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多样性的文化、可观的经济规模、自称为最大的民主国家而在南亚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但是，长期以来印度并没有因此而成为南亚地区稳定的积极和主导的推动力量。这不仅表现在印度对南亚较小国家的政策上，也表现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因此，尽管有一些学者已注意到一方面中国的南亚政策“已逐渐从最初的政治—战略关注转变为现在重视经济接触的较为实际的方法”，⑦另一方面双边关系也由政治推动转变为经济推动，“政治上解决问题和经济上深化合作开始明确，中印接触的性质在未来几年可能发生急剧的变化。”⑧但是，新德里的一些战略家和决策者仍然把中国视为印度最大的战略和安全关切，这特别表现在印度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军事现代化和地区影响怀有复杂的心态和不同的反应。⑨印度对中国在南亚的意图心存担心和疑虑，主要有：第一，中国与巴基斯坦的战略关系。印度国家安全顾问迪克希特（J.N.Dixit）指出，“在印度看来，巴基斯坦与中国的战略和安全合作能对地区安全环境产生负面影响。”⑩一位印度战略分析人士也认为，“当印度希望‘包围’巴基斯坦———印度的‘直接对手’和‘遏制’中国———印度的‘长远’安全威胁时”，中国和巴基斯坦“也在追求类似的目标，即战略上‘挤压’印度”。[11]尽管中国已逐渐调整其南亚政策，分别处理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而排除另一方的影响，但要减少印度的上述担心还有赖于印巴关系和中印关系的改善以及南亚地区的稳定。第二，印度认为中国与南亚较小国家或印度邻国（特别是孟加拉国和缅甸）不断扩大和深入的安全关系是为了在印度的东部边界建立第二个制衡力量，就像巴基斯坦是中国在印度的西部建立的制衡力量一样。第三，中国在印度洋可能的军事存在和影响被认为是对印度的一个挑战。[12]事实上，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的利益和目标主要是经济上的，即更多的贸易伙伴和确保石油运输安全。但经济利益需要政治关系和安全环境来保证和保护。中国与南亚国家（包括印度）发展军事关系就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而没有必要理解为是针对印度的。
可见，在南亚地区，如果中国和印度不能很好地处理双边问题，中国和印度将是竞争多于合作。这种竞争主要来源于印度，因为它长期以来视南亚为其势力范围，而把中国视为印度实现其南亚统治地位的主要地区外障碍。当然，中国在南亚地区影响的上升和中巴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这种竞争关系。在这种竞争关系中，印度常处于防守地位。不妨设想一下这种竞争关系的最坏情况：对中国来说，只要利用巴基斯坦和南亚小国就足以包围印度，而印度却不得不求助地区外的大国如美国、日本或俄罗斯作为中国的平衡力量。非常清楚，后者更为困难。当然，这种悲观的情景甚至冲突的可能性非常小，但在特定形势下也不是不可能。
而且，这种竞争关系不仅表现在安全关系上，也表现在经济领域。尽管印度是要把中国排除在南亚地区一体化组织（如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之外还是想把中国容纳进来还不得而知，但事实是，印度对中国提出的中印缅孟倡议（BCIM initiative）持消极态度，这主要是基于其政治和安全考虑。印度学者认为，这是中国“试图渗透印度敏感的东北部的一个计谋”，因此印度不得不“封住中国跨地区经济联合的活动”。[13]不仅如此，印度还提出自己的贸易集团计划，而把中国排除在外。[14]这显示，政治和安全上的疑虑仍支配着印度对跨地区经济合作的考虑。
值得指出的是，中印之间的竞争关系不仅存在于南亚地区，也将在东南亚和中亚等亚洲次区域。有这样一种趋势，即随着各次区域内部和相互间一体化的发展，亚洲的整体性有所加强，并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单一的地区，而中国和印度在其中将发挥主要作用。中印作为两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其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地区影响，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对此已有不同的认识和反应。中国和印度的利益、影响和目标已经或即将在亚太次区域相遇。
对中印关系，我们应以更广泛的视角来处理。中国和印度是文明古国和人口大国，有着独特的战略地位和政治特征，又是崛起中的亚洲大国和转型中的巨型社会。中国和印度加上相应的第三国，都可以构成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三角。
如加上巴基斯坦，就是世界上唯一相邻的核三角，他们间的关系是南亚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加上日本，则是亚洲三个最强大的国家，从而形成亚洲经济三角，是亚洲繁荣的主要力量所在。加上俄罗斯，将是世界上三个最大的转型中国家，是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的主要推动力。加上美国，是一个上升中的战略三角，其重要性将随着印度将其经济潜力转化为政治和战略影响而得到体现。
此外，中国—印度—东盟、中国—印度—中亚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三角，具有经济和能源意义。
值得庆幸的是，作为两个崛起中的经济体和地区大国，双方都认为，共性多于分歧，和平共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二、中美印：形成中的战略三角
冷战后亚太地区安全环境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力量，在南亚安全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二是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的崛起，两国都拥有超过10亿的人口，都掌握了核武器，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中美印三国之间的关系无疑将成为21世纪亚太地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三个大国如何互动以及如何处理相互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该地区未来的和平与稳定。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提出，中美印三边关系将决定21世纪亚洲的发展进程。[15]
在亚太地区，存在两对战略三角关系：传统的中美日三角和新兴的中美印三角。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东亚安全，后者则极大地影响着南亚安全。但是，这两对战略三角关系都是不对称的：一方面，美国与日本在冷战时期就形成正式的同盟关系，美国与印度在冷战后也逐渐发展为战略伙伴关系，美国与日本和印度都没有根本利益冲突；而另一方面，中国与印度和日本都存在领土争端，中国与美国在台湾问题、政治价值观、世界秩序观等方面存在分歧。因此，中国在两大战略三角关系中的地位都是最为困难的。美印在南亚和印度洋形成的战略伙伴及美日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形成的军事同盟是中国在亚太地区新的大国游戏中两个最主要的安全关切。不断加强中的美印安全关系对中国在亚太地区上升的影响是一个潜在的制衡力量。事实上，在五角大楼和国会山都有不少人已经提出把印度作为制衡中国的最佳候选。[16]关于“亚洲版北约”、“美印安全同盟”和“美印日战略三角”的言论也经常可以听到。而在印度国内也有不少这样的知音。[17]
值得指出的是，对于如何处理中美日这一传统三角关系，三国领导人都已积累一定的经验，而对于新兴的中美印三角关系，三国领导人还缺乏管理经验。
中国和美国是影响南亚地区安全的两个主要地区外大国，印度是南亚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美国南亚安全战略的走向不仅会影响中印、中巴、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利益和中国的安全环境。对中国来说，美印战略伙伴最深远的影响在于中美印战略三角更加成为可能。[18]印度越能把经济潜力转化为政治和战略影响，这种影响就越大。形成中的中美印三角有多层次的意义：在南亚，这一战略三角的特征将是该地区稳定和巴基斯坦未来的最重要因素；在亚太地区，其重要性将不低于中美日这另一个战略三角；在更广泛的国际领域，这一战略三角将成为主导全球经济趋势、反对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影响世界秩序的决定性力量。
中美印三国正在形成一种“软均势”（soft balance of power）。[19]它意味着，对于任何一国来说，如果把其他两国关系的发展视为对本国利益的挑战，或者，对任何两国来说，如果把发展双边关系作为制约第三国的手段，甚至结成联盟，那么，中美印三国就会形成一种恶性竞争关系。“软均势”就有可能转变为类似于冷战时期的“硬均势”。相反，如果能求同存异，以战略眼光处理双边和三边关系，中美印就有可能形成一种相对和谐的均势。中国正越来越认识到南亚地区的重要性和印度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中印关系的性质应该是地缘政治上的好邻居、区域合作时的好朋友、国际事务中的好伙伴。”[20]但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对双边共同利益的共识上。在经济合作和地区稳定上，中印美三国可以形成一种“三赢”局面。
中印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中印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一直比较明显。[21]回顾冷战，我们可以发现，中印关系起伏不定，同时美国在不同时期与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结盟以实现其遏制苏联的目标。
作为两个从西方殖民统治中独立的国家，建国后中国和印度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印度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并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美国拒绝给予这种承认和支持；另一方面，中国对印度的不结盟政策表示赞赏，而这种政策与美国的结盟和遏制政策是背道而驰的。中国和印度的这种友好关系到1954年双方发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1955年共同参加亚非会议而达到顶点。然而，尽管中国和印度同时与苏联建立结盟或紧密关系，但中印之间却从来没有结盟，更不用说反美同盟。相反，国家利益的差别和地缘政治的对立最终使两国陷于1959年的西藏问题和1962年的边界战争，并因此结束了5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友好关系。而美国视中国为它在亚洲的主要敌人，但没有把印度看作敌手，相反，还相对容忍它与美国的全球对手即苏联的紧密关系。总之，“美国的对印政策从来没有如此敌对，中印之间的信任也没有达到充分水平，以让印中两国形成反对美国的伙伴。”[22]在中印关系最困难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站在印度一边而反对中国。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时，肯尼迪总统命令派遣美国航空母舰到孟加拉湾以显示美国对印度的支持，随后向印度提供大量和前所未有的经济和军事援助。[23]尽管如此，中印之间的对立并没有使印度加入美国的反华阵营，这部分是因为随着中国的单方面撤军其威胁迅速减小和美巴同盟的存在。而即使在冷战正酣的年代美国也没有把印度看作一个必要和可靠的反华平衡力量。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美国从以前的亲印转变为亲华。在南亚、亚洲和整个世界，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国际环境，一个美—中—巴结盟与印苏同盟变得非常明确。当中国与美国走到一起对抗其共同的头号威胁苏联时，印度从美国身边走开转而与苏联结成紧密关系以对抗巴基斯坦。也就是说，中国与美国（及巴基斯坦）结盟和印度同苏联结盟都主要不是针对对方的，而是分别为了对付莫斯科和伊斯兰堡。
总的来说，冷战时期，有足够的因素和理由避免任何两国建立反对第三方的同盟，不论是印美结盟反对中国，或中美结盟反对印度，更不用说中印结盟反对美国。由于美国构成了中印关系中极其重要的外部因素（即使不是最重要和决定性的外部因素），中国和印度都把美国作为其制定对对方政策的一个因素。
冷战结束后，中美印三国调整了其内部的双边关系，从而改变了战略三角的形态，在中印关系中，美国的重要性逐渐突出。总的来说，冷战结束后中印关系和美印关系都有很大改善，而中美关系却像冷战时期的中印关系那样起伏不定。
主要原因是美国把崛起中的中国而不是把衰退中的俄罗斯或上升中的印度作为其经济、政治和战略上的主要挑战和潜在威胁。幸运的是，所有预期的两国反对另一国的同盟及其努力都已证明是暂时的、低效的或甚至是不可能的。首先，20世纪90年代早期关于中印俄三角抵抗美国霸权的可能性的讨论和“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爱好”[24]更多是理想主义的而不是现实主义的；其次，作为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一种表现，1998年印度核试后，两国签署联合声明加以谴责，甚至接近达成“一项避免南亚核军备竞赛的战略”。[25]但这种努力的影响是短时间的，其结果也是不乐观的。最后，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给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密信中引用中国威胁作为印度核试的理由，试图离间中美关系，其行为既不光彩当然也没有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