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振闻
1971年燃化部（当时煤炭部、石油部、化工部合并而成）石油化工自动控制设计建设组要求浙江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华东石油学院、北京化工学院四校化自专业教师编写《化工自动化》教材。是年夏初在浙大第一学生宿舍成立了以周春晖教授为首的编写组，浙大是周春晖、孙优贤老师，华东化工是蒋慰荪、俞金寿老师，华东石油是郑永基、吕明瑾老师，北京化工是凌秋明老师和我，后来又有两所化工类院校老师参加，共六校十人。在周先生的主持下，大家认真讨论了该书结构及编写大纲，拟分上、下两册四篇十一章撰写。当时非常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十分重视到工厂生产第一线进行调研。于是十位老师在周先生率领下，出发前往全国重点石油化工企业作深入调查考察，历时数月。先到上海炼油厂、吴泾化工厂、高桥化工厂，后从上海十六铺码头登上“东方红32号”客轮，逆滚滚长江而上，历经八天七夜，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在客轮上，周先生组织大家继续深入讨论大纲，细化各篇各章各节的写作内容，时间安排得相当饱满。常常是白天已经细致地讨论了一整天，似乎大家还意犹未尽，晚上又在甲板上、船舷旁，围着周先生、蒋先生请教、商讨直至深夜。尽管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中，周先生、蒋先生都无可避免地遭遇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但在弟子们面前，他们早将个人的恩恩怨怨抛开，将全部心思集中在教材的编写上。
时值盛夏，船行五六天后，估计快到重庆了，气温逐日攀升，船舱里相当闷热（当时没有空调），大家移步甲板之上，正围在周先生身边继续讨论、交流时，不知怎么，身材还算高大的周先生突然一下子摔倒了。这可把大家吓坏了，赶紧七手八脚把他抬到通风凉爽的地方躺下休息，过了相当时间，周先生才慢慢舒缓过来。当时周先生已有五十多岁了，不知是否有高血压，或者是天气闷热中暑，也可能是“文革”初期遭受迫害影响了身体健康，还好没有出什么大事。
船一到重庆，周先生依然和大家一样，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地登上高高的朝天门码头，这其中的艰辛恐怕也只有周先生自己知道了。
在重庆，先去了长寿化工厂、纳溪泸天化等，后又坐长途客车去永川化工厂。从隆昌起一路上遇到了特大暴雨，车至半途，公路被淹无法通行，各种车辆迅即排成长龙。人们束手无策，焦急万分，前方又情况不明，不免焦躁不安。
只见这时从等待的人群中冲出位勇士，迅即脱去了衬衣和长裤，扑通一声跳下水去，奋力游向对岸去探明路况和水情。人们不禁为他的勇敢精神和良好水性惊叹，一齐鼓起掌来。但是，我却为他担心。你道为啥，因为这位勇敢的搏浪者，正是当时年轻有为的孙优贤老师！这又是在调研途中非常惊险的一幕。
不知当今孙院士是否还记得三十五年前中流击水、年少英豪的一幕。
从四川去甘肃兰州要翻越秦岭，当时只有周先生是正教授，蒋先生、郑先生是副教授，而其余七位都是小助教。所以按照规定只有周先生可以坐软卧，我也在那时才第一次进软卧车厢参观。软卧的列车员一致称呼软卧乘客为“首长”，我也才知道坐软卧的都是首长。
在兰州，访问了兰化设计院，考察了兰州炼油厂、兰化公司。然后又穿越大沙漠，到达首都北京。当时赴京要由省级人民政府开具“进京介绍信”，才能购买去北京的火车票，今天的学生想必闻所未闻。在北京，先后考察了房山石油化工总厂的东方红炼油厂、东风化工厂、胜利橡胶厂等，当时连厂名都是很革命的。这一次历时数月，行程万里，到生产第一线取经学习、调查研究，从浙江（兰溪化肥厂）到上海、四川、兰州、北京，深入数十家石油化工企业，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视野，搜集了在实践中卓有成效的各种自动化设计方案和各种各样或简单或复杂在石油化工生产工艺过程中发挥着不同效用的调节系统。
调查研究结束后，根据进度计划，按照分工将各自撰写的初稿汇总，由周先生与蒋先生审阅，提出修改意见，返工、修正、衔接。
历时近三年的调研写作过程中，在周先生的带领下，编写组摒弃了各种干扰，克服了各种困难，真的是很敬业、很勤奋、很踏实，也很和谐、很协调、很愉快。大家常常是夜以继日，日夜兼程，为了赶时间，没有卧铺就硬座，轮船坐统舱；住在招待所，吃在职工食堂。没有坐过一次小车，也没有吃过一次宴请。
记得唯一的一次请客，是周先生做东，在北京前门全聚德隔壁的路边小店，请我们吃了一顿烧卖。虽然没有口福品尝挂炉烤鸭，大家依然不亦乐乎，感谢周先生埋单。
这本教材最后在1973年定稿，交由燃料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共66.5万字，首印36850套（上、下册），同时还选编了一本《石油化工自控设计方案精选》内部发行。这是我国化工自动化学科领域第一本专业教材，填补了一处历史空白，全书凝结着周先生、蒋先生的心血结晶，也包含了郑永基、孙优贤、俞金寿和凌秋明（后任化工部科技司司长）等老师的辛勤劳动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