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浙大，历史悠久，人文璀璨，名家辈出。为迎接母校建校110周年，为表达校友们对母校的挚爱，我从2006年暑假开始着手编《感怀浙大》这本书。因为要求找寻相关文章，使我有了一段与平常的不一样的日子。每天，我一篇又一篇地读着，在其中难定取舍。我手中拿着线，这是浙大出版社给我的，让我用它把我能搜寻到的宝石串起来。我拾起这颗又舍不得放下那颗，因为在我眼里，每一颗，都有独特的美丽。
在这拾起放下的过程中，让我这体味到了，并且不会淡去的，或者说是我想要记住的，是一种不由自主会被包裹进去的“情感”，就像是一钵很厚很厚的浓汤——原料的精华，加之时间的温火而调制出的浓汤，它的香，慢慢地、慢慢地弥漫在空气中，让你在呼吸间，就品味到了，却再也分不清，究竟是什么，造就这样的“香”。
作为《百年求是》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感怀浙大》收录的是以第一人称记述的浙大曾经的人和浙大曾经的事。它们的作者有的曾在浙大工作，有的曾在浙大学习，有的早就离开了浙大，有的一直在浙大工作。这些饱含深厚情感的文章有浙大校友们回忆在母校学习生活的一点一滴，他们写下了在浙大求学期间“最难忘的老师”、“最称赞的课程”、“最留恋的地方”和“我在浙大的那些故事”等；也有为国家、为浙大做出卓越贡献的浙大名师竺可桢、苏步青、王国松、费巩的子女们回忆他们眼中的父亲，一幕幕往事在撰写的过程中浮现。
竺安先生在“回忆父亲竺可桢”中云：“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实在不算长，而他又工作繁忙，日理万机，教诲我或带我去玩的机会真如麟角凤毛般稀少。”“父亲为了学校的前途和全体员工的安全奔波在乡间小道上，牺牲了与家人共叙天伦的时光。而父亲出门时那小巷中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和偶尔的电光照耀下父亲撑着布伞迅步前行的身影，是我一生中脑海里从未忘却的形象。”其文字字寄思，句句真情，读来使人感动而恻然。
张涌泉教授在“难忘导师情”中写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郭在贻）先生的病情不断恶化，身体也是日渐虚弱。但先生仍念念不忘他的科研工作，不忘他的学生。先生挂帅的‘敦煌语言文字研究’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先生说他出院后要召集有关人员开个会，争取尽早完成；……最使先生难以忘怀的，是他和我们合作撰着的‘敦煌学三书’。当B超检查显示先生得肝癌的那天下午，先生忍受着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给我和黄征写了一封遗书，希望我们努力完成‘敦煌学三书’的撰着工作，争取把三本书出齐。”哲人已逝，风范犹存。这些文字足见郭在贻先生之品格精神，他为浙大古汉语学科的发展可谓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奋斗了一生。
提到“最难忘的地方”，校友们纷纷用文字表达了他们对学校的眷恋之情，期待能重回校园，重温象牙塔的美好时光。张浚生老书记在“半个世纪的浙大心路”中写道：“离开浙大后，只要有空我还经常回浙大来看一看，每次回来，我都要特别看一看玉泉门口那颗雪松。”钱之江在“三代人的浙大情节”中说道：“（父亲）望着（浙大之江校区）校园中央山坡上的钟楼和远处的钱塘江，‘这里的环境真好，景色如画，’眷恋之情溢于言表。”
浙大人还拿起笔，讲述他们在浙大生活中最难以忘怀的故事。
例如，“文革”期间浙大学生保卫文化古迹杭州灵隐寺的故事。“在对待‘名胜古迹是否属于四旧’这个问题上，浙江大学的学子们比其他院校的学生们多了几分冷静和思考。”“换岗下来的胡庆国、徐景崧、王定吾等同学，回到学校顾不上休息，连忙筹划向杭州市民散发保护灵隐寺历史文物古迹的《告全市人民书》的事宜。《告全市人民书》的文稿由胡庆国同学起草，通篇文稿文字激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慷慨激昂，充分表达了莘莘学子爱护祖国历史文物的拳拳之心。”
读着这些文章的时候，我不由地想，对事实朴素的记述，是最精彩的，胜过一切华美的词藻。我是一个日常工作经常要写文章的人，但在编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所谓“文笔”，在史实面前，真的是很苍白。写下这些文章的人们，他们经历了并且各自从不同角度用心用笔记录了生命中的这些人和事，而这些人和事，组成了浙江大学的历史。我们今天所有的想到“浙江大学”就会产生的一切的情感，都是由这些人和事组成的。他们讲述的，写下的，或是亲身经历，或是亲眼所见，还有“人”“事”之外留给作者的挥之不去的感受。
这都是不能用“文笔”两个字来描述的文章。在一个个看似孤立的回忆文章中，却演绎着并不孤立的逻辑推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文章既是浙大人的真情感悟，又是珍贵的史料，足可反映一所大学曾经的人和事，并映射出浙江大学独特的文化——求是精神的传承，从中我们也看到了浙江大学未来的发展和希望。
编者
2007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