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美国与巴基斯坦在反恐中形成的伙伴关系，将是一种“长期和战略”关系，还是仅仅重复历史，是一种“临时和策略”关系？这都有赖于两国是否愿意和能否扩大这种伙伴关系的基础，协调其相互冲突的目标———就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目标是反共，巴基斯坦的目标是抗印；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目标是反苏，巴基斯坦的目标是发展核力量；现在，美国的目标是反恐，巴基斯坦的主要目标却在克什米尔。
这种目标的分歧已经开始出现。美国与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中有良好的合作，美国支持巴基斯坦重建国家和恢复对外关系，相应地巴基斯坦支持美国在阿富汗推翻塔利班政权的目标。当反恐前线转移到巴基斯坦西部边界，搜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残余势力时，巴基斯坦的反美倾向和国内暴力开始增加。
也有人开始怀疑巴基斯坦在帮助美国打击恐怖主义时是否尽心尽力。[60]美国“9·11”委员会报告也指出近年来美国在对巴关系上存在三个基本问题：在恐怖主义问题上，巴基斯坦军队和情报部门对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有不同的看法，政府中的许多人对极端分子表示同情或提供支持；在不扩散问题上，最近披露的巴基斯坦科学家领导的核扩散网（nuclear proliferation network），说明不扩散关注是长期和非常严重的；在民主问题上，巴基斯坦在回到民主统治的进程上没有什么进展。[61]
为了反恐这一美国最高国家利益和继续得到巴基斯坦在反恐行动中的长期和实质性支持，美国在不扩散问题上也对巴基斯坦有所迁就。2004年2月，有巴基斯坦“核武器之父”之称的阿卜杜尔·汗承认自己参与了向朝鲜、伊朗和利比亚提供核武器关键技术和铀浓缩材料的“核黑市交易”（nuclear black‐market trade）。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以阿卜杜尔·汗对国家作出的贡献为由，有条件地宽恕了这位“国家英雄”，并告知美国，巴基斯坦政府并不知情。穆沙拉夫还拒绝美国和联合国的调查人员直接与阿卜杜尔·汗接触，但保证向美国通报扩散网络的所有信息。美国表示，巴基斯坦对阿卜杜尔·汗的宽恕是巴内部事务，因而并没有加以深究。
2004年7月公布的美国“9·11”委员会报告认为，穆沙拉夫总统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稳定的“最好希望”，因此建议美国政府作出一项长期的承诺，只要巴基斯坦答应反对恐怖主义和实行“明智和温和”（enlightened moderation）的政策，就向伊斯兰堡提供广泛的援助。为执行这些建议，美国国会于2004年10月8日通过了三项法案。“H.R.10”要求总统就美国对巴基斯坦进行长期接触（包括民主化、经济现代化、不扩散和教育改革等）向国会提出一项详尽的战略。
“H.R.5024”要求增加美国的援助以帮助巴基斯坦打击极端分子，并由总统决定援助的项目和条件。“S.2774”要求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至少维持在2004财政年度的水平，其援助将特别用于改进巴基斯坦的教育体系。
美国负责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卡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巴基斯坦成为一个安全的、繁荣的和温和的民主国家，并有利于本地区的增长和稳定。”[62]而美国前驻巴基斯坦大使南希·鲍威尔（Nancy Powell）在一次演讲中也认为，“一种牢固的、长久的和广泛的美巴关系符合两国的外交政策利益。这得到美国总统、国务卿、两党、国会的强有力支持。”她进一步指出，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重点包括：第一，在全球反恐战争中继续共同努力；第二，支持该地区有关国家的努力以加强地区稳定；第三，帮助巴基斯坦促进其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第四，在两国人民之间建立桥梁以促进彼此间更大的相互理解。[63]
但许多学者对此并不乐观。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的科恩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美国对巴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短期利益的重要性超越了长期挑战”，或者说“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了长远利益”。这些长期挑战包括：恐怖主义、核扩散、民主化、与印度的敌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等。他认为“最重要和困难的政策问题是华盛顿是否能应付巴基斯坦的深层次问题和为巴基斯坦最终可能成为一个失败或无赖国家做好准备”。他还提出了美国未来对巴基斯坦政策的几种可能性：“同盟”（就像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那样巴基斯坦是美国重要的战略资产）、“伙伴”（这是目前的政策，仅限于搜捕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残余，没有合法和战略意义）、“忽视”（就像20世纪70年代大部分时期、90年代前半期，如果美国不再需要巴基斯坦的帮助）和“对抗”（如果发生巴基斯坦内战、核武器失控、与印度交战等情况）等。[64]为了实现短期利益和长远目标的协调，他为美国政府提出了多项政策主张：关于反恐，他认为美国应同时重视针对美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三类恐怖主义，因此“美国对巴基斯坦援助的数量和质量应与巴基斯坦在打击所有三类恐怖主义的表现联系在一起”，“帮助巴基斯坦警察部队的职业化”，“要求巴基斯坦停止对克什米尔恐怖活动的支持必须与帮助推动印巴和平进程一起进行”；关于伊斯兰，他主张“就像对付当年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挑战一样，运用新闻、学术交流、公共信息项目、辩论等保卫自己的原则和价值”，同时应鼓励巴基斯坦让通过和平手段寻求权力的伊斯兰政党参加选举；关于经济，他主张美国的援助应让“巴基斯坦人民看到他们的政府与美国友好会给所有社会阶层带来重大利益”，“鼓励美国公司在巴基斯坦投资”，“对援助进行审计”，援助的目的是“帮助其制度的结构性变化以避免变为危险的国家”；关于教育，他主张要求巴基斯坦把教育领域“向国际非政府组织开放”，“恢复私人教育机构”，“通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选派巴基斯坦的优秀学生到印度学习”，“初级教育的重点是提高识字率和训练师资”，“巴基斯坦政府应对教育投资和管理负更大的责任”；关于行政改革，他主张“鼓励巴基斯坦官员去访问那些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与巴基斯坦相似但发展得更好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学习这些国家的专业和有效的管理及公正的司法体制”；关于民主化，他主张应坚持要求巴基斯坦制订一个“逐步恢复民主的时间表”，让“主流政党如巴基斯坦人民党（Pakistan People's Party，PPP）和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Pakistan Muslim League，PML）自由地活动”，“让军队退出政治舞台”；关于军事训练项目，他认为“不应局限于军事科目”，而应“让巴基斯坦官员到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学习和研究”。此外，他还认为美国应相应调整对印度和阿富汗的政策，因为这是巴基斯坦最直接的安全环境。
原美国驻印大使顾问、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特利斯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进一步提出，为了实现长期目标美国应牺牲重要的短期利益。
他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一项新的战略：帮助巴基斯坦的改造，包括在战略上，改变巴基斯坦军队关于与印度的冲突是永久和不可避免的认识；经济上，改革巴基斯坦的战争经济形态，鼓励私人经济活动；政治上，建立新的政治规则，使巴基斯坦成为一个温和的穆斯林国家；社会上，促进市民社会的成长。[65]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南亚项目主任谢弗认为：“要避免历史的重复，美国决策者必须使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政策去个人化（depersonalize），并为接触政策建立两个基础：长期的民主议程以加强巴基斯坦制度的法治化；持续和现实的方法以便与巴基斯坦和印度一起处理并最终解决他们之间长期和危险的争端。”[66]此外，还应加强巴基斯坦的市民社会，如政党、非政府组织、媒体和其他社会组织。[67]
而从巴基斯坦方面来说，似应制定一项国家建设的战略。有两点非常清楚：一是充分利用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支持重树国际形象，并重新开始国内民主化进程；二是应认真和适当考虑在美国的幕后推动和联合国的帮助下，直接与印度开展双边对话。这无论对穆沙拉夫（有人称他为“布什拉夫”[68]）个人还是对整个巴基斯坦来说，都无疑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
小结
“9·11”事件后，美印、美巴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印巴之间却仍然保持紧张。
通过本章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布什上台执政之初，继续实行向印度倾斜的南亚政策。“9·11”事件后，美国同时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保持良好关系，美国努力与反恐前线国家巴基斯坦重建伙伴关系，同时与崛起的大国印度发展战略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基础存在很大的不同。
第二，反恐、地区稳定、不扩散是印度和巴基斯坦面对的三个主要安全问题，也是美国在南亚的三个主要政策议程。
第三，美国南亚政策是一种平行的（parallel）和联系的（linked）政策。所谓平行，就是维持与巴基斯坦在反恐中的合作，同时改造与印度的战略关系。所谓联系，就是把地区稳定和不扩散，地区主义和功能主义联系起来。
第四，持续升温的美印防务合作和美国在南亚和中亚的长期军事存在，加上美国在东南亚军事影响的增强以及在东亚的传统军事基地，不得不使中国关注美国在这些地区的意图。
概括美国思想库的政策建议和美国政府的政策动向，以下几点是美国南亚政策的取向：第一，美国将寻求加强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这种关系将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和经济价值和利益基础上，而不仅仅是就单一事件的合作，如历史上的反共、抗苏或现在的反恐；第二，美国将分别发展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避免零和游戏；第三，美国将利用自己在南亚得到加强的影响力，通过在幕后，而不是调停也不是不理，推动在危机管理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第四，美国将改变其“一刀切”（one‐size‐fits‐all）的不扩散政策，开拓思路，客观面对地区现实。
尽管巴基斯坦在美国铲除基地组织残余势力方面给予了有价值的帮助，但并没有能避免伊斯兰恐怖分子利用其领土作为基地在克什米尔和阿富汗进行武装袭击。
注释
①引文均出自National Strategy for Homeland Security，Office of Homeland Security，July 2002.②引文出自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The White House，September 2002.下同。
③引文均出自National Strategy to Combat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The White House，December 2002.
④引文均出自National Strategy for Combating Terrorism，The White House，February 2003.
⑤C.Raja Mohan，“A Paradigm S hi ft tow ard South Asia”，The 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 2002—2003，p.141.
⑥Robert D.Blackwill，“The Future of US‐India Relations”，September 6，2001，in Mumbai；and“Trans formation of US‐India Relations‘Picking Up Speed’”，February 26，2002，in New Delhi.
⑦Teresita C.Schaffer，“Rising India and U.S.Policy Options in Asia”，A Report of the Center for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Study（CSIS）South Asia Program，January 2002.
⑧Lee Feinstein，“When Policy Priorities Converge：U.S.Relations with India and Pakistan”，in Lee Feinstein，etal.，“A New Equation：U.S.Policy toward India and Pakistan after September 11”，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Working Paper，No.27，May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