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家謣
抗战期间，我在国立浙江大学念书。提起了浙大，似乎总会使人联想起美丽的西子湖，那山明水秀、锦绣天堂的鱼米之乡。
然而，浙大却是在艰苦抗战之中，几经播迁，而至成熟，她不仅是全国几所有名的学府之一，而且她声誉传颂遐迩，至今人们一提到她的名字，都还在低怀念。
衣食住行一无是处
说到抗战期中浙大学生的衣食住行，那真是笑话。时至今日，我常常想，当年我们没有饿死，没有冻死，没有病死，真是奇迹。
衣着方面，谈不上时髦和质料，只要能有件蔽体之物，那就是万幸了。男同学平时多穿衬衣单裤，冬天有件老棉袍在身，已可令人刮目。女同学以蓝布旗袍最为风行，长长的，宽宽的，像水桶一样的罩住三围。 吃的方面，女同学也较便宜，遵义是女生自行开伙，湄潭、永兴两地男女同学同伙。饭，好像是够吃的，只是菜，少得可怜，永远不够分配，食量大点的同学，到最后只有吃白饭。女同学吃东西比较斯文，大家客客气气，都心照不宣，实行“蜻蜓点水”和“逢六进一”制，菜勉强可以应付。所谓“蜻蜓点水”就是夹菜时，不能大块大块夹，要像蜻蜓点水那样点到即是，譬如吃豆腐乳，只能用筷头沾一点点即可。
所谓“逢六进一”，就是吃六口饭才进一口菜，如此，有时还可以留下点残汤剩水，等这桌女同学走后，往往会被男同学抢光的。至于男同学们一桌八人，如何能分配那盘小菜，情况真不可想象。话说一次一位男同学，实在熬不住，早餐吃油炸黄豆时，竟然胆敢“逢一进一”起来，结果惹得同桌某君大怒，索性将一碟黄豆往他面前一放，两人为此大闹一架，几乎动武。
浙大在黔北三地，除湄潭盖了一些新宿舍外，遵义永兴校址大都借住文庙、祠堂和破落世家的房子，情况甚为可笑。就像教室、实验室等，有些教室内有两根柱子，宛如室内排球场。宿舍也很好玩，为了节省空间，都是上下铺，木板床，木板桌子，勉强可以应付。只是当时最讨厌的事，就是晚上有“飞机”、“大炮”、“坦克”来打扰。“飞机”即蚊子，“大炮”就是跳蚤，“坦克”是臭虫。有一年费巩先生接掌训导长，他有三大德政，其中之一就是烧开水烫臭虫，可见臭虫虽小为害很大，已经震撼学校当局。跳蚤也很讨厌，此君身手敏捷，不像臭虫傻瓜，很难捉到，当你睡到半夜感觉腿痒时，连忙坐起，已经什么都不见了。我有一个朋友，是捉蚤高手。她可以左手拿油灯，右手打跳蚤，她一巴掌打到床上，手掌向后一拖，拿起来之后，拇指与中指之间，准有一个跳蚤。她一夜可捉十几个，也常常替我们捉，后来我们都叫她蚤大娘，她气得从此洗手不干了。
说到行的方面，女同学最遭殃。遵义有新老城之分，女生宿舍在老城，教室和图书馆在新城，实验室又有部分在城外，一天来回奔波，非有百米竞赛的本事是不能胜任的。最尴尬的是何家巷教室没有女厕所，寒冬腊月，早上三碗稀饭下肚之后，在那儿连上三堂课的人莫不狼狈不堪。
湄潭更有行路难之感。饭厅设在男生宿舍旁边，由女生宿舍走去吃饭时，需翻个小山坡，走过羊肠小径，穿过男生宿舍，才到饭厅。这一带都是田野泥巴路，遇到阴雨连绵之际，路滑难行，一个不小心就会跌个两脚朝天或双手支地，衣服弄得又湿又泥，只得再回宿舍来。有些缺德鬼的男同学，每到这种天气，就倚窗而立，凭栏远眺。偶尔有个女同学来个精彩表演，跌倒在泥浆里时，他们就鼓掌欢呼，在房里起哄大叫，以资“报复”。这时真令你哭笑不得，恨不得进去骂他们一顿。
总之，抗战时期浙大学生的衣食住行，真是极其艰苦，但大家都撑过去了，精神战胜物质，这大约就是成功的原因吧！
有一次我去朋友家参加宴会，座中一位教会学校出身的朋友说：“你们浙大学生呀，都是些土包子嘛！”我当时大笑起来，我说：“一点也不错，你知道我曾是土包子队队长吗？” 说起浙大学生，真可以说得是“土气”之精英，大家都以此为荣。一个所谓洋腔洋调的学生，在那种环境之下，是难以立足的。记得有位同学名叫约翰某，是上海来的，我有两个同学就是见不得他，专门拿他开玩笑，一见到他便说：“哎，约翰某，怎么你头发是黑的？”“喂，约翰某，这里有瓶蓝墨水，拿去将眼睛染一下好不好？”这约翰某，受尽欺侮！其实某学长我很熟悉，他为人忠厚，为学笃实，只可惜取错了洋名，受尽别人讥讽。
也许是当时风气使然，尤其我们一代的人，生于忧患，长于抗战，满脑子的国家主义、民族思想，在浙大形成了一种风气。譬如有人偶尔来了洋腔一下，说声“Good Morning！”马上那人会遭受白眼。“唉！吃中国饭，何必放洋屁？”
就这样，凡是“洋气”的人，受尽打击。
但浙大不是义和团。浙大学生所不屑的是无端的“崇洋”、“媚外”。相反的，浙大所吸收的新知识不亚于任何学校，我们很多教科书都用原文，我所读的课程当中有两样习题同试题全是英语。生物系有两位印度学生，不识中文，有时同学同他讲英语，他听不懂，于是又一个人来说，这时，谁敢骂他们在放洋屁？
浙大有一位教德文的犹太籍女教师，当她拉着小狗在河边散步时，从来无人过问她的黄头发和蓝眼睛，都对她笑脸相迎。 说“土”，那恐怕只是相对的。抗战时期的国立学校，恐怕大都如此。不过浙大，自有她的一套。说浙大不注重英语倒不见得，但对土生土长的中文的确是特别重视。史地系有一届干事，出通知时专用四六骈文，颇受大家欣赏。有位女同学同时收到两封邀宴的帖子：一封是钢笔写的，说明日期地点；另一封是端正的毛笔字，最后写着“恭候香车”。这位女同学把前者谢却了，理由是“那么歪歪倒倒的字，想必人也是那样，谁愿意同他们一起玩？”这固然是成见，但也“土”得可爱。
女同学们的“土”在浙大已相沿成习。不管她是谁家的千金小姐，不管她爸爸是什么要人，一入浙大之门，蓝布旗袍一穿，就彻头彻尾地换了一个人。 有几位女同学箱子里都有漂亮衣服和高跟鞋，但她们平时绝对不穿，等到晚间无事时，有人提议：“我们来打扮一下吧！”于是几个好朋友，嘻嘻哈哈地擦口红穿新衣，在房间里大过其瘾。
有一次，我们好些女同学在房里乱聊，讨论人生大事，其中一个问题是：“你喜欢跟那一种人结婚？”在所有的同学当中，没有一个人说：“我要跟有钱或有地位的人结婚。”或是：“我要跟洋人结婚。”后来轮到我，我说：“我要跟一个像古代勇士那样会骑马射箭的人结婚。”把她们逗得狂笑不已，都说：“快去找个游牧民族吧！”（天知道，我现在的丈夫连弓都不会拉，看到蛇就要跑。）再说男同学，也都“土”得可爱。不说别的，问问他们当中当时有几人会跳舞？有几人会打领带？有几人肯歪头吹口哨？有几人能低头用刀叉？但他们都不在乎，反说这些都是小事。这批人，说是“土包子”，谁说不是？
那欢乐的一年
如果有人问我，在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是哪个时期，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大学四年。”而这四年中，尤其是一年级是最欢乐的一年。
我是1940年进浙大的，一年级在贵州湄潭的永兴场，学校刚迁去，那真是一段令人留恋的日子。初入大学，怀着兴奋而好奇的心情，我脑子里充满了五彩缤纷的梦。每天，我朝迎旭日，暮踏余晖，手捧着书本和笔记，往来于江馆和楚馆之间，获得了前所未闻的新知，使我在人生领域中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我读的是文学院史地系。刚入学时，有经验的老同学就告诉我，一年级最好少读几个学分，分数拿高一点最要紧。但到注册时，我觉得课程并不太难，我还是选满了二十一个学分。
功课给我并无多大压力，只有一科害我不浅。不知是谁订的大学课程标准，规定大一文学院的学生要在物理、化学、数学三科之中任选一样。我对这三样课都视为畏途，听说数学较容易，就选了微积分。但不幸这门课却苦煞了我，在以后十几年的岁月中，我经常做噩梦，梦到未交数学习题，考试不及格，急得满身大汗惊醒。
教文学院微积分的是位年轻老师，他满口浙江音，讲起课来聪明快捷，一口气就在黑板上写满了方程式，但他忘了，他教的这批学生未长多少数学细胞。他写了半天，下面却呆痴痴地毫无反应。
“懂吧！”他潇洒地将粉笔一甩。
“不懂。”我们齐声相应。
“怎不懂呢？”他笑笑，双手一摊：“格还弗容易，一目了然。”
此语一出，我们哄堂大笑起来，原来有位女同学的绰号叫“一目了然”。自此之后，每当他讲出这“四字经”时，大家便狂笑一番，弄得他连连摇头苦笑，认为我们这批笨学生已无可救药。
第一学期微积分让我蒙混过去，第二学期我读得了无生趣，习题也不想做，月考勉强及格，大考来临时，我可慌了。后半本微积分对我有如天书，看不懂，化不开，幸亏我有位学农的好友数学不错，大考前两周，她替我恶补。她摘要地一道一道公式讲解给我听，奈何我资质愚钝，讲了一周，我还是糊糊涂涂地食而不化。她光火了，对我吼道： “我不管了，你不懂就硬记住好了，考试时可以用上的。” 硬记？！硬是要得，这点本领我还有。于是我就像小时背四书那样，囫囵吞枣把整个算题都背下来，一共背了十几道。果然不错，大考时给我戳中了几道，这门课让我顺利过关，得意至极。
除数学外，别的功课都难不倒我，所以我的空闲时间相当多，无事时就打排球、散步、郊游、缝衣服、参加各种活动，使我欢欣鼓舞地过了一年。
永兴场没有什么时候课外活动，打排球就成了一种风气。晚饭前后，经常有三五个同学借个排球去拍，大家围成圈子，当中站个主帅，把球的顺序一一拍过去。开始时往往只有几个人，后来插队的人越来越多，圈子越围越大，球也越打越起劲，这是男女同学在一起活动的大好机会。大家都使出浑身的劲，你捶来，我拍去，连声叫好，打得如醉如痴，好不开怀。我们安徽人常在一起打球，人称“淮军”，湖南人在一起时称“湘军”。“淮军”同“湘军”大战过两次，胜负难分。后来大家想想，曾国藩同李鸿章当年都是好朋友，因此也就各自收兵算了。
散步，也是必修课之一，而且风雨无阻。永兴四郊空旷，岗峦起伏。晚饭后，我们荡过大街，沿着公路前行，看烟凝暮霭，数高树归鸦，有时直到月华升起，才踏着疏影，唱着抗战歌曲归来，真是豪气千丈。我们多骄傲，我们是浙大学生啊！ 距永兴场不远处，有个地方叫三叉河，那儿清流潺潺，绿树葱茏，旁边有片广大的场地，芳草芊芊，绿野迤逦，这儿也是我们经常游憩之所。我们刚入学时，校方要再举行一次甄别考试，我们则认为我们都是联考录取进来的，怎么又要考试呢？而且谣传如果考不好就不能入学，或转到先修班去。一下子人心惶惶，几经商量的结果，大家决议罢考。考试那一天，早餐后，一个个都分别溜到三叉河去了。这事立即惊动竺校长，他急忙赶来“御驾亲征”，结果我们还是要再考一次，但那只是中文、英文的分班考试而已。此后，大家叫这次事件为“三叉河事件”。而三叉河在我们心目中，也就“永垂不朽”了。 永兴场是个小小的集市，每隔几天就有一次赶场。这时商旅群集，四面八方的人都赶来做买卖，短短的一条大街，摆满了摊贩，我们有时也跻身其中看热闹，或买点东西吃。那卖狗皮膏药的，打着贵州土音叫买着：“咳！我这膏药跟别个不同，是科学发明，大学制造的。”那卖地瓜的见我们杀价太凶，也嘟囔着：“莫讲价罗！大学堂里的学生还讲这个。”
他们对大学生印象很深，他们以为我们很有钱。天知道，我们腰中所缠的哪有他们的多。 说到钱，大家都没有钱，只有极少数家在后方的人是例外，但也并不宽裕。 我很幸运，有个好朋友，她每次买东西吃总要分一半给我。我跟她同房两年，未流一滴馋涎，后来三、四年级时我到遵义，她留湄潭，这以后我才过着那清苦的日子。
别误会我们只是玩，不读书。浙大功课一向很紧，不读书是不可能的。每天除上课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寝室自修。有些人喜欢到茶馆去读书，在那儿泡碟茶，买两盏瓜子，可以一坐半天。起初我们不大愿去，后来觉得蛮有情趣，也常去坐坐。奇怪的是，在这样的闹市里，居然也可专心读书。晚间，每人油灯一盏，氤氲的油烟里，灯影幢幢，隐约可见到一排莘莘学子坐在那里埋头苦读。
春去夏来，天气渐暖，学校规定体育课每人要去游泳二十次才可及格。游泳，这玩意儿对我们很新鲜，但当时我们连游泳衣都没有，谈什么游泳。男生简单，着“上空装”就可下水，女生怎能。所幸抗战时我们女同学都有缝纫的本领，把箱子里的旧衣或布拿出来做就行了。我将一条旧卫生裤拼改成一件游泳衣，大家引为笑谈，但我有啥办法，我手边无衣无料，只有出此下策。
游泳地点是一条河，距永兴场有一段路，需穿过竹林，越过山坡，走过小径，才到达一条河边。女生游泳在河那一边，男生在河这一边。我们对游泳兴趣极浓，白天在房间里读书时，往往将双手一前一后地划两下，学自由式；晚间睡在床上，肚子垫个枕头，爬在上面伸缩双腿练习蛙式。所以一个暑假之后，就连最胆小的同学也会浮在水面来两下狗爬式了，这真是浙大体育的德政。
正好这时天旱，永兴场居民谣言纷起，他们说这是因为浙大女生下河洗澡，震动龙王，所以才不降甘霖。晚间我们外出时常遇到一队很小的孩子，每人手持一根点燃的香，前面有个大人领队，一路走，一路喊。最初我们吓了一跳，以为向我们游行示威，后来经一位有语言天才的男同学打听出来，才知道他们是在求雨。他们叫的是：“苍天苍天，百姓可怜，快落大雨，好种秧田。小小娃儿哭哀哀，保佑苍天落雨来，大雨落在秧田里，小小娃儿吃白米。”
经他这一发现，我们兴趣也来了。晚间散步时，我们也来求雨，举着手乱叫乱唱：“苍天苍天，学生可怜，快落下雨，好吃汤圆。”
我们满怀高兴地胡闹一阵，笑得前仰后合，似乎这世界只是属于我们这些人的。
一转眼，暑期已尽，各学院二年级的学生都要搬到湄潭或遵义去。这一年来欢欣鼓舞的大一生活，至此告一结束。光阴荏苒，离开永兴已数十年，我也风霜两鬓，儿女成长了。那段越过高山峡谷向前奔放的人生旅途，现已蜿蜒伸向平川，到达另一个境界。回首源头，只见云山萦绕，尘雾漫漫，一切都杳无踪迹。那永兴场马路中的嘹亮歌声，教室里的欢然狂笑，就连梦里也难以追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