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鳌新话》明治十七年（1884）日本东京梅月堂刊本，韩国学文献研究所1974年影印本，卷首有《梅月堂小传》。据小传，金时习字烈卿，号梅月堂。光山人。“年十三，闻端宗逊位于世祖，大哭，佯狂，尽焚其书，中夜被发而逃”，后削发为僧。《金鳌新话》当作者21岁至36岁隐居于金鳌山时所作。据朝鲜史书记载，他的生卒为1435-1493。端宗逊位在1455，那时他21岁。传文“年十三”显然有误。“大哭，佯狂”云云也不是13岁少年做得出的行动。大朝鲜开国四百九十三年（1880）汉阳（汉城）李树廷的跋说：“考以年代，瞿佑明季之人，在先生之后百余年。故后人疑其雷同，而且书中诗词不甚工，遂有鱼目之辨。其实取固有者载之，非梅月堂之杜撰故尔。”按，瞿佑生于1347年，早于金时习88年，李树廷所云不足为据，他所提出的解释也不值一辨了。金时习的《金鳌新话》模拟瞿佑的《剪灯新话》，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三
瞿佑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剪灯新话》（1378）大约在一个半世纪后在越南出现了阮屿的仿作《传奇漫录》。阮的父亲翔缥是1496年的同进士。
黎贵淳（1726-1784）的《见闻小录》卷五《才品》说：阮屿“后以伪莫篡窃，誓不出仕，居乡授徒，足不出城市。着《传奇漫录》四卷。文辞清丽，时人称之”。莫登庸建立的越南王朝始于1527年，《传奇漫录》当成书于此后。
何永汉序署“永定初年秋七月”，永定只有一年（1547），这是《传奇漫录》成书年代的下限。
何序说：“其文辞不出宗吉（瞿佑）藩篱之外。”《传奇漫录》全书二十篇，分四卷，同《剪灯新话》一样。《项王祠记》为项羽翻案，连“项王语塞，面色如土”也模仿《剪灯新话》的《龙堂灵会录》：“相国（范蠡）面色如土，不敢出声。”当然像这样有迹可寻的模拟痕迹并不太多。带有创造性的模拟不会是简单地依样画葫芦。同是龙王水府的故事，《龙庭对讼录》大异于《剪灯新话》的《龙堂灵会录》；同是荒祠野庙，《伞圆祠判事录》不是《剪灯新话》的《永州野庙记》可比；同是世外桃源，《徐式仙婚录》《那山樵对录》
都不像《剪灯新话》的《天台访隐录》那样不关男女私情。
作为越南后来一系列汉文传奇小说的开拓者，《传奇漫录》在《剪灯新话》的影响下自有它不可替代的特色。
瞿佑出生在元末。《剪灯新话》完成于洪武十一年（1378），他所描写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因夹杂着易代之感而带有恍惚迷离的悲意，如作者自序所说那些都是“近事”，“远不出百年，近只在数载”；令人惊异的是占《传奇漫录》的半数篇章都以1404到1436越南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为背景，而下距作者创作年代约有一个世纪之久。瞿佑上距他所写的时代多数只有短短几年，阮屿则上距他所写的年代相当久远。这是他们的不同。
两者所写的年代都是战乱的岁月，这又是他们的相同。瞿佑经历元末红巾起义、朱元璋、张士诚、方国珍的群雄割据，战火可说烧到了他的身边。
他是汉族人，被推翻或正在被推翻的是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他对同民族的朱元璋统治和张士诚割据都没有太大的好感，就他的思想感情来说他倒更像元朝的遗少，正如同那时的多数文人一样。他在晚年被长期流放到塞外，并不是由于“诗祸”，如同有些记载说的那样，而是他奉命辅导的国王同朝廷有矛盾，惩罚无辜地落到他的头上。
1404到1436在越南历史上是一个关键时期。它北方的封建帝国明朝正处于极盛时期。掌握强大武力的明朝永乐皇帝朱棣派遣大军护送前安南国王陈日煃的弟弟天平返回越南。据越南历史记载，陈天平（越南文献作添平）不过是王室陈元辉的家奴阮康的冒名。1406朱棣以朱能为征夷将军，以沐晟、张辅为副将，率领大军讨伐安南。次年擒获安南胡朝君主胡季牦父子，并设立交趾布政司，企图并吞安南，把它变成明朝的一个行省。1418年越南人民在黎利的杰出领导下在蓝山举行大起义，以多次军事胜利，挫败了侵略者，迫使明朝在1427年全部撤回文武官员和驻军，这是越南人民的伟大胜利。尽管如此，明朝还是坚持立陈暠为安南国王，直到1436年，黎朝太祖黎利的儿子黎麟即位，黎氏才得到明朝的承认，封为安南国王。
《传奇漫录》继承唐宋传奇的传统，以神怪和爱情故事为题材，但它半数以上的篇章以明军入侵和越南人民英勇抗战的动乱岁月作为时代背景。列举如下：
《快州义妇传》女主角徐蕊卿“窃听诸仙语，谓胡朝（胡季牦建立于1400年，《明史》作黎季牦）讫箓，丙戌岁（1406）兵革大起……只恐玉石俱焚，时有真人姓黎（名利）从西南方出。勉教二子坚与追随……及黎太祖蓝山奋剑，二子以兵从之”。
《伞圆祠判事录》“胡氏末（1406），吴兵（明军）侵掠，地为战场。沐晟（明朝侵略军副将）部将有崔百户者，阵亡于祠所”。
《那山樵对录》“后胡开大，汉苍（《明史》作黎苍，季牦之子）出猎……
明师纳款以求退……后二胡（指胡季牦父子）得祸……”。“二胡得祸”，指1407年胡季牦父子为明军所俘，那时没有“明师纳款以求退”之事，所以小说中樵夫说：“若子之言，无乃铺张过甚，听之令人面赧而心怍。”
《东潮废寺传》“后陈简定帝时，连年兵火，煨焚几尽……吴兵既退，民始复业。”据《明史·成祖本纪》，简定（越南史书又作陈顾）在1408年起兵反明，次年被俘。
《南昌女子录》“胡开大末，伪陈添平还国，犯支錎关（谅山）”。
《李将军传》“后陈简定帝之即位谟渡也，四方豪杰，远近响应。各招集徒侣，为勤王之师”。时在1407年。
《丽娘传》“胡氏末，明将张辅分兵入寇，侵掠京城……会简定帝起兵长安州……吕毅果拔垒宵遁……退保谅山北峨驿……会有燕台赍班师诏书至者，张辅督诸军还，上道有日矣……及黎太祖起兵蓝山乡，生以宿恨未偿，将兵应募。凡遇明朝将校，无不剪灭，故荡平吴寇，生多有力焉”。
张辅分兵入寇在1407年，明朝都督佥事吕毅同年十二月战死。张辅率部回国在次年，黎太祖起兵则在1418年。
此外，如《徐式仙婚录》、《昌江妖怪录》、《翠绡传》、《沱江夜饮记》、《夜叉部帅录》只记录年代，没有提及战争，不引录。
汉文化对包括越南在内的周边国家的影响大约相当于拉丁文化对西欧和南欧的影响。它一度是周边国家的文化摇篮，到它们发展成为现代国家时拉丁文化又成为民族文化发展的障碍。在政治上可能问题更为严重，一方是宗主国或扩张主义国家，另一方则是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这是历史遗留的复杂而又微妙的国际关系。《传奇漫录》的作者对此问题的处理可说恰到好处。他既不因为明军入侵使祖国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中而迁怒于汉文化，也不因为自己具有高度的汉文化素养而动摇他的爱国心。《快州义妇传》，他让男主角和义妇阴魂的重逢特地安排在民族英雄征王祠下；他不承认陈添平是陈朝的王子。明朝入侵者没有人具有正面形象，只有与此相反；但他对本国君臣也不是一味讴歌。《那山樵对录》借樵夫之口抨击国君胡汉苍（《明史》作黎苍）“言多诡谲，性多贪欲”，“用金如草芥，使钱如泥沙。狱因贿而成，官以财而叙”；而《李将军传》则是对胡作非为的权臣的鞭笞。
《传奇漫录》中的作品明显地脱胎于《剪灯新话》，而又最能推陈出新显示自己特色的首推《伞圆祠判事录》。《剪灯新话》的《永州野庙记》可说是唐代陆龟蒙《野庙碑》的故事化。陆龟蒙以抒写水乡隐居诗得名，他的小品文却锋芒毕露。他指出“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载车马”的高官大吏，只要老百姓对他们的奉献差了那么一点点，他们就“发悍吏，肆淫刑”，强迫他们做到。“平居无事，指为贤良，一旦有天下之忧”，那就对不起，变成泥塑木雕一样。瞿佑从这篇小品文得到灵感，他虚构了一个野庙。过往行人如果不对神灵奉献祭礼，就会飞沙走石，阴兵紧迫。有一书生经过这里，不愿祭献，遭到惩罚。脱险之后，他到南岳祠去告状。南岳大帝差吏士押解野庙神前来对质。野庙神说是蛇精兴妖作怪，他无力制止。在阮屿的笔下，蛇精改为明朝入侵军官崔百户“阵亡于祠所，自是以来转作妖怪。民至倾赀破产，犹不足以供祈祷”。野庙神则改为生前“以死勤王”的神灵。他要求书生做一个刚正的“人间直士”，终于将崔百户这个“北朝债将，南国羁魂”，打入地狱。瞿佑笔下的一个普通的神怪故事，在《传奇漫录》中改造成为闪烁着爱国精神的动人篇章。
《剪灯新话》传入越南的年代难以查明。何永汉《传奇漫录序》（1547）说：“其文辞不出宗吉（瞿佑）藩篱之外。”可见在那时越南的汉学家对《剪灯新话》相当熟悉，而《新编传奇漫录增补解音集注》据1763年刊本过录，《龙庭对讼录》注全文引录《广利海神传》，却只知道它引自类书《天下异纪》，而不知道它是《剪灯新话·龙堂灵会录》的原文。由此可以想象《剪灯新话》在越南原本相当流行，到18世纪时却少见了。敢于为《传奇漫录》
作详注的汉学家不会是孤陋寡闻的人，然而他就不知道《剪灯新话》。
本文愿意提供一条线索，太师英国公张辅在永乐年间曾四次作为主将或副将出征安南，而若干年后他正是《剪灯新话》作者瞿佑的恩主。时间则在洪熙元年（1425），上距张辅最后一次出征不过十年。张辅上奏章让瞿佑从塞外归来，并在他家教习子弟三年，后来又以“家舰”远送瞿佑还乡。张辅在出征时可能已经对瞿佑和他的《剪灯新话》发生兴趣。由于明朝入侵和张辅的关系使得《剪灯新话》流行于当时的安南，这样的可能性难以排除。
四
《剪灯新话》最早传入朝鲜，由金时习（1435-1493）改编为《金鳌新话》、1658年附以训点（即加上假名训读），在日本出版，明治十七年（1884）又有东京梅月堂刊本。
《剪灯新话》在庆长年间（1596-1615）刊行了活字本四卷。这时正当德川幕府经历长期战争之后，人们对战死者深怀悲痛、哀悼与畏惧的思念，以鬼怪故事为内容的“怪谈”小说（故事）遂应运而起。日本本土的民间故事、佛教故事和来自中国的文言笔记小说成为“怪谈”的三个来源。外来小说只有在或多或少地日本化之后才为日本广大读者所爱好。《剪灯新话》的《牡丹灯记》由僧侣浅井了意（约1611-1690）改编成为《伽婢子》
的《牡丹灯笼》，在1666年出版。
伽婢子的原意指陪睡的婢女，而实际上它是防止鬼怪对幼儿作祟的一种布娃娃，通常它和纸狗之类一起放在枕边。女儿长大出嫁时将它带走，或者孩子夭折时将它放进棺材。这都是为了避邪。瞿佑原着中的丫环是作为殉葬品的纸人，或称“明器婢子”。日本除了第五到七世纪的古坟时代外，不用殉葬品，因此浅井了意才将它改为伽婢子。有时为了表示对它亲昵，也称御伽婢子。这有如苏州、温州一带的人常常取人姓名的最后一个字，上加一个“阿”作为爱称一样。
按照瞿佑的原作，故事发生在元宵节，为了切合日本的风俗，《伽婢子》所收的《牡丹灯笼》改为发生在中元节，一称盂兰盆节。
在《伽婢子》刊行以后两百年，由于说唱艺术家三游亭圆朝（1839-1900）成功地将《牡丹灯记》改编为《牡丹灯笼》而成为风行日本的作品，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它是瞿佑《牡丹灯记》的改编。当时的说唱艺术形式——-是以讲史为主的讲释，另一种则是以街谈巷语为主的富有人情味的说唱艺术——咄，它在歌舞伎的影响下快速地成长和发展。圆朝就是江户时代杰出的咄家之一。
1885年圆朝表演的《牡丹灯笼》有了书面的速记本，它在《大和新闻》
上发表受到热烈欢迎。坪内逍遥（1859-1935）等杰出作家乐于以圆朝的文学语言作为新小说的范本。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少有的成功范例。
［附记］
本文第四节由日本神奈川大学铃木阳一教授以汉语撰写的论文《牡丹灯记在日本》缩写而成，谨此声明，并致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