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户、商品农户和传统农户的经营成果，是农户在生产过程做出的生产性努力和在市场交易活动中做出的分配性努力的结果，是其经营组织特征的物质化表现。农户间经营管理活动的差异，包括拥有要素的质量、应用技术的水平和市场交易活动的组织等，最终表现为农业产出效率和农户收益水平。现代农户的粮食总产量、出售农产品额、农业纯收入、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都高于商品农户，商品农户又高于传统农户，并且它们之间的出售农产品额、农业纯收入、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之间的差距显着。在经营成果的各项指标中只有粮食单产是商品农户高于现代农户，并且差距不大。根据以上所分析过的要素特征、技术特征和经营组织特征，现代农户、商品农户和传统农户的经营规模差距不大，而要素投入、技术水平和经营组织的差异和经营成果的差距显着。现代农户表现出高投入、高产出、高收益的特点，它是我国当前农业先进生产力组织形式的代表。
三、结论
自1978年农村改革萌芽，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力的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发展过程。农户是农业生产力的载体和组织方式，我国农户也发生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
理论分析说明，与不同农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有不同性质的农户成为农业基本组织形式。在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阶段，依次由传统农户、商品农户和现代农户成为农业发展主体。经过农户分化，在我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农业发展新阶段，并存着传统农户、商品农户和现代农户，它们在生产要素、农业技术和经营组织等方面表现出差异性特征。
实证研究表明，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中，传统农户、商品农户和现代农户之间客观存在着显着差异。现代农户是先进农业生产力组织方式，代表着农业组织制度的创新方向。当前，我国传统农户向商品农户转变的约束因素是土地，商品农户向现代农户发展的制约因素是资金，现代农户发展的瓶颈是企业家能力。因此，只有采取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速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和注重农民企业家培养等措施，才能全面促进现阶段农业的发展。
最后得到的启示：农业生产力发展和市场制度的完善，是我国农业组织创新的根本和关键。从我国农业发展进程农户分化过程来看，传统农户、商品农户和现代农户经历了一个单业、兼业、专业的进化过程。观察进化过程中的生产结构变化，由传统农户到现代农户，经历了一个粮食种植业、种植业兼养殖业、养殖业的变化过程。农民职业和农业结构都经历了单一化、多样化和专业化三个阶段。在单一化阶段，农户面临严格的要素和制度的约束，不具备多样化选择的条件和机会；在多样化阶段，农户面临一定的要素约束，可以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选择，但不具备选择专业化生产的条件。只有突破每个阶段的约束条件，农户才能向职业和生产专业化的现代农户进化。进化方向是专业化，包括资产专业化和人力资本专业化。实现专业化的条件是要素的合理化的自由流动，实现流动的动力是市场条件下的农户收益最大化动机，要素实现流动的条件是日益完善的市场制度。
农民工流动类型分析及政策建议——以浙江省的长三角城市为例
胡继妹
摘要：通过对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可探讨农民工流动的类型及其利弊。在我国，农民工流动的主要输出地（如浙江），农民工流动的主要类型有远距离流动和近距离流动、就业型流动和定居型流动、强关系网络型流动和弱关系网络型流动。但这几种类型的流动弊多利少，既不利于我国农业人口的减少，也不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因此，各级政府应加强引导和鼓励，促使我国农民工流动实现从远距离流动向近距离流动、从就业型流动向定居型流动、从强关系网络型流动向弱关系网络型流动的转变。
关键词：农民工；农村劳动力流动；流动类型；浙江省
农民工流动是相当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因此关于农民工流动的研究也涉及多学科、多角度。研究内容比较集中的有农民工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和农民工生存状况的分析。如蔡昉、都阳从经济学角度，遵循斯塔克（Stark and Tayor，1991）等人提出的分析框架来说明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与迁移之间的关系；文军（2001）则从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 Perspective in Sociology）出发，认为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因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在外出就业初期，往往表现为生存理性选择，但随着外出寻求就业次数的增加和时间的延长，社会理性选择和经济理性选择将表现得越来越突出。王春光（2001）虽然也主张采用动态的视角来观察农村流动人口外出动因，但更强调新生代和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行动建构中，其决策动因的差异性。李汉林通过对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的调查，提出了“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的概念，并认为关系强度是农民工流动社区组织的一种特殊方式。钱文荣等（2006）通过在浙江省的调查，探讨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融合度和面临的挑战。另外，还有农民工流动对输出地乡村发展影响的研究（李涛，李真，2006）、农民工流动经历对农民现代性影响的研究（周晓虹，1998）、农民工流动回流研究（白南生，何宇鹏，2002）、农民工流动行为研究（李培林，1996）等。但是，综观以往有关农民工流动的各种研究，可以发现，其研究视角都指向了“农民工群体”本身，而忽视了其“流动”类型、“流动”特点、“流动”趋向等问题的研究。其实，“流动”（并非迁移）两字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忽视“流动”特性的研究，将无益于全面把握“农民工流动”这一复杂现象的本质。本文作为以往农民工流动研究的一种补充，侧重于“流动”本身表现出来的类型、特征、趋势等分析。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研究，更有助于我们认清“农民工流动”这种兼具经济、社会现象特征的复杂性，也有助于政府部门从宏观上合理作出农民工流动的制度性安排。
东南沿海地区是农民工流动的主要去向，而长三角地区更是农民工流动的强势吸引中心之一。本文以浙江省的长三角城市（即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台州和舟山7个城市）为例，通过对进入这7个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现状的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探讨农民工流动的类型及其利弊，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调查过程及样本简况
本次调查于2006年10月至12月在浙江省杭州、湖州、嘉兴、宁波、绍兴、台州、舟山等地的21个县区同时进行，共调查农民工（指该地级市以外的农业户口人员，并在该地级市各类企业中有固定岗位就业的农民工，调查对象的年龄都在16岁及以上）2431人。为了确保调查对象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次调查在地区、行业、企业数量（每个企业调查对象的确定不超过15-20人）等方面都进行了适当的控制，对农民工比较集中的重点行业加大了样本数量的分配，对企业内调查对象的确定尽量通过随机原则来选择，75%的问卷由调查员与被调查对象面谈后填写。为了弥补问卷调查的不足，本次调查还召开了两种类型的座谈会：第一种是与农民工有关的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参加的座谈会，重点走访了公安、统计、社保、妇联、计生、教育等部门，了解农民工的发展变化情况，农民工管理和服务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第二种是由农民工参加的座谈会，直接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和想法。样本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调查地区分布
调查样本的地区分布情况如下
（二）年龄分布
本次被调查的农民工年龄最小的为16岁，最大的为54岁，平均年龄为28岁，其中21-40岁年龄段的人数占60%以上，16-30岁年龄段的人数占58%。
（三）受教育程度
被调查样本中，超过50%的农民工具有初中文化程度，说明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以初中文化为主。但是也有25.4%的农民工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少数农民工拥有大专或本科以上的学历，一般都是在工作岗位上接受函授或远程教育所获得的。
二、调查结果分析
大规模的农民工流动，其类型必然多样化。本文以流动距离、流动结果、流动决策因素为标准，把农民工流动划分为远距离流动和近距离流动、就业型流动和定居型流动、强关系网络型流动和弱关系网络型流动。当前，农民工流动的类型到底有哪些？以下是我们在浙江省的调查与统计结果。
（一）以远距离流动为主
本文把远距离流动界定为农村劳动力在改变居住地的前提下，实现了从农业部门到工业部门、从农村到城市的跨地区流动，即跨省流动；把近距离流动界定为农村劳动力在不改变居住地（或者在市域范围内改变居住地，即仅仅发生了在A 市范围内从a 地区到b 地区的流动）的前提下，实现了从农业部门到工业部门、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即省内市外流动。
根据这样的界定，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和“省内市外流动的农民工”两个指标。
（二）以就业型流动为主
关于就业型流动和定居型流动的划分，吴兴陆等（2006）在《农民工迁移决策的社会文化影响因素探析》一文中有类似的提法，即就业型迁移者和定居型迁移者，但对其内涵没有作明确的界定。本文认为，就业型流动就是指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不断往返、在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不断转换，最终又选择返回农村和农业部门的一种流动。而定居型流动是指农民工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最终选择留在城市和工业部门的一种流动。
根据上述定义，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这样3个问题：“最近一年你回过几次老家”、“最近一年内你汇款回老家的累计总额”、“你将来有何打算”。前两个指标用来反映农民工与家乡联系的强弱度，体现的是农民工在家乡与打工地之间的“流动性”情况；最后一个指标用来反映农民工的返乡意愿，即最终选择留在农村还是城市。在此，可这样合理地假设，如果农民工既不回家探亲，也不给家里寄钱，则说明农民工与家乡之间是一种弱联系；反之，就是强联系。而弱联系往往表现为弱流动性和弱返乡意愿，其最终选择是城市（即为定居型流动）；强联系往往表现为强流动性和强返乡意愿，其最终选择是农村（即为就业型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