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四类，包括曲牌改名、相连二或三曲合成一曲、一曲分成二曲、加注（换头）等，所举例子可能有遗漏，但不会影响我们的讨论。所有这些考订都从曲律出发，对曲文即对作品的思想、艺术关系不大，因为尽管曲式的处理不同，而曲文并不因此而有所差异。左上角有为记的那些曲牌十分不利于对“明改本”的指斥，事实表明：陈本、陆本相同之处颇多，而它们同（九宫正始）的差异倒不少。按照钱氏的想法应该是陆本和（九宫正始）相同，而“明改本”则“面目全非”。但事实并不都是如此。可见这是（九宫正始）根据曲律订正了“元本”和“明改本”，即以明末清初的曲律去订正二三百年前元末明初的作品《琵琶记》，而不是“明改本”把“元本”改得“面目全非”，如同钱氏所指斥的那样。他的《元本琵琶记校注》倒有上百处根据明末清初的（九宫正始）改正了他的所谓“元本”《琵琶记》。这些地方他都如实地在曲牌旁加着重号为记，十分便于读者复按。又如每出题目，按照传统，要么不标，若标，一定字数比较整齐，或二字，或四字七字，钱氏却改为四至九字，参差不齐，如《牛相派人接伯喈家眷》。与其说这是“元本琵琶记”，不如说“钱本琵琶记”更符合事实。
由于以上四类对作品的思想、艺术关系不大，本文将着重讨论的是不见于陈本而只见于陆本，或与上述情况相反，以及两本出入较大的异文十九条，看它们究竟是不是一个为“元本”而另一个则为“面目全非”的“明改本”。
陈本和陆本的最大差异是陈本没有陆本的第四十一出，陆本没有陈本的第八出。这个差异是否由于“明改本”的妄改，即陆本第四十一出是它妄删，而陆本所缺的第八出是陈本的妄增？回答是否定的。
陆本第四十一出，即牛丞相在驿站的一场戏，全部只有两支曲子，其中一曲（前腔）（刘衮）又见于《九宫正始》。当然不是陆本妄增，而是被陈本和其他明本所删去。如果删得有道理，那也不好说它妄删。
陈本第八出是不是妄增？现在有幸借重潮州《蔡伯喈》抄本（简称潮本）为此作证。
潮本第一册相当于别本前半部。它是演出本，有很多省略，同时破损不堪，许多页只剩下一半，甚或整页无法辨认。它所不见的曲白，不能反证原本没有；见于它的曲白则一般为原本所固有。校勘结果表明它是钱氏所分的“元本”和“明改本”两个版本系统之外的又一系统，或者说它介于两者之间。即此可见一个是“元本”，另外一切版本都是“面目全非”的“明改本”的钱氏说法不符合事实。
潮本第十四出（原本不分出，此据陈本目次，下同）第四支（双鋋錝）前两句和（意不尽）合成一曲；第十六出（神仗儿）有“有何表文，只须在此，一一分剖”等三句，第二十出将陈本的（锣鼓令）五支合成二支，下场诗删去前两句。第十二出（醉太平）：“张家李家都来请我，我每须胜别媒婆。但得他金银多相谢，不妨双脚走如梭。”它近于陆本，而同陈本差异较大。从上述陈本和陆本有明显分歧的几个片段看来，潮本都同陆本比较接近。
明显的例外是它也有陈本的第八出。陈本第一曲（生查子），潮本作（紫苏丸），下一曲（赏宫花）却同陈本一样。《赏宫花》还能辨认的几句：“槐花正黄，赴科场，举子忙”，也相同。由此可见，第八出不能归咎于它的妄增，或归功于它的增补。它是原本所固有的一出，而被陆本所删去。简明的结论：陈本第八出和陆本第四十一出都是原本所固有的过场戏，因为可有可无而被其中一本所省略，而另一本却照登不误。陈本第八出虽有生角出场，却以净、丑为主，陆本第四十一出则是外末净丑四个角色。南戏以生旦为主角，配角为主的过场戏常在演出中被省略，以致刻印时也被忽视。开场、考试等场面，有的戏曲本子径直以“问答如（照）常”或“照例开科”之类的短语代之。在这样情况下，我想无论陈本和陆本都不必说是妄删或妄增。第三十四出净唱（佛赚）可能以同样的原因被陆本所删削。
陈本第五出有末、净、丑三支（窣地锦裆）也以同样原因被陆本所删去。在此之前，即紧接旦唱（雁儿落（舞）之后，陆本有几句说白：“（末白）老姥姥拜揖。（净白）院子万福。（末白）惜春姐拜揖。（丑白）院公万福。”
陈本以（相见科）代之。陆本卷末附录说：“插科处止着介字，任人搬演。
今人硬作差排，未免死句。”如果以此为准，陈本这一例倒比陆本更接近元本。
同净丑为主的过场戏相近，煞尾和下场诗也常被陆本所省略，或认为该套曲不应有尾声而加以删削。如第五、十三、十九出的（余文），第五、十五出的下场诗四句；第二十、三十一、三十九的下场诗省略一半；第三十四出下场诗七言四句则改成五言二句。
有的改动显然有充足的理由，这是民间作品，包括高明的改编在内，在流传过程中有所提高的自然现象，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妄增或妄删。下面是几个具体例子。
第四出陈本（宜春令），陆本作（吴小四）。（吴小四）蔡母唱：“他若做得官时运通，我两人不怕穷。”这同前后文蔡母反对儿子应试的态度大不相同。（吴小四）显然不及（宜春令）。
第二十六出陈本删去（前腔）（驻马听）“满纸云烟”曲。“想那层楼十二，有个人人，倚着危阑。”院子把主人的民家住宅说得如同显贵者的府邸一样，显然不合理。
第三十四出赵五娘唱了（赏秋月）“愿相逢我丈夫”后，蔡伯喈立即上场。陆本删去这一曲未可厚非。
第三十六出（醉扶归）第二支首二句，陈、陆二本各异，而都比较文雅。
陈本有如对话，表达了她此时心中的隐忧，陆本表情达意不够细致准确。
原文已见上引，不重复。
第四十一出当蔡伯喈和牛氏回家哭墓时，赵五娘唱（前腔）（玉雁儿），乞求公姑不要苛责丈夫，他是欲归而未得，同时又为牛氏作一点辩解。这是情理中所应有的表示。陆本删掉这一曲，辜负了作者的用心。
如果说这是“明改本”所“妄增”，那倒是“窜改者”的光荣，可惜没有任何资料足以证明是这一回事。
出入较大的异文多半由于一本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另一本作出修补而不够完善，因而没有明显的高下之分。举例如下。
第十六出（神仗儿）上朝的场面，曲文典雅。陆本有“何文字，只须在此，一一分剖”，语言俚俗，同前后文风格不调和。陈本将它们删去，却又不合句格。
第二十五出（啄木鹂（儿），陈、陆二本显然为协韵而作了不同处理，但缺陷没有完全得到弥补。
第三十九出（催拍）第三、四支曲文，陈陆二本顺序相反，各有利弊，都没有明显地胜过对方。
在传统典籍的校勘中，如果确实有原本或退而求其次，找到别的权威性的本子，由于它出于作者手定，或出版年代较早，有可靠的序跋或其他文献作证，因此有理由将一切别本的异文斥之为窜改。一般说来，这没有什么不妥。但着作者本人后来又有修订本，而较早的初版本同时流传于世，这样就比较复杂，难以一概而论。
小说戏曲的情况与此不同。包括作者在内，很少有人把它们作为正式着作对待。即使有人将戏曲作品附刻在本人别集之后，后来也往往将板片备而不用，束之高阁。如沈际飞辑的《玉茗堂集选》、王衡的《缑山先生集》，除个别善本中的善本外，戏曲都只见于目录，而正文则付之阙如。
书坊印行戏曲作品，很少依据作者原本。以后翻印更加如此。南戏作品除《琵琶记》外，很少有真实可信的作者和改编者，那就尤其如此。各种本子辗转翻刻，翻刻次数愈多，原文出入由于逐次累积而不断增加，这就导致了很大差异的不同版本同时流传。自以为是的修订和增补，同样出于好心而效果参差不齐的各种校改，另外还有因形近、音同、省笔、俗字、异体字而造成的纯技术性差错，以讹传讹，辗转走样，以致很难恢复原本的面貌，如果曾经有过这样原本的话。戏曲经过演出后，情况更加复杂。成功的演出所积累的增删修订即所谓演出本，反过来影响刻本的情况并不少见。上文所举《琵琶记》各本的重大出入，其中有一些例子，形成的原因无法解释，而又难以评分优劣，很可能是出于上述原因而产生，陆本的原本比其他现存版本早，但它的抄录又比一般明刻本为迟，这中间难免有所出入，而这同它所依据的原本无关，但又合在一起，无法辨别。承认陆本所依据的原本比其他现存版本早，不等于说陆本所依据的原本一定比其他现存版本所依据的祖本早。相反的迹象不难从前文的论述中找到，虽然陆本原本是更早的古本的迹象会更多一些。陆本的原本究竟是真正的“元本”呢，还是较早的明初刻本，目前没有任何直接资料可作鉴定，本文已举出理由证明它不可能是“元本”。别的明本究竟根据什么原本，它比陆本或早或迟，究竟相差多久，更加难以确定。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比较各本优劣，择善而从。本文认为写作了《琵琶记》中不少精彩片段的作者不会写出陆本、陈本中显然前后矛盾或有其他一望而知的那些差错的词句或片段。不管是陈本或陆本，对这样的一些词句片段不归之于作者原本显然比下列看法为好，即未经认真、客观的查证，人为地确认一本为原本或“元本”，把别本的所有异文，不管情况如何，一律斥之为“面目全非”的“明改本”。
本文以陆本和以陈继儒评本为例的明刻本作了上述比较，认为两者大同小异。有一些词句或片段陈本比陆本差，而另一些则相反。局部的差异并不构成两者总体上的优劣之分。两个大同小异的本子要逐一举出它们的差异，加以分析，不是连篇累牍，繁琐到令人生厌，就会举证不全而有偏差，如果有意袒护某一方，那就更加难以得出公允的结论。
上文所举陈陆两本的差异，大都以陆本同（九宫正始）重复或显然不同的曲文为限，比陈陆两本直接对照会有不少遗漏。幸好作为补救，本文将推荐黄文实同志的论文《从元本琵琶记看明人对原作的歪曲》。它的论点同本文相反，它在举证中当然不会放过陆本优于陈本的那些异文。
它分三大段：“第一、原作中对现实和统治集团的揭露和批判性描写被删去；造成悲剧的原因被歪曲而矛盾不可解”；“第二、歌颂孝子贤妻、宣扬封建道德被认为是《琵琶记》的主旨，并大大加以强调，《琵琶记》因而被当成颂扬时世之作”；“第三、主要人物的性格遭歪曲，并使人物的思想前后矛盾，导致剧情混乱不清”。总起来说黄文无非是演绎前面所已经讨论的钱氏观点：一个是元本或原本，另一个则是“面目全非”的“明改本”。为篇幅所限，这里不能将它所举的十多处异文一一引录，然后加以分析。好在原文俱在，不妨复按。
现在，本文就它的每一大段各举其中主要一例简评如下。
黄文引录陆本《义仓赈济》出里正自述：讨官粮大大做个官升，卖食盐轻轻弄些乔秤诈得五两十两，到（倒）使得五锭十锭。主人家不时要馈送，画卯酉人多要雇倩。田园都变卖，并无寸土余剩。
然后指责“汲本（即《六十种曲》本）删去‘主人家不时要馈送，画卯酉人多要雇倩’二词，则‘田园都卖尽’数语就不可理解。而且，汲本还删去了里正想要卖儿卖妻以补官仓亏空的一段独白，结果，客观中给人的感觉，罪恶完全是下级官吏里正个人的邪恶造成的了”。
按：上文里正叹苦，“诈得五两十两，到使得五锭十锭”，歪门邪道，得不偿失，因此“田园都卖尽”，请问有什么不可理解？汲本、陈本明明白白有如下数语：“没奈何我待把家私并老婆儿子就卖了也赔不起。”怎能视而不见，说是删去了？陆本说把老婆儿子卖了，就可以“取钱籴谷还义仓”，而陈本则说“老婆儿子都卖了也赔不起”，岂不是明本倒写得更加深刻。
是的，明本的这一段独白比陆本精简。陆本那几句独白太多太具体，结果是叹苦变成插科打诨式的笑料，不知道批评者有没有看出来？这是第一大段中的一例。
又如黄文评论《丹陛陈情》说：“陆钞本中，黄门官完全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不近人情：‘不得升殿！’‘此非哭泣之处！’‘圣旨谁敢别！这里不是吵闹的去处。’‘不得惊动天听！’在黄门官面前，新科状元蔡伯喈完全是一副可怜相：‘天天，若能够回家见父母，何消做官！’‘黄门哥，你与我官里跟前再奏咱，我情愿不做官。’‘（慌介）我自去拜还圣旨，如何？’这样描写正曲折地反映了元代社会元蒙贵族统治下的普通汉族官员的可怜处境。”按：陆本“这秀才好不晓事，圣旨谁敢别！这里不是吵闹的去处”，汲本作“这状元好不晓事，圣旨谁敢违背”，陈本同；陆本“黄门哥，你与我官里跟前再奏咱，我情愿不做官”，汲本、陈本作：“黄门大人，烦你与我再去奏知官里，我情愿不做官。”所有黄文摘引的句子，除“不得升殿”外，汲本、陈本都有，只有个别一二字出入，怎么能据此大同小异的引文，判定一个是元本、原本，而另一系统所有本子都是“窜改”呢？这是第二大段中的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