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孩子的纯白视野中,“破碎”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沉重词语。他们刚刚学会一些无比美丽的概念,比如“爱”,比如“温暖”,比如“美丽”,还来不及读懂它们如何变幻莫测,也无暇体会世间的矛盾和复杂。
站在民国的星空下,伴随着故事前进的脚步,“失去”的出境频率已然越来越多。如果说,在时空的某一个点上,人们才能真正地找到自己,那么八岁那一年的复得与再失去,应该是爱玲毕生难忘的悲伤回忆。
离别发生在更早些的时候。那一年,爱玲四岁,母亲离开了家,远赴大洋彼岸的另一个国家。当时,爱玲还不懂得什么叫作悲欢离合,所以竟然木然面对这一切。对那时的她来说,母亲是个若有若无的名词,走了也便走了,不觉得是天大的事情。
父母亲之间的爱与恨,她还不懂得。
在张爱玲的家族谱系中,张廷重不是一个重要的名字。不难想象,倘若没有李鸿章,没有张佩纶,没有张爱玲,或许这个名字根本就不会被后人记得。如同历史中的每一颗尘埃那样,他会悄无声息地存在,再悄无声息地消逝。
张廷重七岁没有了父亲,年纪轻轻就寡居的母亲望子成龙,将儿子视为自己的精神支柱,曾经试着要把丈夫未曾实现的志向交与儿子。
张廷重能够体会母亲的用心良苦,他在严厉的家规中长大,埋头苦读的日子远远多于自由玩耍,挨打、罚跪的事情常常发生。后来,张廷重继承了家族的殷实家产,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者,但成长过程中那种巨大的压力就像挥之不去的阴影,始终堵在他的心头。
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张廷重更加迷失了方向,不知该如何前行。光大门楣的重任,他一生也未能如愿完成。
在时代转换的夹缝中,张廷重的命运显得有些尴尬。没有做生意的魄力和头脑,也没有从政的机会和运气,他只能靠着老祖宗的积蓄,闲闲散散过一生,表面看来很神气,其实心里满满的都是自卑与窝囊。
爱玲恍惚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常独自在书房内吟咏,拖着长腔,一边大声背诵,一边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孤单的影子映在窗纸上,有种扭曲的怪异感。她想不明白父亲在做什么,就狐疑地走掉了。事实上,这举动确实有些悲伤,有些空洞。
年少时的经历可以造就人的性格。在压抑之下,张廷重注定不会成为一个乐观爽朗的男人,也不具备温柔平和的品质。他的心始终纠结着,永不通透。
小时候,李菊耦生怕唯一疼爱的儿子学坏,所以从不放他自由玩耍,给他穿过时的艳俗衣服,身上总是花花绿绿的颜色,连鞋子也是绣花的。男孩子也是有自尊心的,他为仆人和邻居们怪异的眼神而感到难过,但又无奈拗不过母亲,只好把正常的鞋子塞在袖子里,出门后再悄悄换上。
李菊耦并非看不见儿子的尴尬,但她坚持认为自己的管束是英明的。或许是出于安全感的缺失,她宁愿儿子衣着怪异,举止腼腆扭捏,被人笑话,也不愿意他光鲜亮丽地与纨绔子弟们鬼混,万一染上什么可耻的恶习,那么整个家族的脸面也就无处可放了。
有趣的是,李菊耦对女儿张茂渊倒是开明得很,允许她穿男装,学习西方的很多先进文化,特立独行,连家里的仆人也都习惯将小姐称为“少爷”。
爱玲的母亲黄素琼是个美丽的女人,出身官宦名门,身材高挑匀称,举手投足流露着贵气。她的五官轮廓有些像外国人,精致又大气。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官小姐绝不是只懂得绣花赏鱼的深闺女子,她受到开明民主思潮的影响,脑子里装满了新鲜的想法,对西式文化很是推崇。
在这位少女的期待之中,她应该携手一位志同道合的伴侣,一同探讨最潮流的外来文化,建造一种完全不同于祖辈们的新生活。只是,现实击败了想象,一场被冠以“门当户对”的婚姻让她彻底地尝到了失望的滋味。显然,这个叫“张廷重”的男人,并不符合她少女之心的美妙想象。过度膨胀的气球歪歪扭扭地升上天空,最后又如断了线的风筝,摇摇晃晃地跌落下来。
她愿体会爱情的喜悦与痛苦、生活的曲折与美好,让别样的青春碰撞出火花,让年轻的汗水尽情挥洒在一片多情的田野里。她想为邂逅之人开出柔情,为亲密之人开出温暖,为深爱之人开出旖旎,对于这样一个内心充满了理想主义愿景的女性来说,旧式婚姻的枷锁无疑使她痛苦不堪,生活不再如想象般多彩。
她渴望成长,渴望蜕变,她也曾有过妥协与幻想,或许这个男人会被自己所感染,随她共同创造另一番天地。他们是外人眼中的金童玉女,一个是御史少爷,一个是黄军门的小姐,不妨多做些努力,将这童话故事演绎到底。
日子一天天过去,张廷重始终不是新派少年,谱写不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生活脚本。在黄素琼眼里,他越来越像一个满身恶习的遗少。节奏不同,脚步凌乱,他们始终站在彼此的对岸,隔海相望,却写不出一段美丽的故事。
当生活断送了梦想,黄素琼感受到了无所不在的失意。她尝试过抵抗,也尝试过劝服,但都无济于事。开始时,她灰心时便往娘家跑几趟,但是婆家的面子总是要照顾到,走的时候避人耳目。搬到天津之后,张廷重开始沉迷于抽大烟、赌博、嫖妓,交上了一大群不务正业的酒肉朋友。黄素琼终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一厢情愿的梦境,到了该画上句号的时候了。
李菊耦的担心终究还是成为现实。黄素琼彻底心死,也索性不再期盼,不再抗争,而是把时间用在自己身上,不论是弹钢琴,还是学英语、设计衣服,总还是有些乐趣的。
在这个宅子里,最理解黄素琼的人就是小姑子张茂渊,这两个爱好和个性都极其相近的女人倒是嗅到了同类的味道,成为如胶似漆的好姐妹。
1924年,张茂渊要出国留学,黄素琼牢牢抓住了这个逃离婚姻枷锁的机会,也随小姑子一道而去。尽管这件事情遭到家里人的一致反对,但是无奈姑嫂一条心,两人都坚定地表示绝不妥协,最后毅然决然地登上了远离的飞机。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黄素琼的做法被人们看作是不可思议的“异类”。但她主意已定,任谁也无法更改。年华已不再青涩,如果现实生活与爱无关,那么不妨换一片天空,寻找一个诗意的世界,给灵魂一个狂欢的机会。
现实的天地太小,容不下蓄势待发的春色年华,如果曾经是一场错误,那么就让它随风消散吧。与这世界间的误解,就像是情人间的争吵那样寻常,就当一切是梦,醒后拒绝留恋,踏上另一段征程。
或许,并非没有过挣扎与痛苦。爱玲还记得母亲临走的那天,她伏在床上痛哭,衣服上美丽的绿色亮片颤抖着。佣人们连连催促了几次,时候已经到了,但她仍然专心哭泣着,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后来,爱玲轻轻地摇了摇母亲:“婶婶(张爱玲名义上过继给伯父),时候不早了。”她还是哭,仿佛耳朵已经与这个世界隔离了。
面对母亲的眼泪,爱玲不能懂,也不知所措。她不晓得,那是留恋,是犹豫,还是心痛的告别。母亲终究还是走了,她为自己更名为黄逸梵,成为中国最早一批的娜拉。
年幼时,所有的孩子都不能够读懂父辈的故事。她眼中的生活就是毛物的故事、高高扬起的秋千、何干颈上的松软皮肤。当时间流逝,前尘往事沉淀成预言诗,她再次捧读时,不免多了些难言的感慨。
每一个城市,每一个角落,每天都会有很多心灵流离失所的人们,生活不会主动献上慰藉,人们只好自己寻求心安。有时,独立的世界相互交融,碰撞出或好或坏的情节,那是生活的一片碎片,既偶然,也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