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是一个理想，也会成为一个现实。
将理想与现实画上等号，需要思索，需要实践。创新地方政府模式，就是我们面向善治的思索，是走向善治的实践。
在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改革不可能关起门来搞，因为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早在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对世界一体化作了三个阶段的概括。按照今天的眼光，革命导师所阐述的还仅仅是全球化的开端。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非市场经济国家普遍转轨，国际贸易自由度迅速提高，要素跨国流动配置的规模空前扩大，加上互联网的兴起，各国各民族已日益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但全球化绝不仅仅停留于经济层面，它始终是多维度的概念，必然包括政治、文化等领域广泛而深刻的变迁。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西方的民主政治、公共管理等理论通过各种传媒以及官方、民间日趋频繁的交往，正对我国的政治生活和地方政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必须正视而不应回避这个现实。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是一个不断积累和扬弃的过程。列宁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时指出：“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全部知识的坚固基础……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这里所说的“全部知识”和两个“一切”，自然包括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
可以说，借鉴、吸收和学习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是我们的必然选择。这是全球化的内在逻辑，中国共产党人也历来具有这样的胸怀和眼界。比如就民主制度而言，民主的阶级实质和民主的实现形式是两个不同的命题。前者反映的是哪个或哪些阶级在社会政治中起着支配作用，后者反映的是起支配作用的阶级如何发挥这种作用，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社会主义民主取代资本主义民主主要是改变了民主的阶级实质，在民主的实现形式上则完全可以借鉴。所以在全球化汹涌澎湃的时代，我国的地方政府改革应该敢于也善于正面接受外来的思潮。片面拒绝等于自我放弃——放弃与现代文明的广泛交融与充分互动。
但是，全球化绝不是西方化，更不是美国化！事实上，只有与本土文化、本土实情相契合的全球化，才是真正有生命力、辐射力和聚合力的全球化。包括公共管理领域的国际上任何新兴理论都可以用来指导我们的实践，但理论并非高高在上，而必须正视实践的现实性和独特性。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中国的”，然后才是“全球的”。
我国的地方政府模式作为上层建筑，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的，又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我国地方政府模式的任何创新，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条基本原则，也是被长期历史实践所证明的准绳。毫无疑问，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民族聚合、幅员辽阔、发展不均衡的转型国家，需要有坚强的核心力量，否则不可能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良好的发展环境。当然，如何进一步理顺党政关系亟待深化研究，这是理论界和实践者需要共同探索的重大课题。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结合过程中必须捍卫的基石。
回顾过去近30年的实践，无论是代议制民主还是基层社区自治，无论是政府组织结构还是公务员制度，我国地方政府都从西方吸收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那么，治理理论的兴起，对我们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呢？“治理”和“善治”是对西方公共管理领域诸多失灵所作的拯救性回应。
“治理”反映了西方社会从部门、机构、机制的分化走向联合的趋势，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单靠政府还不足以达到“善治”，必须注意引入和发挥好各种类型的非政府力量。该理论的特殊价值在于，它较好地冲破了意识形态的分野，为我国地方政府的模式创新尤其是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提供了可供借助的重要工具。
长期以来，我们立足国情，坚决拒斥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的政党制度，它异于西方竞争型政治，而呈现协商型政治的特点。善治是与之兼容的一种新的民主制度设计，其在最大限度增进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实现政府、社会、市场对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在此协作网络中的沟通和参与，不是一般民主机制中体现的以政府为主导、对社会多样性成分的吸纳，而是平行的、各以主体身份存在的磋商与对话模式。该种新型关系的建立，预示着公民社会具有高度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而做到这一点，没有健全的民主制度显然难以想象。换个角度看，近代西方民主实际上与存在大量的自治性组织密不可分，这些团体相对独立于政府，从而有力推动了多元主义民主的发展。治理理论则恰恰是公民社会逐步成熟的产物，善治离不开各类非政府力量的参与。虽然我国公民社会正在发育之中，市场经济体制也有待完善，但就发展方向而言，并不影响治理理论的移植。值得关注的是，善治所蕴含的协商政治、协商民主的精神，与我国政体极为契合，将能很好地适应地方多元化、大众化民主政治的需要。
当然，治理理论在我国亟须本土化。笔者依据中国人的语言背景和逻辑脉络，将“善治”阐发为“善者治理”、“善意治理”、“善于治理”和“善态治理”。但善治的本土化绝不仅仅是中国式的概念界定，更在于善治的实现途径。相比西方国家是先有市场、社会，而后有政府；我国则是先有政府，而后有市场和社会。如果说西方国家的自治传统、经济基础和社会组织都已发展到相当的程度，我国各地的非政府力量还比较薄弱。因此，地方政府不单要发挥“元治理”的功能，还要发挥“创造治理”的功能；不单要成为“掌舵者”，在适宜的区间还要成为有力的“划桨者”。总之，我国地方政府在有限职能定位的前提下，亟须积极有为地承担起“善治”第一推动者的角色。
探索多元治理、和谐治理的新格局，是我国实现地方善治的基本取向。“多元治理”既着眼治理主体，又代表治理方式，顺应了社会公众的民主化诉求；“和谐治理”既反映治理目的，又导向治理结果，呼唤着社会运行的法治化保障。无论多元治理，还是和谐治理，实质上都是以人为本的治理，是以服务为宗旨、公平为核心的治理，是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我国的善治之路，其实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善治之路，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善治之路。
由此可见，西方民主政治和公共管理理论对我们是具有参考价值的，但绝非灵丹妙药。中国的地方政府改革必须从本国和本地实际出发，努力探索适合自身的理论与实践模式。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
在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基点上走向善治，对于我国地方政府就像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远航。我们可以知晓其他一些航船的走向，但洋面上并未保存他们驶过的航线；而即使曾经的浮标隐约可见，也并非就是我们应走的航道。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根据自身的船况、即时的洋流、彼岸的信号，走最适宜走的路径。至于前人和旁人如何驶船，则看在眼里、且作参考，而绝不照搬。
因此，对西方政府改革的探索，我们首先要像海绵一般充分汲取，然后要像黄牛一般细细咀嚼。这是一种不带有色眼镜的“拿来主义”态度。
可以说，唯有留下现代文明的精华，我们才能共享全球化的财富；唯有去除不合时宜的成分，我们才能结出本土化的果实。把握好了这一点，我国地方政府才能真正成为顺应全球化、立足本土化的现代地方政府，才能更好地走上善治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