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元代有“至治（1321-1323）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这是三国志平话中幸存的一个最早雏形。庸愚子蒋大器弘治七年（1494）序的抄本，大体上即嘉靖元年（1522）刻印，冠有关中张尚德署名修髯子《引》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宣告它正式成书。它由平话本的五万五千字，在相隔两个世纪之后，加工发展成为约五十八万字的长篇小说。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以李卓吾评本为依据，增补（正文）多于删削（诗歌）的评点《三国演义》则最接近它的定本，字数为七十万。
从晋陈寿（233-297）《三国志》和南朝宋裴松之（372-451）的《三国志注》开始，三国题材逐渐由正史进入传说（包括民间口头传说和文人的野史笔记），然后进入以说话艺人为主的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过程。说话艺人有的本来是文人，找不到别的出路，被迫以此为生，如南宋、金、元和明初的书会才人，另外又有中下层文人参与。《三国演义》为我国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长篇小说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最悠久、最典型、最完整的范例。
一、《三国志平话》
署有南宋高宗绍兴十七年除夕（1148年1月）自序的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技艺》记有“霍四究说《三分》”，可见，以三国为题材的说话那时已经水平很高。从石君宝《诸宫调风月紫云庭》第一折女艺人的唱词“我唱的是《三国志》，先饶十大曲”，不难想见说唱《三国志》流派纷呈的盛况。至治本《三国志平话》可能是当时说话艺人的底本逐渐向读物演变过程中的产物。大量的同音假借字当是主听的说话艺术留下的痕迹，如诸葛作朱葛，华容作滑荣，武当山作武荡山，葭萌关作嘉明关等等，几乎在书中随处可见。它的插图则又表明它已作为读物开始流传。
此书署“建安（今福建建瓯）虞氏新刊”，但第一幅插图右下角又署“古樵吴俊甫刊”，另外三种平话则署“樵川（今福建邵武）吴俊甫刊”。可能吴氏板片后归邻郡虞氏，虞氏另加封面，号称“新刊”。《三国志平话》的封面和正文在刻印上的精粗之别，可以由此得到说明。吴氏原刊本当在至治之前。
另有《三分事略》被认为（前）至元刊本，早于《三国志平话》近三十年。
实际上这个（前）至元刊本完全出于误解，并不符合事实。
同《三国志平话》一样，《三分事略》也分上中下三卷。每卷卷首卷末都有题署：
卷上
卷首：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上；
卷末：照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下；
卷中
卷首：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中；
卷末：照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中；
卷下
卷首：照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上；
卷末：新全相三分事略下。
除卷下末因版面挤而省去三个字外，卷首及卷末的题署，除两个字笔迹不明以为记外，都前后相同。卷首卷末题署相同是理所当然的事。
反之，卷首卷末题署不一是罕见的，如卷下末因版面挤而省去三个字。请注意，被认为“至元”的两个“至”字，都是破体，上半个字不清，难以辨认；三个照字都同样刻成“躽”，“日”旁右侧一直特别长，被误认为“至”字下半“土”字的中间一直，而“照”字下面的四点都刻成一横，被误认为“至”字的底下一横。某些收藏者和研究者为了抬高藏品的价值，“至元”二字被认为千真万确。其实，即使带着它是“至”字的先入之见，也难以辨认出它是“至”字。如果“至元”二字确切无误，请问为什么卷首题“至元新刊”（如他们所说），而卷末却题“照元新刊”，而且卷下的卷首也题“照元新刊”，而不题“至元新刊”？中国将近一千年的版本史上可有这样的前例或后例？
研究者都注意到《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无论封面、插图、正文每页的行数，每行的字数都相同，加上大量相同的同音假借字，足以说明二书是同一版本系统，一书以另一书为样本而仿刻。个别文字差异，如司马懿的名字，平话本作壹，《三分事略》作一，不足以改变上述事实。研究者都注意到《三分事略》比平话本缺少八页（单面），缺页都在各卷倒数第二至第四页之间，而缺页前后文字不相衔接。线装书缺页时有发生，但《三分事略》情况不同。《三国志平话》在卷上末标有“二十三”字样，表明上卷为二十三节；《三分事略》卷上则在删去三节之后，在卷末改标“二十”。可见这不是因疏忽而缺页的一般情况，而是有意偷工减料，甚至不把删节后出现的前后不相衔接的情况略作补救，正如它图版和字迹极其粗劣，几乎难以辨认一样。正文（包括插图）的粗制滥造和封面的相对精细形成对照（两者悬殊的情况大大超过《三国志平话》），这也是以伪劣产品吸引顾客的一种不高明而又常见的手法。
“照元新刊”可以有两种解说，如果元指元朝，那就表明它是明代刻本；如果元通原，那是照原刻本重新刊印的意思。上面两种说法都说明《三分事略》出版在《三国志平话》之后，它是前者拙劣的仿刻本。
有一位研究者认为：“‘照’是同音字‘肇’的假借。‘照元’实即‘肇元’。所谓‘肇’和‘元’都是新的开始的意思。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是元世祖至元年号的最后一年。元世祖忽必烈卒于这一年的正月。到了四月，太孙铁木耳即位，是为元成宗。”（引文见刘世德《谈栀三分事略枛：它和栀三国志平话枛的异同和先后》，《文学遗产》1984年第四期）孤陋寡闻，我不知道从秦汉到明清，可曾有文献记载在新旧君主交接之际使用过“肇元”的？
如同刘氏这篇论文的创见，君主死的当年用“肇元”，第二年又称××元年（如至元三十一年后的元贞元年），那岂不是搞出两个“元”了吗？不知道论文作者能否在历史上成百次新旧君主的交替中哪怕找出仅仅一个例子？如果找不出这样的例证，那就只得按照原文“照元”理解，《三分事略》刊行的甲午年迟于至治，也即世界上并不存在（前）至元三十一年（1294）刊行的《三分事略》。
《三国志平话》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末标明二十三节，其他二卷没有标明，数目相近。每节标题，有的见于插图，如《汉帝赏春》、《天差仲相作阴君》，有的以阴文插入正文，如《三战吕布》、《张飞独战吕布》；插图中的标题有时同阴文并不一致，如插图标《水浸下邳擒吕布》，阴文分标《侯成盗马》和《张飞捉吕布》，又如插图标《将星坠孔明营》，阴文则为《西上秋风五丈原》，可见当时还没有完全定型。
全书始于《汉帝赏春》，止于诸葛亮之死，相当于毛本一百二十回本的第一百零四回。平话以西汉无辜被杀的功臣韩信、彭越和英布“三人分天下，来报高祖斩首冤”作为三国形成的前因，以“刘渊兴汉巩皇图”作为三国的后果。刘渊是匈奴族君主，同刘邦、刘备并没有血统关系。平话把他说成是蜀汉的外孙，除了表明平话的写定者文化水平不高，还可以见出尊刘贬曹的倾向简直到了荒唐可笑的程度。
《三国志》及其裴注同《三国演义》，即正史史实同小说虚构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尊刘（包括尊诸葛）与贬曹互为条件的倾向性。《三国志平话》的开头和结尾强烈地表明这一点，但具体描写却要迟到《三国志通俗演义》才得到大体落实。应该指出，按照尊刘贬曹的观点对历史事实重新加以处理，直到清初毛氏父子的评点本以至清末的京戏改编仍在传统的惯性作用下继续进行。另一方面，即使在毛本《三国演义》中，同贬曹倾向相反的观点也没有彻底被清除。尊称曹操为曹公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描写仍然不时出现。清代学者章学诚（1738-1801）认为这部小说“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章氏遗书》外篇卷三《丙辰札记》），也表明尊刘贬曹的倾向并未最后落实到小说的全部描写中去。
尊刘必然尊诸葛尊关、张，关羽和曹操是整部小说中仅见的尊称为公的两位人物。后者来自正史，前者出自小说。贬曹尊刘必然连带地贬吴。
最有代表性的事例莫过于赫赫有名的赤壁之战。
虽然《死诸葛走生仲达》的故事，可以上溯到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唐开元间僧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卷二六《续藏》第一编第六十八套第一册也有这个故事的梗概。《全唐诗》所收有关三国人物和古迹的吟咏，初盛中唐诗人没有越出正史范围。李白诗《赤壁歌送别》：“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同正史相合，周瑜是破曹的主将，他的战功并未在诸葛亮光辉的相形之下黯然失色。杜甫的着名诗篇《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尽管他的《蜀相》、《八阵图》等诗对诸葛亮推崇备至，尊刘（包括尊诸葛）还没有同贬曹相联系。晚唐诗人的作品才透露了从史实走向虚构的现象。如杜牧（803-853）的《赤壁》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从前一句看，赤壁之战的主将是周瑜，没有诸葛亮借东风的虚构痕迹。从后一句看，却已经离开史实而接近后来的小说。据《三国志·魏志》卷一，赤壁之战在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而兴建铜雀台在建安十五年（210）。史实和文学作品对这两件事的时间顺序恰恰相反。“东风不与”句，如果不是受到当时以三国为题材的说话和戏剧的影响，那就是诗句给后来的小说以启发。
李商隐（813-858）的诗《无题》（“万里风波一叶舟”）说：“益德冤魂终报主”，相当于关汉卿《关张双赴西蜀梦》杂剧，又见于成化本《全相说唱花关索出身传》四种之四《全相说唱关索贬云南传》，但没有被《三国志平话》和《三国演义》所采取，可见当时各种不同本子争妍斗奇而并存。
并不偶然，差不多同时，李商隐又有一首《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忽复学参军，按声唤苍鹘。”诗句生动地描写他的儿子看了戏剧演出之后的憨态。
宋代三国戏演出的盛况有更多的记载：《东坡志林》卷六说：“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眉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张耒《明道杂志》说：“京师有富家子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
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影戏》：“宋朝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
《宋史》卷三一四《范纯礼传》记一村民“入戏场观优。见匠者作桶，取而戴于首曰：与刘先主如何？”
这些记载（其中可能有后人的增订）或多或少都透露了尊刘贬曹的一些倾向，但从“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句看来，可能主要着眼于个人道德，未必强调王朝的正统问题。
应该指出，晚唐北宋之际，三国题材从史实走向小说的进程相当缓慢。
北宋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写道：“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引人注意的是后来《三国演义》诸葛亮专用的羽扇纶巾原本属于周瑜。
毛本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在平话本中还没有形成。平话借用《史记·黥布列传》隋何迫使黥布杀死楚使而归汉的手法，演出“孔明杀曹使”迫使孙权起兵的一幕。这在艺术上也有可取之处，但不及《舌战群儒》精彩。
平话本《草船借箭》是周瑜的事，同诸葛亮无关。
赤壁之战，周瑜的战绩逐渐向诸葛亮身上转移。金元杂剧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趋势，正好同《三国志平话》相呼应。无名氏《货郎旦》第四折张三姑的说唱词：“烈火西烧魏帝时，周郎战斗苦相持。交兵不用挥长剑，一扫英雄百万师。这话单提着诸葛亮长江举火，烧曹军八十三万片甲不回。”而无名氏《隔江斗智》第一折周瑜的说白却是：“后来诸葛亮过江借兵，我主公助他（刘备）水兵三万，拜某为元帅，黄盖为先锋，在三江夏口，只一把火烧的曹兵八十三万片甲不回。”杂剧和平话都处于从史实到虚构的过程之中，而进度略有参差。
《三国志平话》着力描写的刘、关、张，虽然以镇压黄巾起义而发迹，这是事实，平话很难加以改变，但对他们的描写和刻画却又取法于水浒英雄，或者更正确地说，三国和水浒两个不同题材的传说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曾经互相渗透和交流。刘备擅自招募义军；关羽杀县令，避祸他乡；张飞打常侍，鞭督邮，占古城，号无姓大王。建黄钟宫，立年号为快活。这些都是“寇盗”行径，同水浒英雄不相上下。张飞越墙杀死太守及妻妾弓手等二十余人，活脱是《水浒》第三十一回《张都监血溅鸳鸯楼》的梗概，只是还没有得到提高。张飞鞭督邮后往太山落草，一会儿又说是太行山。很明显，它同《大宋宣和遗事》元集所写，晁盖等二十人“前往太行山梁山泺去落草为寇”，都带有南宋时太行山一带义军奋起的痕迹。桃园三结义是梁山泊三十六人聚义的先声。宋江在九天玄女庙得天书，《三国志平话》得天书的却是黄巾起义首领张角（平话作张觉）的老师孙学究，天书的内容各不相同。引人注意的是《三国志平话》在后来罗贯中和文人手中得到提高时，《水浒》的影响就越来越缩小了，只有在张飞身上还在他的社会地位所允许的情况下保留了易地以处的李逵的某些特性。刘备、诸葛亮身上的宋江、吴用的影子就单薄得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