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鲁迅的创作总体上显示出一种“坚韧”特质的审美追求和美学风格：陈老五也气愤愤的直走进来。如何按得住我的口，我偏要对这伙人说，“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
那一伙人，都被陈老五赶走了。大哥也不知那里去了。
陈老五劝我回屋子里去。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抖了一会，就大起来，堆在我身上。
万分沉重，动弹不得；他的意思是要我死。我晓得他的沉重是假的，便挣扎出来，出了一身汗。可是偏要说，“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鲁迅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明确指出：“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呐喊·狂人日记》
我快步走着，仿佛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彷徨·孤独者》
魂灵被风沙打击得粗暴，因为这是人的魂灵，我爱这样的魂灵；我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
——《野草·一觉》
这种“坚韧”特质的美学风格，所显示出来的是一种“力之美”的审美意识，一种足以震撼心灵的审美感应，一种“真的恶声”的审美表达，让人久久难以忘怀。鲁迅曾指出，在现代社会“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功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在杂文创作中，鲁迅更加鲜明地突出了“坚韧”风格的美学追求。他将杂文看作是“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武器，规定杂文的主要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和抗争”，并以百科全书式的方式，全方位地表达自己对于处在急遽转变之中的现代社会、现代人生的感受、判断和批评。鲁迅“坚韧”特色的美学追求，与整个现代中国那种被新思想、新文化唤醒的时代审美需求是趋向一致的。换言之，鲁迅赋予了新文学的坚韧美学范式以全新的时代意义，也即打破古典“中庸”谐和之美的均衡、稳定、对称、有序的“优雅”形态，突出对立、冲突、动荡、无序的“崇高”形态，在审美感受上，强调痛感与愉悦、焦虑与自由、束缚与解放等“对立”性因子的复合，吻合处于转型之中的现代社会所呈现出来的以“悲壮”、“崇高”为风格特征的审美价值取向。
与鲁迅的“坚韧”相比，周作人的创作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平和，特别是他的小品文创作，追求冲淡、平和、清逸、闲适、超然的审美风格，与“坚韧”风格的美学追求似乎相去甚远。然而，综观周作人的文化性格和美学追求，其“内骨子”里仍然是深藏着“坚韧”风骨的。在谈到国人性情时，他曾经指出：“中国人近来常常以平和耐苦自豪，这其实并不是好现象。我并非以平和为不好，只因为中国的平和耐苦不是积极的德性，乃是消极的衰耗的证候，所以说不好。譬如一个强有力的人，他有迫压或报复的力量，而隐忍不动，这才是真的平和。”在多个不同的场合，周作人总是强调自己“浙东人”的秉性，坚韧、执着，宣称自己“‘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他曾这样描述自己受浙东地域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性格特征：“我们一族住在绍兴只有十四世，其先不知是哪里人，虽然普通称是湖南道州，再上去自然是鲁国了。这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就是此人所通称的‘师爷气’。”他又说：“我从小知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古训，后来又想溷迹于绅士淑女之林，更努力学为周慎，无如旧性难移，燕尾之服终不能掩羊脚，检阅旧作，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呜呼，我其终为‘师爷派’矣乎？……我有志为京兆人，而自然乃不容我为浙人，我则亦随便而已耳。”本着“人”的文学理念，周作人在创作中展现率真的人生性情，表达咀嚼人生、体悟生命的一种心灵感触。
像写于20年代的几篇散文《北京的茶食》、《喝茶》、《苦雨》、《谈酒》、《故乡的野菜》、《乌篷船》等，看起来都是他那“冲淡”、“平和”、“闲适”的人生态度的流露，但流淌在字里行间的“真性情”，则是与他那“坚韧”特质的美学风格是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在《谈酒》一文中，他就这样写道：喝酒的趣味在什么地方？这个我恐怕有点说不明白。有人说，酒的乐趣是在醉后的陶然的境界。但我不很了解这个境界是怎样的……照我说来，酒的趣味只是在饮的时候，我想悦乐大抵在做的这一刹那，倘若说是陶然那也当是杯在口的一刻罢。
这显然不是一般性地谈论喝酒的轶事，或只仅仅一般性地传达喝酒的感受，而是从中表现了一种咀嚼人生的意味，一种坚韧、从容的人生态度。周作人的一些政论性、文化性的散文，则更是显示出他的“坚韧”风格特征。
如在《读烈士》一文中，他结合历史对封建礼教“吃人”罪恶的批判，就显示出了他“坚韧”风格的深邃一面：中国人本来是食人族，象征地说有吃人的礼教，遇见要证据的实验派可以请他看历史的事实，其中最冠冕的有南宋时一路吃着人腊，去投奔江南行在的山东忠义之民。不过这只是吃了人去做义民，所吃的还是庸愚之肉，现在却轮到吃烈士，不可谓非旷古未闻的口福了。
与鲁迅在小说《狂人日记》中发现满页写着“仁义道德”的历史，乃是“吃人”的历史一样，周作人这种结合历史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剖析，字里行间显示出来的也是一种让思想穿透历史，深刻认识和把握历史的坚韧风格。即便是在一些谈叙民间日常生活习俗的散文中，周作人在冲淡、平和的叙说之中，也不时地流露出浙东人的“坚韧”之性：日前我的妻往西单市场买菜回来，说起有荠菜在那里卖着，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
关于荠菜向来颇有风雅的传说，不过这似乎以吴地为主。
……但浙东人却不很理会这些事情，只是挑来做菜或炒年糕吃罢了。
——周作人：《故乡的野菜》
由此可见，即便对吃野菜之类的日常生活叙述，从中也透露出“浙东人”的“坚韧”之气。周作人也向来不太喜欢以吴地（主要是以太湖为中心的江南区域，也即浙西区域）为代表的江南偏柔弱而又显风雅、浮靡的文风，在《秉烛谈·谈笔记》一文中，他就批评吴地文风“浓艳波俏，顾影弄姿”，多“有名士美人习气”，故“容易流入肉麻一路”。在他看来，纤细、浮靡的吴地江南之风，与浙东人所追求的“坚韧”之气是不太相容的。
浙东“刚性”文化所孕育的浙东作家“坚韧”精神，体现在具体的创作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追求为人、为文的“硬气”，展现浙东作家鲜明的新人文理性精神；二是体现韧性精神和忧患意识，使浙东作家整体性地呈现出“深刻”、“峻拔”、“厚重”、“刚劲”的美学风格。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悼念遇害的左联五烈士，提及柔石时曾这样写道：他（指柔石——着者注）的家乡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文中所提到的“台州式的硬气”，实际上也是整个浙东地域文化性格的一种泛指。在浙东作家身上，可以说是整体性反映出了地域文化所孕育的这种“硬气”，其文风也多是整体性地呈现出以“坚韧”为代表的刚毅、强劲的“硬气”特质。如柔石的创作，在充满浪漫感伤的抒情性叙事当中，总是透露出一种坚毅之气。他的《人鬼与他底妻的故事》就将长期处在封闭状态下的乡镇，写得分外的沉重与艰辛，写出了浙东乡镇人不如鬼的生存状态。《为奴隶的母亲》则通过浙东乡村典妻陋习的描述，将底层妇女的爱与恨写得深沉与悲凉。作为左翼作家，尽管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中，文学创作往往要求是能够迅速而有力地反映左翼的革命意志和阶级意识，体现与政治、革命等主题密切联系的集体创作意图，但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柔石则保持了一种独立的人生思考和美学追求。无论是他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还是底层社会中普普通通的人物形象，都被赋予了一种“石骨铁硬”的“硬气”质地。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他（指柔石——着者注）笔下的青年虽然彷徨，但并不绝望”，他们都是一些“苦闷时代里执着地寻找前进道路的探索者”。
柔石赋予了知识分子在彷徨中执着求索的精神特质，他所塑造的妇女形象，也都带有一种“水柔石刚”的特点。
同是来自浙东区域的许杰、许钦文、王鲁彦、巴人等人的创作，也都具有这种“硬气”之风。这些在新文学发轫之际就追随鲁迅的浙东作家，在具体的创作实践当中，注重像鲁迅那样，密切关注当时农村社会、经济、文化受现代文明的冲击，以及在迅速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中，农民的心理、道德观念的变化，写出与鲁迅笔下的“老中国儿女”相关联的乡村生活和生存场景，力图通过以对浙东乡村为代表的中国乡村社会的透视，揭示出中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变迁中的某种规律性特征。像许杰的创作，在描述浙东乡村灰色人生与麻木灵魂时，也十分注重对蕴含在乡村普通民众中的那种“硬气”性格的描写。如小说《放水田》中对阿元嫂的形象刻画，就突出了浙东乡村社会底层妇女的那种不屈反抗的性格特征。又如小说《惨雾》，虽然描写的是浙东乡村的一场充满血腥而惊心动魄的械斗，但在揭示长期封闭而形成的乡村陋习的原始、野蛮当中，也对浙东乡民的那种“硬气”的性格多有展示。整篇小说的叙事，也带有一种坚韧的“硬气”：村上总是充满一种杀气，这一种气味是辣人的火药气和涩口的血腥气所混成的；同时，也充满了一种惊恐的感觉。
…………
我远远的望上老虎山的山顶，那边满山都是看战的人；他们有的张着洋伞，有的戴着箬帽；衣服的彩色是白的最多，清的和黑的少些。他们在那边蠕动，象是一群蚂蚁。
…………
太阳如一颗杀星，照耀在沙漠一般的沙滩上，闪亮的细沙的眼，正象隐藏在地下的鬼火。
始丰溪染着可怕的鲜血，滚滚的激出绝调的哀音，滔滔然泛成血河的霞彩，和那立在旁边静悄悄地瞧着的柳树上的鸣蝉的凄厉的哀声，与那复在头上的沉默着的愁容的天空里惨云的消魂的色彩相映和。
…………
一切的空气之中，都笼罩着粗厉的恐怖之网，和倒垂着尖利的死神之刀。
世界是被黑暗所占领了；恶魔穿着黑暗之夜的魔衣，在一切的空气中，用粗厉的恐怖之网笼罩人生，和尖利的死神之刀对待人生。
这种充满主观感受和内心体验的叙事，使整篇小说叙事尽显“坚韧”的张力和弹性。许杰就是以这种缜密、不经意而又充满热力的叙述，真实地还原了浙东乡村械斗的原始蛮性，在撕破血腥械斗的外衣中，为人们展现出一种惨淡的乡村生活和生存场景，使人感到一种沉重的心灵痛楚。
在20年代的乡土小说创作中，许钦文通常被看作是最具有“柔情”的一位，然而，细读他的小说，其实也不难感受到他在细腻而略带淡淡忧愁的抒情性叙事当中所透露出来的“硬气”。像他的小说《石宕》就展示出一股“硬气”。
小说以严谨、缜密、细致的构思和惊心动魄的艺术描写，展现出采石工人艰辛的生活场景。那群在最坚硬的山岩上刨食的采石工，可谓是新文学最早塑造出来的民工群体雕像。浙东偏僻的山庄，生活在这里的乡民，世代沿袭采石为生的传统，每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总会吞噬一些采石工的性命。小说真实地再现了事故吞噬采石工时的情景：一块巨石突然断裂塌下来，酿成一场悲剧，当场砸死四个采石工，另外三个也被堵在山崖的石缝里不得动弹。他们的亲人见状，哭得死去活来，因无法搬动巨石，只能眼睁睁地看见他们在越来越弱的呼救声中死去。然而，仅过了半月，死去的乡民，不再是人们追悼和谈论的对象，乡民们的心也像石头一样冷却。由于生活的逼迫，为谋衣食，乡民们又不得不重操旧业，重新在山岩上觅食糊口了。
显然，在缜密、冷静、细致的叙事中，许钦文所展示出来的“硬气”是具有多重涵义的。不仅仅是单纯的乡村生活场景的描写，也不仅仅是对浙东乡村民俗、民情的一般性叙述，其中，最主要的还包括在这种缜密、冷静、细致的叙事当中，写出了浙东地域文化对民性、民风的孕育及其所形成的“刚性”文化性格内涵，展现了浙东乡村生活场景的“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命运的挣扎”。所以，鲁迅在评论许钦文小说创作特点时曾这样指出，“无可奈何的悲愤是令人不得不舍弃的，然而作者仍不能舍弃，没有法，就再寻得冷静和诙谐来做悲愤得衣裳：裹起来了，聊且当作‘看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