江商品通向全国和全球市场的重要窗口和管道。低成本地利用上海的各种市场功能，在企业创业初期、实力较弱、销售渠道尚未打开的时候，快速地把自己的产品打向全国和全球市场，这是浙江企业早期得以较快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浙江的一些五金工具出口等企业，就是在上海口岸直接支持下发展起来的。
大上海成为浙江的一个榜样，大上海成为浙江加快推进解放思想不可或缺的诱因。面对着喧嚣的、充满活力的大上海，浙江人是无论如何也按捺不住解放思想、创业创新强烈冲动的。
（三）空间支持：人口稠密形成的空间均质化
浙江比全国具有更高的人口密度。2007年，全省每平方公里497人。
但这一平均数对于分析人口密度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浙江国土面积的70%多是不宜耕作和居住的山区。如果按平原面积计算，则浙江人口密度已高达每平方公里接近1900多人，其中最高的温岭市，如按常住人口计算，已达每平方公里近4000人。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美国的大洛杉矶地区，平均人口密度不到每平方公里1000人。在城市规划中，城市人均用地标准是每平方公里1万人，这也就是说，浙江平原地区的人口密度，已达通常城市人口密度的近20%，而温岭市则为近40%。这种人口密度，虽然导致生态环境的种种问题，但对于浙江的创业创新和解放思想，则是一种积极的支持。
——多数地方具有低成本的创业环境。在人口密集的区域内，不论在哪一个具体的点上，创业者都能与其他地方一样，得到充足的信息和较好的要素供给，具有便捷的交通支持和较低的短途运输成本。这就形成一种区域内均质化的投资环境，创业者足不出乡（村），利用本乡本土人脉和各种资源，冲破计划经济藩篱，在从小就熟悉的环境中“就地闹革命”，低成本地创办企业，促使浙江形成大众创业格局。长期来不断有人指责浙江的这种格局为“散”，其实他们没有看到，人口密集优化了乡村投资环境，乡村也具有与城市一样的较低的交易成本，导致众多的创业地点和大量创业者脱颖而出，而这正是浙江模式成功的一个基本因素。而创业与解放思想有着正相关的逻辑关系，因此也可以这样说，人口稠密导致了解放思想的较低成本。
——信息共享和技术溢出机制。当技术不再是创业瓶颈的时候，人口密集将进一步促使企业无密可保。在桐庐县分水镇这样的圆珠笔集中产地，一个产品创新，不出几天就会有大量模仿者，新的销售渠道也马上会有人挤进来。在乐清市柳市镇，空气中弥漫着低压电器制造技术，从六七岁的孩子到60岁的老翁，都知道什么是空气开关、什么是断路器，甚至都会装配这些东西。技术溢出导致企业内部创新具有外部经济性，虽然带来了知识产权保护等负面影响，出现了类似于永康县的产品生命周期很短的问题，但在客观上加快了区域整体创新，促进了竞争。信息是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是按照其所取得的信息来形成思想和采取行动的，而信息的便捷和快速，不仅有利于创业创新，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解放思想。
——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的有机统一。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这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篇第三章提出的一个命题，亚当指出：“有些业务，哪怕是最普通的业务，也只能在大都市经营。”然而在人口密集的情况下，在较小空间范围内也会有较大需求人群，从而使得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形成某种程度的有机统一，部分地解决了古典经济学提出的专业化分工与市场容量这一基本两难问题，即市场容量限制劳动分工的问题。而从解放思想的角度分析，这有利于形成和强化解放思想的外部经济性，以及解放思想的边际收益，从而进一步加快解放思想的进程。
我们进一步利用2001年数据，通过对乐清市、绍兴县和东阳市的实证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三个地方的人口密度与农民人均收入呈大致的正相关，这就从一个方面表明，人口密度是浙江一些地方解放思想，创业创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