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鲁冠球的“第一桶金”
改革举措难以进行经济兑现，这在当时具有普遍性。1984年，萧山万向节厂厂长鲁冠球可得承包利润87058元，虽然存在着情况估计不足、承包指标过低的因素，不过主要还是鲁冠球经营有方。然而，当时鲁冠球并没有拿这笔奖金。对此，中共萧山县委提出处理意见主要有：给鲁冠球提两级工资，同意当地公社意见，从承包应得利润中提取10%奖给鲁冠球。
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认为萧山县委的处理意见基本可行，并对全省各地此类情况提出处理意见，较好地推进了当时的企业改革。
当时笔者多次去万向节厂调研，听说鲁冠球最后还是没有收下萧山县委同意给的利润的10%这笔奖金。不过，鲁冠球凭着他个人经营能力和勤劳，还是在当时掘到了个人的“第一桶金”，但并不是从他的万向节厂拿的钱。鲁冠球当时利用自留地种植苗木，恰值苗木价格上涨，据说赚了不少。这是他当厂长之后，第一次以个人名义，赚到了那么多钱。
1985年夏天，笔者应邀在临安的西天目山，与北京和杭州的一些学者，记得有后来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郑杭生，以及《浙江日报》的名记者周荣新等，一起探讨鲁冠球的成长之路。座谈会上，鲁冠球先发言，就讲到了万向节厂是他的事业，而他个人并不靠这座工厂来赚钱。
笔者20多年后研究浙江的制度变迁路径，深感浙江企业家是最有战略头脑的一群人。正是由于他们当年不过分地看重个人利益，才有了日后巨额的资产；如果当年他们斤斤计较这些奖金，很可能就不会有日后个人的辉煌成就，而浙江的改革发展也会大受影响。
（三）艰难的奖金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不但奖金兑现有难度，就连对于作出优异业绩的企业家，也较少有充分的物质激励。
已于2004年破产的海盐超同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于1984年。由于缺乏资金，乡政府给了10万块红砖充作投资，厂长吴李明的工资每月仅34元。
在吴李明带领下，这个企业至年底创下了100万元利润。吴李明当时希望乡里能同意给他个人2000元奖金，为此，与来厂里的乡干部争论到晚上8时。
然而乡干部还是不同意，只肯给他1600元奖金，吴李明气得连晚饭也没有给乡干部吃，就让他们回去了。
从吴李明的案例进一步分析，就可以充分看到，王星记扇厂和鲁冠球的奖金兑现案，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虽然一部分企业家具有很强的战略头脑，但如果不冲破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束缚，不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则很可能大大滞缓浙江的改革发展进程。
当然，故事还在延续。海盐超同公司的吴李明，1984年虽然没有拿到他想拿的奖金，但第二年仍然担任厂长，毕竟事业比那几个奖金更诱人啊。
1999年，超同公司进行了股份制改造，由原先的海盐县百步镇乡办企业改为民营股份制企业，吴李明以46%的股份控股，并担任公司董事长。改制当年，超同实现销售收入6亿元，盈利4000多万元。不过，后来由于摊子铺得太大，金融机构收回贷款，超同于2004年4月轰然而倒。
三、打通“梗阻”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后，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各种专业购销户大批涌现。但在这个改革时期，干部中存在的各种过时思想和传统习惯，往往阻挡人们认识新形势，接受新事物。甚至把正确的东西，看成是错误的东西，出现了“上通下不通”问题，这在当时称之为“中梗阻”。
（一）现场办公
当时从省里到基层，都存在着这类问题。各级党委政府没有简单地采取命令式的做法，而是积极组织干部认真学习党中央的有关文件，做好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帮助他们解放思想，勇于改革，积极清除“左”的思想影响，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老框框。同时采取现场调查、积极疏导等办法，组织干部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1983年底，中共开化县委在学习贯彻党中央有关农村经济政策文件时，认真分析了杨林等公社的“苗木案”，认为应通过这个事件，帮助干部提高认识。事发于1983年春，当时开化县杨林、华埠等公社的19个苗木购销户，在当地苗木大量积压情况下，把1600万株茶叶苗贩运到江西、安徽等地，获利2.3万元。县工商部门在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展开后，对此立案审查，进行罚款处理，冻结了外地汇来的苗款，这就是所谓的“苗木案”。
1984年1月21日，开化县委领导带着工商部门干部来到杨林公社，进行现场办公，为19个购销户正名。县工商部门当即退还原先的不当罚款，这桩拖了7个月之久的贩运苗木案终于得到妥善解决。这给县里有关部门和杨林公社的干部带来很大触动，促使当地开始积极支持购销户发展。杨林公社专门制订了专业户苗木购销的管理办法，区工商所则积极着手办理购销户登记手续。
（二）实地调查
永康市现已成为中国着名的五金工业集聚地，但在当年，一些部门却对五金专业户采取过错误的管理手段。1983年12月中旬，永康县芝英区工商局就曾查扣了9户手工业专业户的8吨计划外次级白铁皮。
针对这一事件，当时的县委领导和工商局、财税局、农业银行、公安局、计委等单位的负责人一起到农村访问手工业专业村、专业户。他们来到被扣白铁皮专业户所在的五村大队。这个村人多地少，能工巧匠多。全村153户人家有147户制作铁皮箱，年产值40多万元，人均500多元。专业户应志成说，如果各部门能为他们发展手工业提供帮助，他可以把周围的群众带动起来，让大家都尽快致富。
实地调查深刻触动了有关部门，他们事后纷纷研究落实支持农村专业户、重点户经营的措施。县工商局立即派出人员前往，和区工商管理部门一起研究党的政策，把查扣的8吨白铁皮退还给了专业户。
（三）解放思想是一门艺术
做好思想工作，促使一部分“关键人”加快解放思想，达到打通“梗阻”的目的，是解放思想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这就是让那些在关键部门、关键岗位掌有实权的人，都能在较短时间内，摈弃各种陈规陋习，接受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形成适应当时实际的行为规范，支持群众创业创新，从而加快经济发展。如何做到这一点，就有一个思想工作的艺术问题。
思想工作不能采取命令主义、下指标的做法。人的思想不是机械，人的思想没有一个物理性质的开关。命令主义、下指标，只能解决一时、一事的问题，不能收到解放思想的长期效果。当面通了，背后不通；表面通了，内心不通；会上通了，会后不通；今天通了，明天不通，都难以达到解放思想的目的。
思想工作只能采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做法。把群众请上来，让他们现身说法，当面提出意见；让干部沉下去，了解基层实情，体会群众难处；把矛盾摊开来，分析原因，共同探讨解决方案。当时即使在省一级层面上，也非常流行现场办公、实地调查等做法，收到了较好的解放思想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