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动关系的原理，对于理解政府与其权能场域基础之间的耦合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基础。物质生活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政府与其依存的权能场域基础之间存在着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被作用的互动关系，政府权能的场域基础决定政府体系，政府权能场域基础的变化推动政府与其权能场域基础之间耦合关系的运动变化，政府体系对其依存的权能场域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政府积极能动地服务于它所依赖的基础。
第一，政府体系与其依存的场域基础具有适应性。
政府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主体，政府体制、政府性质、政府目的、政府模式等受赖以存在的权能场域的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水平影响着国家的结构和政治形式的形成”，也就是说，复杂的政府体系必须适应权能场域的要求，并服务于权能场域，否则，就会丧失政府的本质，并难以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主体而继续存在下去。政府体系与其权能场域基础之间形成复杂的依赖关系，它不仅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而且，它还必须与一国的社会结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和民族特性等相适应，“一定的政治形式只有在尊重了一定的社会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特性才是可能的和可行的。超越一定历史基础设计的政治形式，往往会付之东流”。政府体系对其依存的场域基础具有主动适应性，一方面政府体系通过自我调整、自我完善，主动适应政府权能场域基础的变化；另一方面，政府体系对权能场域基础具有能动地反作用，通过政府行为、政府政策、法律与制度规定等来影响、规范、引导权能场域基础的发展，政府体系也可能对权能场域基础形成负面影响、产生障碍作用。
第二，政府发展与其权能场域基础的变化在方向上的一致性。
政府发展是社会变革和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政府权能场域基础变化的结果，政府权能场域基础的变化必然带来政府的发展与变革。“政府发展是指政府为了适应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对自身组成要素的扬弃与整合，寻求不断发挥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潜能以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过程。”政府发展是政府因于外部权能场域基础的变化而对政府体制、政府管理手段与途径、管理方式等作出的主动或被动调整，因而，衡量政府发展的根本性标准就是政府体系的变革是否与政府权能场域基础的变化相一致，政府能否驾驭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现实，故而“政府发展就是政府政治能力的发展，而衡量政府能力高低的一条根本性的标准，就是看该政府能否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和要求，能否找到一种合理恰当的管理方式”。政府体系与权能场域基础的变化同向时，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加速作用。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的文章中分析了封建社会亚洲国家政府机构、政府职能等方面的变革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篇着作中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权力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具有推动作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把组织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作为政府的中心任务，从而推动政府权能的经济基础的变化。
所以，政府体系适应它依存和作用的权能场域基础的要求，并与其权能场域基础的变化方向一致，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这是普遍性的历史现象。谢庆奎教授从政府发展史角度分析了政府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一致性关系，他认为政府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政府的阶级性、自利性、公共性的此消彼长，既促进了社会的发展，适应了社会的需求，又拉动了政府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增加，政府也由简单到复杂，再由复杂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简单……”
政府发展与其权能场域基础的变化在方向上的一致性表现在：其一，政府管理形态的演进与社会发展状态的一致，即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的组织机构、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在不断提高，政府管理形态的演进过程与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阶段相一致。其二，政府发展的目的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一致，即政府通过充分发挥管理社会、管理国家的功能，通过提供公共服务，以保障实现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目的；政府通过制定公共政策、采取必要措施，以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政府发展目标的制定就是以政府体系如何适应社会发展要求，选择最佳管理方式，最有效和最准确地实施民意为依据”。所以，政府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在目的上具有一致性。其三，政府发展与其权能场域基础在变化趋势上的一致。社会发展变化的趋势表现为社会规模不断扩大、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日趋复杂，社会对政府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多，“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对政府服务需求的增长推动了政府从内容到形式的逐步变革和发展”，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其规模不断扩大，政府结构日趋复杂，政府管理体系、政府运转方式和管理手段等都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健全完善。
第三，政府功能与外部环境的统一性。
政治结构功能分析学者阿尔蒙德、米歇尔（Michels）、阿普特和弗雷德·W·里格斯（Fred W.Rings）等，他们都强调政治体系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认为输入和输出互动就是政治体系与环境之间的交换。阿尔蒙德认为：“一切政治体系都与两种环境发生相互作用：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政治体系既影响也受影响于其国内的经济，自然环境和资源、教育和技术体系，以及其种族和文化体系。……同样，政治体系及其所处的社会也同其国际环境发生相互作用，即通过同其他政治体系以及同国际机构的贸易、外交、战争、交通和文化交流而产生相互作用。”政治体系通过推行政治政策等手段，试图从国内外环境中提取资源；同时，政治体系又受环境制约，政治体系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它所处的环境所塑造而成的。米歇尔把政治结构功能分析放在整个社会系统的结构功能中，认为政治体系对整个社会系统的维持和社会目标的达成等具有重要作用。政治结构功能分析家的研究是以自己所在的欧美国家的政治体制为结构功能为标准的，而且都有只重视功能而忽视结构的理论缺陷，但是，他们的研究结论与研究方法对分析政府功能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具有启迪作用。
政府体系是政治体系中最重要的主体构成，政府功能与外部环境具有输入和输出的互动关系。阿普特认为，政府体系是政治体系结构要件的子结构，政府是由决策机构和责任结构构成的体系，所有统治系统也拥有作为该系统的有效状态的条件性结构。政府体系的功能主要包括政治统治功能、经济功能和管理社会的功能。政府体系通过政治命令、政治政策、提供公共物品、制定和实施规则，以及规则裁定等保证政府功能的实现。政府要进行长期有效的政治统治就必须把这些具体的功能措施制度化，才能保证社会秩序长期稳定，政府体系的功能才能充分实现，因而，制度和规则就成为政府体系功能得以实现的中介。
政府功能与外部环境的统一性表现在：一是，随着政府体系外部环境的复杂化，保障政府功能作用能够顺利实现的制度和规则不断完善，不仅在政治权力运行的领域内，而且在政府功能可以影响到的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内都有制度和规则可以遵循。二是，随着政府体系外部环境的复杂化，保障政府功能作用能够顺利实现的手段和途径不断完善，政府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输入和输出的形式多样、环节复杂。三是，随着政府体系的外部环境变化，政府的功能作用在不断分化、细化。最初，政府的政治统治功能吞没了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政府的社会服务和保障功能与经济功能混在一起。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和政府管理的发展，政府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与政治统治功能最先分离，尔后，政府的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也逐步分离，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社会服务和保障功能。由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生态环境破坏、环境污染严重等社会问题的出现，今天的政府又必须承担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等社会功能。
在政府与其权能场域基础耦合而成的关系中，政府的能动作用与其权能场域基础的变化在方向上的一致性只是这种关系的一个方面，而这一关系中的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及其能动作用与其权能场域基础在方向上的非一致性，当政府不适应其权能场域基础时，会对权能场域基础的变化产生限制、阻碍等反作用。政府与其权能场域基础的变化在方向上的一致性，并不等于政府变革与权能场域基础的变化在节奏上的同步性、在时间上的同时性，它们只是具有相同的作用方向，它们在变化过程、变化节奏、变化环节等方面都具有时滞和顺序的差异。
3.政府与其权能场域基础耦合关系的非一致性
政府与其权能场域基础之间的非一致性耦合关系是政府体系与其依存的场域基础的“不适应性”，是政府性质、政府体制和政府管理模式等政府体系要素与其依存的场域基础之间在逻辑上的非必然关联，它们之间只是一种“偶在”，不构成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形式上不协调、不融洽，甚至存在着“悖论”，但它们之间又存在着某种关联“机缘”。
第一，政府体系与其依存的经济基础的“不适应性”
政府体系与其依存的经济基础的“不适应性”是指政府体系在总体上不适应它所依附的经济基础，政府体系与经济基础的变化在方向上不一致，与经济基础不能保持同步变化。任何政府体系一经确立就具有相对稳定性，政府总是在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冲突中设法完善其权力体制和统治方式，以求达到长期统治的目的；而经济基础则时刻处在变化之中，要求政府能够不断满足其变化的需要。正如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揭示的：“政治上层建筑要适应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是从历史发展的总线索讲的，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发展可能是不同步的”。政府体系与其依存的经济基础的不适应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体系整体不适应经济基础；二是政府体系局部不适应经济基础。政府体系整体不适应经济基础就是政府体系中的每个方面都不适应经济基础，政府体系成为经济基础发展变化的障碍，二者之间形成对抗性局面。马克思以君主专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影响的历史为例，指出由于旧的政治上层建筑无法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形成对抗性关系，君主专制试图维护旧的封建经济关系，抑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最终“君主专制到处都成了工商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政府体系整体不适应经济基础，既有旧政府完全不再适应已经变化的经济基础的情况，也有“新政府”无法适应现存的经济基础的特例。政府体系局部不适应经济基础是指政府体系中的某个方面超前或滞后于所依赖的经济基础，两者之间的这种不适应不至于构成对抗性的矛盾冲突，通过改革政府体系可以使之基本适应经济基础，政府体系局部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情形大多出现在新建立的政府体系与其经济基础之间。
第二，政府类型与社会类型的非一致性。
用类型学（typology）的方法研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政府类型与社会类型比照起来以揭示政府特性与社会类型二者之间的关联，这是孟德斯鸠及其继承者托克维尔创立的政府学研究方法。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对政体的分类源自社会状态和统治方式的综合分析。他认为：“古代城邦的共和国有赖于一个平等的社会，这并不是因为不存在财富差别或不存在佼佼者与大众的差别。……相反，近代君主制建立在本质上不平等的社会基础上，如果各个等级失去了自己的特权，特权者失去了对自己阶层应尽的义务的意识，个人专权很快就会成为专制政权。”孟德斯鸠还从古代共和国和英国君主制中找到了类似的东西：社会力量的平衡是自由和节制的最后条件。“一个由相互竞争的等级（其各自的权利是由宪法保障的）构成的异质社会，一个与国家机关同样长时期保持自由的政府，这两者通力合作，反映和维护社会力量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