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项研究大约持续了四年时间。2003年9月，我进入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CARD）从事博士后研究，恰值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并出现局部经济过热，中央政府审时度势采取了不同于以往的宏观调控，土地政策开始作为一类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登上历史舞台。土地宏观调控作为独特的中国现象，促使我的学术兴趣开始从土地法学拓展到土地政策（土地制度）与宏观经济的关系。本书的基本思想和主要观点，是博士后期间在合作导师黄祖辉教授的指导下逐渐形成的。也因此，我的博士后工作报告《地根经济：一个研究范式及其对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应用分析》构成了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我承担完成黄祖辉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我国土地制度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之子课题《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机理、正负效应及其校正问题研究》，促使我更深入、系统的思考土地宏观调控问题。本书第4章“地根经济的市场基础”是在和吴次芳教授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第11章“土地政策参与城乡统筹发展调控”是参加杨学成教授组织学生进行失地农民问题调查和讨论的过程中成稿的，这两章分别凝聚和吸收了他们两位的智慧。山世英博士帮我修订了本书的部分数据分析。进入2007年，在徐旭初博士的督促下，在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整理、补充和系统化，便形成了本书的体系和面貌。浙江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傅百荣先生对书稿的修正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在多年的研究工作中，我体会到，土地政策（土地制度）与宏观经济的关系是一项非常复杂、艰深，同时也是一项很容易引发学者的好奇心和使命感的课题。
1978年中国启动转型发展，按当年价格计算，2005年我国GDP达到183085亿元，是1978年3645亿元的50倍；1978年我国人口为9.6亿，2005年人口达到13.1亿，2005年人均GDP是1978年的36倍。中国经济超常规发展的成果，既博得了全球范围的惊诧的掌声，也不时遭到诸如“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粮食危机”、“中国能源危机”等的责难和质疑。事实上，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已经难以解释和预测中国的转型发展了。
比如，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贫富分化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如果一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超过0.4，社会的动荡就进入临界点，但是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在已经公认超过0.45的今天，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总体上仍然处于一种基本有序、相对稳定状态。在转型发展并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中国没有按照西方一些理论家的预言出现粮食危机、金融崩溃、社会动乱、政权垮台和国家分裂。相反，却是经济依然超常发展，社会相对有序，政局更加稳定，国家更加强大。也就是说，现在的情势似乎昭示中国是地球村中的特殊一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人类文明的一个特殊形态。
但是，这里绕不开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假以时日，那么，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是否还是会按照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框架和发展逻辑前进，或者最终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相对独立、稳定和持久的形式，中国最终将探索出自己的独特的文明演化路径，并发展出世界文明多样性的一个典范？我认为，揭开这一谜底的锁钥就在于中国的独特的土地公有制，在于土地公有制前提下的国家、产权和市场（社会）的关系，在于土地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系。所以，只要把公有土地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以及竖立其上的土地制度和国家上层建筑的关系研究透彻了，我们就能够充分肯定、全面提出和建立“中国特殊论”，或者否定、抛弃“中国特殊论”。显然，破解这一问题需要中国学者集体的、不懈的努力。
本书记录了作者最近几年探索这一问题的脚步，正如本书题目所显示的，这是一个初步的探索和初级的成果，恳切期待学界同仁和关注土地宏观调控问题的专家的批评和指教，促进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化！
靳相木
2007年6月6日于浙大华家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