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的浸润下，伦理道德在中国文学中受到优先的考虑。“思无邪”和“兴”“观”“群”“怨”成为古代文学批评和美学思想的唯一标准。这些抽象概念的具体含义随着不同时代、不同作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离不开封建主义的范畴。晚明李贽的童心说和袁宏道的性灵说差不多已经接近当时所能允许的思辨范围的极限。唯美主义或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很难在这里找到容身之地。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的强和弱都可以由此得到说明，这也是它立足于世界上优秀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之林的凭借。引人注目的是尽管伦理道德在中国文学中受到如此重视，它几乎笼盖一切作品，谁也不能同它绝缘，但却不在一个优秀作品中成为主导。以它为主导的作品差不多只能以它们的失败作为鉴戒才偶尔被人提及。无论统治者怎样提，充其量奏效于一时，而无能为力于不久之后的公论。《琵琶记》是以伦理道德为主导而获得成功，受到重视，而又由于它的深刻矛盾而引起争论的独一无二的作品。
后世评论家对《琵琶记》有不少指责，如蔡伯喈的家乡陈留同京师洛阳相距不远，赵五娘何以有“君行万里途”（第九出）的感叹？几年远别，只寄了一封家书，偏又受骗上当。赵五娘是中国戏曲史上少见的任劳任怨的劳动妇女的典型，后来为了剧情发展的需要，她又成为能书善画、工诗知音的才女，显得前后不一。陈继儒第十三出评语说：“缘何赴试之时，渠母已八十余矣，天下岂有妇人五六十岁生子之理？”不能说这些非难是无理苛求，但都没有击中要害。作为一个流传已久的既成作品的改编，作者对他男主角的具体情况，难以轻易加以改变。男主角又是历史人物，他的籍贯和当时首都所在地都不能随意变动。对这一切我们只能宽容地予以认可。根本问题是作品所讴歌的“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究竟是封建道德呢，还是人民大众的优秀品德？从理论上看起来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在具体问题上却难以说清。封建道德指的是作为思想意识的组成之一在总体上的属性，具体的一件件的行为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它影响，但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人民群众的优秀品德也容易受到封建思想的沾染。封建道德和人民群众的品德都很少有百分之百的纯粹存在。但就具体作品而论，凡是从生活出发而又形象生动的描写多半可以肯定；凡是从抽象道德教条出发则多半是封建的。如赵五娘在《糟糠自厌》中唱的三支《孝顺歌》，上文已经指出它们堪称南曲中少见的佳作，但是第四支就变了样：“尝闻古贤书，狗彘食人食，也强如草根树皮。啮雪吞毡，苏卿犹健；餐松食柏，到做得神仙侣。”这一些以及例如第五出《南浦嘱别》的唱词：“为爹泪涟，为娘泪涟，何曾为着夫妻上挂牵”；第九出《临妆感叹》：“索性做个孝妇贤妻，也落得名标青史”——这些都是对赵五娘形象的歪曲。依照这些描写，赵五娘不会是含辛茹苦的劳动妇女的典型，而是一个沾沾自喜、庸俗不堪的假道学。
虽然第一出《副末开场》，以蔡伯喈的“全忠全孝”和赵五娘的“有贞有烈”相提并论，作者对蔡伯喈毕竟唱不出什么高调，只得以辩诬为主。上文所举《糟糠自厌》中第四支《孝顺歌》那样自我标榜的曲句，虽然在蔡伯喈身上也有，如第四出“一点孝心对谁语”之类，比起赵五娘的这一类唱词毕竟是少得多了。作者以“三不从”即“三被强”为蔡伯喈作了洗刷：“被亲强来赴选场，被君强官为议郎，被婚强效结鸾凰”（第二十四出），使他成为一个左右为难、怕两面得罪的人，多多少少为他赚得一点同情。蔡伯喈在《官媒议婚》时并不隐瞒自己已经结婚。媒婆转告了牛太师，牛太师在一怒之下，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消息的全部意义。他没有将它转告他的女儿。蔡伯喈没有向皇帝辞婚，他以为辞官理所当然地包括辞婚在内。可见作者煞费苦心地加以洗刷的不仅是蔡伯喈一个人，而是包括了整个封建上层社会。上自皇帝、太师、蔡伯喈以及他的新婚夫人对此都是清白无辜的。赵五娘的苦难以及她的公婆的悲剧不能归咎于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否则，作者就没有必要写得这样面面俱到，滴水不漏了。
在一夫多妻制合法存在的条件下，不是说不可以有牛氏那样委曲求全的太师小姐，但是像她那样得悉真情之后，毫无情绪上的波动，主动将一切罪责承担在自己身上：“误君父母者妾也，误君之妻房者妾也，使君为不孝薄幸人亦妾也。妾之罪大矣，纵偷生于今世，亦公议所不容”（第三十一出），以致第三十一出和第四十一出两次声称只有一死才能了结。这样的贤妇只能是没有血肉的作家主观意图的产物，她的唯一使命就是为蔡伯喈的大团圆圆谎。
“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琵琶记》第一出《副末开场》所揭示的创作动机，说明作者将伦理道德作为它的主题，并且已经在作品中得到实现。《琵琶记》只能产生于以儒家为主的东方传统文化，如同班扬的《天路历程》只能产生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剧作的深刻矛盾源于伦理道德的复杂性。从封建的角度看来，整本戏自始至终贯穿着维护封建主义的意向；从相反的角度看来，作为劳动妇女的典型赵五娘含辛茹苦，张太公仗义助人，则又是人民道德的崇高表现，即使蔡伯喈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实质上也是安于贫贱以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与背弃它以屈从富贵的矛盾。只要除去这些人物身上那些说教的词句，那就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所在，决不应该轻易地加以否定。从来对《琵琶记》的热情赞赏和对它的尖锐批判，从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和他友人王世贞《艺苑卮言》开始的论争直到现在，双方都可以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却难以说服对方，我想原因就在这里。
四
高明（1298？-1359），字则诚，浙江瑞安人。出生于奉儒守礼而又长久没有人入仕的耕读世家。大约在他30岁时，科举制在多次议而不行之后终于迟迟地付之实施了。但是名额少，出路差，既比不上以前的南宋，也比不上以后的明朝。三年一次，举行了七届，又停开了12年。高明的友人、明朝开国功臣刘基（1311-1375）23岁考中进士，只比他早一届，却相差12年之久。大约在他47岁时，才又有机会参加乡试被录取，次年考中进士。他只在处州府（今浙江省丽水）当了录事，八品官。这比明清进士至少当一个七品官知县显然差得多了。这几乎是绝望中出现的一条生路，在高明看来不啻是锦绣前程了。“人不明一经取第，虽博奚为？”异常的热情中包含着无限辛酸，也许这是促使他为蔡伯喈辩诬的内在动机。
从考取进士到去世先后十五年。他在处州（浙江丽水）路总管府当了三年录事，由于受到上级的赏识，他又受聘为江浙行省的幕僚。至正十一年（1351），他曾随江浙行省左丞索罗帖木儿讨伐方国珍。这是方国珍第二次叛乱，他很快由起义者蜕变成为军事割据者。打退讨伐后，方国珍又受招安，这时高明启程还乡。可能由于道路被阻，第二年却留在绍兴路总管府任判官。他和后来明朝的开国功臣刘基的友谊是他身处动乱中的安慰。从他这几年留下的诗作看来，他的生活如同恬退的隐士一样，但也时时流露出忧时和失意的情调。那时钱塘江北岸浙西一带处于战乱中，杭州和苏州都受到战争的蹂躏，而绍兴在元朝统治下，宁波在方国珍割据下却相对安定。他曾在名为元朝江浙行省平章，同时又名为吴国公朱元璋属下的福建行省平章方国珍下面出任都事，七品官。他以署名福建行省都事的职衔写了一篇《余姚州筑城记》。文章说，余姚筑城是在方国珍亲临部署，作为宁波外围的战备工程而建造的。这一年冬，他刚六十岁出头多一点，在宁波去世。具体地点可能是城南十五里的栎社，也可能在宁海。如果是宁海，那是在他回乡的路上。据说《琵琶记》在栎社写成，这时下距明朝建立只有十来年光景。在兵荒马乱中，不可能有这个南戏的所谓元代刻本。迄今止，也没有发现早于明嘉靖二十七年戊申（1548）的任何刻本。
可能由于“九儒十丐”以及元代杂剧中“儒人不如人”等说法的流行，人们对元朝统治者和汉族知识分子的关系有了不太符合事实的简单化的理解，仿佛儒家和儒生一直受着欺压，而他们对元朝统治者也一直持有不合作态度。元朝的国号取义于《易经·乾卦》。在攻克南宋都城的同一年，下诏由孔子后裔出身的曲阜尹主持祭孔。至大元年（1308），孔子被追加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尊号。过不了几年，酝酿已久的科举试就重新开始了。这时宋亡后不到四十年。即使在这样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处境同元朝以前和以后相比，仍然受到苛待，但情况毕竟有了变化。元朝统治者蒙古族和色目人汉化程度日深，许多人采用汉姓和汉人习用的表字和别号，并以汉族学者为师。如高明的蒙古族友人、后来任命为省级官员的月鲁不花，表字彦明，曾从学于绍兴名儒韩性。高明另有一位蒙古友人达天山，现在还查不出他的原名。当时他是诸暨州判官，后来升为京官。高明的老师黄溍也以理学名儒被召为翰林直学士兼经筵官。他去世后被追赠江西行省参政、江夏郡公。一二位历史学家和研究者从元朝蒙汉民族矛盾必然尖锐的一般化观点出发，认为高明的诗《和赵承旨题岳王墓韵》和《昭君出塞图》包含民族思想，这是经不起查对的空论。前一诗的原唱者赵孟鋿（1254-1322），原是赵宋皇族，在元朝官为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国公。如果高明具有强烈的民族思想，他写了这首诗，大可不必题为和赵孟鋿之作。赵孟鋿没有在宋朝出仕，他在元朝做官，按照古代道德标准无可非议。但他毕竟是赵宋的皇族，因此有些人对他要求从严，不加体谅。赵汸《送高则诚归永嘉序》称道剧作家“雅以名节自励”。名节有时可以相当于民族思想，但两者有区别。高明不妨在方国珍属下当官，因为方氏已经受元朝招安。高明出生在宋亡之后，更谈不上在南宋出仕，按照当时的道德标准，他对赵宋不存在尽忠守节的义务。《和赵承旨题岳王墓韵》和《昭君出塞图》，前者强调尽忠，后者宣扬贞节，元朝统治者不会对此感到不快。刘基《次高则诚雨中》三首说“江湖满地蛟螭浪，秔稻连天雀鼠秋”，也许可以和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媲美，杜甫对朝廷尖锐的批评和抨击，并不表明他同它对立。刘基的批判矛头主要指向军事割据者，他对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华和江浙行省参政石抹宜孙在平“叛”中被害曾写了真挚动人的悼诗。元朝由非汉族建立，当它分崩离析，大势已去时，可能使刘基、宋濂等人易于接受朱元璋的招聘而同旧王朝决裂，但主要不是出于民族感情。走投无路时的知遇之恩可能比其他因素更使他们倾向于朱元璋正在为建立新朝而从事的伟大斗争。
高明流传至今的诗文不多，《王节妇诗》和《昭君出塞图》都片面地强调妇女的贞节。另有《孝义井记》（今存）、《华孝子故址记》（今佚），内容可以从题目一望而知。他在处州录事任上，特地表扬了割肉（肝）以治疗祖母的孝女。他的上辈把所住的小村命名为崇儒里。他的侄女也以贞节得到官府的表扬。他成人后从学于浙东理学名儒黄溍。高明本人算得上是南宋朱熹的五传弟子，在《宋元学案》中占有一篇小传。友人刘基《从军诗五首送高则诚南征》说他“少小慕曾闵”，是可信的。除《琵琶记》外，他还改编了另一南戏《闵子骞单衣记》（佚）。可见《琵琶记》第一出《副末开场》所说“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并非信口开河，而是他一生的教养和操守决定的，并且在作品中得到贯彻。本文对他作出以上如实的论述，并不在于对他作出简单化的否定，而在于指出作家和作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上文指出，《琵琶记》以伦理道德作为它的主题，既有成功，也有它的失败，这里不再重复。
（《徐朔方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