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和1988年，中共浙江省委两次召开书记办公会议，讨论温州试验区的问题，进一步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
三、一场缺少公开反对者的奇特争论
1983年底，王小强和白南生对于温州的长篇报道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温州开始逐渐吸引国内有关媒体的关注。
（一）温州模式讨论的高峰
1984年1月23日，《世界经济导报》发表《温州农村发展商品生产的一个窗口》的报道；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在一版头条以大字标题，发表《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并首次在媒体上提出了“温州模式”概念。接下来在1986年和1987年，在国内形成了一个研究和讨论温州模式的高峰。
我们搜集了1984年至1988年，省内和全国主要学术刊物及主流媒体关于温州模式的学术论文、调查报告以及重要报道，共计63篇。对照温州市委党校网站关于温州“1990年以前文章”的网页，其中这一期间文章计61篇，可以认为，我们已比较全面地占有了全国这一期间关于温州模式讨论的主要学术论文。
（二）反对派缺席
这些文章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缺少鲜明的反对派，呈现充分肯定的“一边倒”格局。我们在这些文章中，不仅没有发现说温州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指责，也没有发现认为温州在所有制结构上出现重大偏向的文章，更没有发现指责农民自主创业存在种种问题的文章。
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当时学术界对于温州模式已是一致赞成了呢？恐怕不能这么认为。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日后的一些报道中得到证实。如2008年4月，一位知名学者在杭州的一个公开论坛上说，“有的地方和部门有误，只实行第二个毫不动摇”。这位知名学者还说他早就说过，“非公经济最好只占三分之一”。而这位学者青睐的、认为应保持40%比重的集体经济，2007年仅占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0.7%。应该不会是浙江的实践出了问题，看来还是这位学者的理论存在问题吧。
吴树青2005年提出“是否只有实行私有化才能提高经济效率”的疑问。
不赞成国有企业改革当中“国退民进”、“靓女先嫁”等做法，表明了其对各地加快发展非公经济，且非公经济比重日益提高的一种批判。
对于这些不同意见，我们当然用不着“对号入座”，认为他们就是在批评温州模式。但确实应该清楚地看到，对于温州模式当中的核心问题，即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做法，在中国仍有一部分人持有不同看法，且时至今日，仍有少数人把它上纲上线到姓资姓社这样的高度。这当然也无可非议，在这场急风暴雨式的社会大变革面前，一部分人的思想跟不上形势，反对这个，反对那个，其实无碍历史车轮的飞速前进，倒反而由于他们的指责，帮助我们改正不足，把工作做得更好。关键还是如何看待这场争论。
（三）超越意识形态局限的特点
其实，关于温州模式的争论缺少反对派的原因，可以有以下三点分析。
首先，是仅有极少数人明确反对温州模式。根据笔者当年了解，虽然确有一些人，甚至不在少数，对温州那些做法存有疑虑，但明确反对的人确实不多，学术论文的一边倒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学界的总体倾向。
其次，学术刊物压制了少数派意见。一方面是中国的学术刊物向来有压制少数派意见的习惯；但在另一方面，极少数反对温州模式的那些人，很可能也缺少系统地表达自己意见的勇气和能力，使得一些严肃的学术刊物难以发表他们的观点。
再次，温州模式是一个实践问题，理论上的诘难会产生道德困惑。中国封建传统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要求，当年我们的学界面对的也正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到底是继续让温州人民受穷，坚守那种清贫的“社会主义”，还是让温州人民搞那些“资本主义”，摆脱贫穷而富裕起来；问题正是在于：究竟还让不让温州人民有一条活路？所以在脱贫致富的强烈要求之下，包括学者在内的任何人，只要具有足够的良知，都会选择支持温州，而难以有其他选择。所以还可以说，在生存权压倒一切的情况下，温州模式争论自然而然地具有超越意识形态局限的特点。
四、主要论敌是自己头脑中的传统观念
关于温州模式的争论，是浙江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前，姓资姓社问题争论的焦点。一方面确实有不少人指责温州模式姓资，但见诸于公开发表的当属凤毛麟角，因此至少从学术争论角度而言，这是一场反对派缺席的争论；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由于温州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发展史上都是旷无师古的”，支持温州模式的学者们，主要还是努力地在和自己头脑中的传统观念进行不懈的斗争。我们也正是在他们满腔热情的文章中，看到了他们头脑深处传统理论制造的种种禁锢。
（一）表现虽好，成分可疑
关于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是当时思想禁锢的一个重要因素。确实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是循着这种传统理论的逻辑，对于温州模式提出疑问的。金宪宽直截了当地提出：“温州农村特异的所有制结构是否属于社会主义性质？”金宪宽认为，私营经济已跃居温州农村经济主体，已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概念不能相容。而金宪宽在发表于《经济研究》的一篇文章中，同样尖锐地指出，“我们看问题、想事情，总是不能离开‘主义’的”。
金宪宽是温州瑞安人，从他发表文章的行文看，应该是温州模式坚定支持者。然而，金宪宽比多数外地学者更了解温州模式，大概是出于对家乡的热爱，所以也具有更多的、更深的意识形态忧虑。针对当时多数论文对于温州模式“一边倒”的状况，金宪宽提醒大家，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偶然性，如果公有经济在比重上重新恢复自己的主体地位，因此，“农村发展商品经济，应切实考虑到公有制在全国占据主体地位的客观要求”。
而当时关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同样制造了思想混乱。这就使得金宪宽提出，“以家庭经济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难以实现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总体构想”。同样，关于公有制比重可以在部分地区高一点的这种说法，存在着严重的、内在的逻辑缺陷。如果若干个局部地区的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较高，同时这若干个地区又占有全国较高经济比重，就很有可能在事实上难以保证全国具有相应的公有制比重。这样的推理使得金宪宽十分困惑。
（二）仍属补充，方向正确
1986年2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成了一个有10位学者的调查组，浩浩荡荡地深入温州调研，关于温州的长篇调研报告发表于当年《经济研究》第6期。
这份调研报告把个体私营经济当作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然后作出了温州模式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判断。这种仅仅依据表面现象作出的简单判断，事实上反映了当时来自于国内最高经济研究机构的一流学者，还是无法逾越自己思想上的种种禁锢。
首先是这种判断的逻辑起点仍是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且不说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提出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更何况当时的浙江学者已在考虑什么是社会主义。方民生1986年指出：“我们对原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和理论框架需要反思，需要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社会主义在实践和发展中，它的原则究竟是什么，具体形式应该如何，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实际出发进行重新思考。”然而中国社科院的报告，却还是用传统理论图式来解释温州模式，一个补充论就把温州模式的基本性质进行了定位。
其次是补充论这样的说法，在温州本地就站不住脚。1986年，个体私营经济已经成为温州农村经济的主体，当时已有学者充分预见到了，它同时也将是温州经济的主体。
再次是没有深刻预见到个体私营经济强大的发展活力。学者与其他人的区别在于，学者能更多地知晓关于未来的信息，但中国社科院的这一判断却是从社会主义传统理论的逻辑出发，简单地将个体私营经济定位于“补充论”之上，缺乏从发展的眼光来预期个体私营经济日后的迅猛发展。
当然，这种补充论反映了学者们的一种权宜之计。即先用一些传统理论可以容纳的概念，用传统理论自己的内在逻辑，来解释温州模式这种离经叛道的做法，以达到先把反对派的嘴堵起来的目的。当然，从日后争论和温州模式的反复来看，补充论并未能堵住反对派的嘴。
（三）限制雇工，引导联合
1986年初，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成了一支同样有10位学者的庞大调查组，在温州进行了为时一个月的调查研究。题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温州模式”考察报告》，发表在《上海经济研究》1986年第3期。
上海媒体和学界长期来积极支持浙江的改革开放，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的报告也不例外。对于那种个体经济在温州农村大量存在，有碍于社会主义“纯洁性”的说法，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的报告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就不是那么“纯粹”和“纯洁”，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期，要使农民从封闭、自给型经济转向商品经济，靠什么呢？城市国营工业基础很弱，乡镇集体经济又力量单薄，他们只能走上个体经济的途径。这样的道路比奢谈社会主义的“纯洁性”，让广大农民手捧“大锅饭”，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好得多。
然而在大量篇幅的充分肯定之外，我们也看到了调查者的矛盾心态。在这篇调查报告末尾，作者忧心忡忡地说是不能不看到，温州出现了家庭工业向雇工众多的经营大户发展的势头，“是一个不能不予以重视的问题”。需要重视什么呢，调查报告没有明说，但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怕的就是雇工太多的问题。其实家庭工业向大量雇工的私营企业发展是一个必然趋势，如果不让增加雇工，就等于掐住了家庭工业的发展之路。
调查报告提出的一个药方，就是“引导家庭工业向经济联合体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加强宏观控制和指导，包括限制雇工人数”。所以说，上海经济研究所的调查报告，在满腔热情充分表达之后，还是暴露出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忧虑，这温州模式毕竟还是不能算是铁骨石硬的社会主义啊！不过到这个时候，他们的头脑也还算冷静，对于这种所谓的联合体，他们还是强调要尊重自愿互利的原则，切不可有半点强制和勉强，更不可搞什么“运动”。
如果真的实施这样的对策，那就真的会把温州模式今后发展的路堵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