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尘
生于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张爱玲《留情》
她本是一片蔚蓝，忽而有了白云的点染，忽而下了雨，忽而雨住了，忽而云走了。然而蔚蓝再也不是那样的蔚蓝，即或是没有了白云，那一片空白亦只是自顾自地存在了，再除不去。
张爱玲的空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胡兰成。
未遇见胡兰成之前的1943年，是张爱玲创作的高峰期。她一生之中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多出于这一时期。
我们耳熟能详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琉璃瓦》、《金锁记》、《封锁》均出自于这一时期。
其中《金锁记》还曾得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文学系夏志清教授的高度评价，认为《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出色的中篇小说”。著名学者、翻译家傅雷先生也称赞《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就连多年前的稚嫩之作《霸王别姬》，也自有一番风味的。然而遇见胡兰成之后，情况就逐渐地与以前不同了。
两人互相引为知己之后，便来往一日密于一日，胡兰成几乎是一日一来的。两人终日侃侃而谈，各抒己见，总有着说不完的话。
思想的交流自然是好的。萧伯纳曾说过：“当两个人交换一个苹果，得到的还是一个苹果；而当两个人交换一种思想的时候，得到的却是两种思想。”两人思想的碰撞自然也引发出不少火花，彼此都对对方的思想有所影响，也使得自己的思想有所增益。
纵使这样，客观地说来，也是张爱玲对胡兰成的影响多而有益，胡兰成对张爱玲的影响则是少的，并无多大的“增益其所不能”之处。
两人并坐看一本书，那书里的字句便像街上的行人，只与张爱玲打招呼。更何况两人终日相谈甚欢，“男的废了耕，女的废了织”，少有时间构思创作。太多的随兴而谈，大脑就会空虚。流淌的啤酒堆不起泡沫。
孔子也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本来张爱玲的学与思是两相平衡、恰到好处的，胡兰成一来，便完全地打乱了这种平衡——多是思，而疏于学了，于是结果只能是有害的。
鱼与熊掌大概从来都是不可兼得的。就在两人感情日渐升温的时候，张爱玲的创作却逐渐从巅峰开始“销声匿迹”了，想必也是物极必衰的规律起作用了吧。她的创作空白期越拉越大、越拉越长，直至白得一片刺目，她才忽然有所醒悟，但终究亦是不悔的——因为胡兰成。
一开始她只当是点染，密集的枪林弹雨过后，有片刻的安静也是好的。但安静了太久，忽然会叫人心慌。城内的人没有底，城外的人也没有底。
其间，张爱玲受胡兰成的影响曾经也写过一篇较好的散文。但与其说是受胡兰成影响，不如说是张爱玲自己洞察世事透彻得紧，心如明镜，不惹尘埃，使得从胡兰成嘴里说出来平平淡淡、普普通通的一则小故事，也被她演绎生发，造出一个打动无数人的故事来，它便是《爱》了：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他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地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人被亲眷拐了，卖到他乡外县去做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个青年。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
这篇不足四百字的小散文，作于1944年4月，正是与胡兰成相逢两月之后。此外也还有《红玫瑰与白玫瑰》这样的佳作，然而为数确实不多。此间创作一直断断续续，即或有，也是易成的散文，少有巧具匠心、精心构思的长篇著作了。
直到这年11月，胡兰成抽身办了一份叫《苦竹》的刊物，张爱玲为了支持他，陆续有了紧凑的作品发表。张爱玲在上面发表了散文《谈音乐》、短篇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并且重发了《自己的文章》。
其中，《桂花蒸阿小悲秋》是张爱玲偏爱的一篇小说，9月里便完成了，但是为了在胡兰成的刊物上发表，硬是将它生生地搁置了两个月。
此外，《谈音乐》也是一篇为数不多的好文章，发表后随即被收进散文集《流言》里，作为该书的压轴之作，也是书中为数不多的好文章之一。此外也有作品发表在其他刊物上，但总是没有给胡兰成的这般好了，可见胡兰成对张爱玲的影响之深。
而如果说张爱玲此时的创作只是不如之前那么鼎盛的话，一年之后，则是完全蛰伏了。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胡兰成被列为汉奸。他是早早地想好了退路，躲去乡下了，却抛下张爱玲一个人留在充斥着民众盲目的正义与激愤的上海，独自一人面对漫天的叫骂，举步维艰。
各个报纸刊物都有对她的口诛笔伐，说她是汉奸妻，是文化汉奸。还有人专门写作了一本《女汉奸丑史》，将张爱玲、苏青同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特务头子吴四宝的妻子佘爱真、日本影星李香兰并列称为女汉奸，尤其指责张爱玲“愿为汉奸妾”的“无耻”。
而此时的胡兰成却是在乡下另谋出路，并不怎样顾念张爱玲，也从来不因为自己这样的拖累她而感到于心不安。即或是从乡下来上海一回，寄住在一个日本朋友家里，张爱玲每天小心谨慎地去看他，他也没有怎样的感激，反倒是与他那个日本朋友的妻子偷了情的——这于他是最习以为常的了。
有一日他来到张爱玲家中，对她说：“我前一向真是痛苦得差点死了。”张爱玲听到这话心凉了半截，想道：“他完全不管我的死活，就知道保存他所有的。”
而除了“汉奸妾”这个罪名之外，张爱玲还有其他曾经的疏漏之处招人以攻讦的。虽然对于政治，张爱玲向来是极其淡漠的，但还是给人抓住了把柄。张爱玲为了迫不及待地成名，再加之对政治确实也是漠然，对所发表作品的刊物并没有经过太多的考虑，能支持她的，她便照单全收了，其中最招人以把柄的是《杂志》月刊。
《杂志》月刊是在《紫罗兰》之后第二个发表张爱玲小说的，继而《倾城之恋》、《金锁记》、《花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都相继推出，可以说对张爱玲的成名是功不可没的。
但这个刊物的背景很复杂，它附属于《新中国报》，而《新中国报》的后台则是日本领事馆，它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
其间，一直都很欣赏她，也一直鼎力支持她的《万象》编辑柯灵曾苦口婆心地劝过她，给她分析过利弊：“以你之才华，不愁不见知于世，望你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然而她并没有放在心上。
她只是单纯地觉得要“趁热打铁”的：“啊，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连郑振铎也为她多有担心，且是为她想了万全之策的：写了文章先别急着发表，交给开明书店保存。如果稿费着急要，也是可以由书店给她预支的，等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再统一付梓。这应当是比较可行的办法了，但是张爱玲太年轻气盛了，她等不及。
就这一点，便足够遭人攻讦的了。再加上她还接到过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邀请书，报纸上还登出了她的名字。尽管她声称未曾参加，并去信请辞，但缺乏人证、物证。很多人还是认为，如果不是与汪伪政权有暧昧关系，她会列入被邀请名单吗？总之无论如何是脱不了干系的。
张爱玲对此一概表示沉默，不予回应。此时各家刊物碍于局势自然也不敢再发表她的文章，甚至是她一度计划写作的长篇小说《描金凤》最终也付之阙如了。
她是再度尝到了媒体的厉害的了，可以把你捧上天的人，同时也可以把你砸下地狱。柯灵曾经在他主编的《文汇报》上发表过一篇推荐张爱玲即将出版的《传奇》（增订本）的文章，事后也备受指责。那时候张爱玲的境况真可说是四面楚歌的。
对于这一时期张爱玲的状态，她的弟弟张子静曾经说过：“抗战胜利后的一年里，我姊姊在上海文坛可说是销声匿迹。以前常向她约稿的刊物，有的关了门，有的怕沾惹文化汉奸的罪名，也不敢再向她约稿。她本来就不多话，关在家里自我沉潜，于她而言并非难以忍受。不过与胡兰成婚姻的不确定，可能是她那段时期最深沉的煎熬。”
大概世间的事从来都是这样的吧：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有一年之久，张爱玲一直未做正面回应。直到1946年11月，《传奇》（增订本）出版时，她才在前言中做了简短有力的辩白：“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么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同时我也实在不愿意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觉得是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小说集重印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作为序。反正只要读者知道了，就是了。”
这样细致而又沉稳的话从这朵尘埃里的花中吐出来，成了对天空里的滚滚惊雷温和而又有力的还击。她是要挺直了腰杆的了——她为之而低的人已经离开，她要卫护自己。她还要开花结果，她要它们都大朵大朵地吐着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