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学、“磁场政治学”、“场力理论”（Field Theory）、“权力场域”理论等都把场作为重要的研究方法加以应用。政府权能运行所依存的场域既是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用来分析政府权能的主要方法。首先，政府是场域中的政府，它包括实体性（entities）和功效性（efficacies）两个方面，即政府是被组织建构起来的实体，它以一定的政府体制呈现，同时这种被建构起来的实体受到环境和规则的制约，必须发挥一定的社会政治功效，也就是说，政府本身构成一定的场域且又是存在于一定的场域内。其次，政府权能必须在一定的场域内才能运行，离开“场域”政府权能就失去存在的基础。再次，用场的方法分析政府权能，必须考虑政府权能场域的支撑点和支撑面，也就是必须考虑与政府权能相关的各种因素，包括政府权能场域内部要素，例如政府权力配置、权力结构、权力运行规则、制度等；政府权能场域外部要素，例如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等相互之间的关系等。最后，这里的“场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场域，仅仅是局限于对主权国家范围内政府及其政府权能的研究。用场的方法研究政府权能运行的基础，是对政府权能运行和作用的事实进行实证分析最便利的方法。
场的研究方法与政治系统分析方法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又明显不同。政治系统分析方法形成于20世纪50-60年代，这种研究方法主要受德国生物学家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Ludwig Van Bertalanfy）生物学的有机联系理论的影响，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努力使系统分析方法成为政治学研究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briel.A.Almond）、莫尔顿·卡普兰等为发展系统分析方法作出了贡献。戴维·伊斯顿认为政治体系与经济体系在性质上不同，“由于政治学历来自行规定的任务是了解社会政策应当是什么，那个政策应当如何被制定出来并付诸实施，而政治学的总目标必须是了解政治体系所起的作用”。伊斯顿所说的“政治系统是指维系一个政治生活正常运行的有机体，由系统组织、系统成员以及组织的能力和成员的权威性影响力等要素构成。政治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将政治输入转化为官方的政策、决定和执行行动，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阿尔蒙德认为，“体系是指各部分之间的某种相互依存以及体系同环境之间的某种界限”，并认为政治系统具有政治体系边界综合的特点，体系具有输入和输出的相互作用；政治体系的边界是存在的，政治体系与环境（包括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发生相互作用。对于政治系统的概念，当从功能理论的基本观点提出来并进行理解时，它能够去掉旧的基本概念——国家和权力——的本体论上所说的实体特征，并且能够把国家、权力等这些基本概念囊括在新的思维联系中，也就是说，政治系统这个概念弥补了权力、国家、政府等这些概念无法涵盖的意义，而且又不同这些概念冲突，具有自己特定的涵义，所以，它能够成立起来并得到迅速传播。
然而，系统分析在形成新分析方法的同时，也存在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政治系统的概念占据了国家概念的这个理论的真空领域。用社会科学的控制论概念，对国家概念作新的解释，从而使国家概念现代化的尝试，迄今没有越出语言游戏的境界。”伊斯顿的论点受到了阿尔蒙德等人的批评，他们认为伊斯顿的标准极大地限制了政治系统的范围，因为伊斯顿的定义仍明显倾向于旧的国家主权思想，他所讲的国家惩罚系统无法适用于政治系统的所有子系统之中，例如教会、企业等；“随着政治系统的日益分化和多元化，它不仅与某些强大的子系统几乎不可能划清界限，就是与一般的子系统，也将几乎不可能划清界限”。有些政治系统无法与社会系统清楚地划分界限，例如在极权政治系统由于社会完全受政治的控制，就很难将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区别开，所以，把由生物学有机联系的概念而延衍的系统概念引入政治科学确有一些困难。
我们用场的方法研究政府权能，将借鉴政治系统分析的某些方法，比如，政治系统与外部环境关系的分析思路、政治系统界限的界定标准与界定方法、政治系统变化动力的分析等。但是，场的研究方法又区别于政治系统分析方法，例如，政治系统理论把政治作为系统来研究，我们把政府及政府权能放在一定的场域范围内进行研究；系统分析有纵向深入与系统隔离之感觉，场域分析有横向铺开与场场互场场之感觉；系统分析把政治系统从社会系统中独立出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但很少深入政治系统内部对政治系统适应能力的构成特点等进行比较研究，而政府权能场域的研究则把政府权能与其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把权力关系结构作为政府权能的基础；系统分析认为：“各个次系统组（sub-sets）关系密切，一个次系统组的变化会引起所有次系统组的变化，即次系统组只有在整个系统运转时才发生效力，系统‘边界’是‘一个系统结束和另一个系统开始的点’”。而政府权能场域分析则认为政府的基本权能可以存在于在不同的权力关系结构上和经济基础上，换言之，政府权能存在的基础虽然变化了，政府权能基础发生了场替移转，但政府的某些基本权能还存在，仍在发挥作用。
（二）动态分析方法
有学者认为：“现代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大而化之有规范研究（normative study）与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y）两种基本途径。”规范研究偏重于价值判断和逻辑推理，更多使用定性分析和演绎的方法；经验研究强调可观察到的事实和实证材料，更多依靠定量分析和归纳的方法。经验分析研究并不是凭研究者自己经历的经验，也不是凭研究者自己研究的经验进行研究，而是对已经发生的政治事实、材料进行分析和描述，总结政治现象背后的东西。经验分析基于两点：一是实证材料，即已经发生的政治事实、已经存在的政治现象；二是动态过程，即政治事实和政治现象是政治行为的结果，这种结果形成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中。
研究政府权能场域，必须对政府权能场域进行界定，对政府权能、政府权能运行依存的场域进行规范论证，这种论证是基于政府权能运行必须依存一定的基础这一事实，研究是对这种事实的论证分析。政府权能运行依存的场域是变化的，政府权力的扩张与阻滞而形成的张力结构是政府权能运行依存场域中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运动又成为政府权能场域演变的内在动力。论文从动态角度揭示政府权能场域的变化，研究政府权能运行过程中“扩张与阻滞”这一基本矛盾的变化，研究不同政府体制下这一矛盾的特征及其表现。
（三）历史分析方法
由于“历史证据可以提供在一个广为不同的背景下考察不同政治现象的机会”，我们只有对政府权能运行依存的场域基础进行历史考察和比较，才能把握政府权能场域的变化规律。在研究中，我们以西方政治发展史为线索，从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公民的权力关系演变的历史过程中探讨政府权能场域的型塑过程及其变化，揭示政府权能与其场域基础之间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的特点；从历史角度、从政府体制演进的角度来分析政府权能内部场域的变化；以中国政府权能场域基础的变化为实例，分析中国政府权能场域基础的历史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