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欧洲来说，后冷战时期最糟糕而又最具威胁的事情是前南斯拉夫的解体。
欧洲人民都还记得，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在萨拉热窝被一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暗杀，这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八百万欧洲人死于这次世界大战。
1992年4月，萨拉热窝爆发战争，警报响彻整个欧洲大陆。
南斯拉夫的构成The formation of Yugoslavia
斐迪南大公是奥匈帝国名义上的继承人：由于奥匈帝国内部种族差异很大———包括德国人、马扎尔人（匈牙利的主要民族）、斯洛文尼亚人、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因此奥匈帝国半个多世纪之前就已经崩溃了。19世纪下半叶，民族主义逐渐盛行起来。
但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后，奥匈军队仍然非常强大；1915年他们打到塞尔维亚，并长驱直入伊斯坦布尔，将塞尔维亚国王彼得流放到科孚岛（Corfu）。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背井离乡的斯拉夫人一直梦想着国家能够统一；战争结束时，随着奥匈帝国的瓦解，由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组成的王国于1918年成立。1929年，定名为南斯拉夫，意思是南部的斯拉夫人的土地。但是这个新的国家仍像奥匈帝国一样难以摆脱其内部巨大的民族差异性。在南斯拉夫不仅居住着南斯拉夫人，也居住着德国人、匈牙利人、阿尔巴尼亚人、罗马尼亚人、土耳其人和希腊人。他们信奉三大宗教———塞尔维亚的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就像大卫·欧文（Davi d Owen）在他的书枟巴尔干半岛的奥德赛枠中指出的那样，南斯拉夫有“六个区域海关、五种货币、四个铁路网、三个银行系统，一度还有两个政府———一个在萨格勒布，另一个在贝尔格莱德。”
1939年出现的一位南斯拉夫领导人团结统一了这个民族各异的国家。他就是Josep Broz Tito，也就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铁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占领了南斯拉夫并将其解体，建立了一个“克罗地亚独立国”，其中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个克罗地亚的法西斯政府残酷迫害塞尔维亚人，其行为在后来的纽伦堡审判中被称为“种族灭绝”。约有35万到75万塞尔维亚人被杀害：德国人说是35万，而塞尔维亚人说是75万。无论哪个数字更接近真实，总之是有无数人失去了生命。铁托领导游击队和德国人作战，战争结束后他成为与法西斯斗争的胜利者和自由南斯拉夫的领导人。为了民族的团结，他不再提纳粹占领期间令南斯拉夫四分五裂的内战，并且多方掩饰战争期间斯拉夫人内部血淋淋的差异。他甚至用推土机铲平了亚塞诺瓦茨的克罗地亚集中营（Croat concentration camp at Jasenovac）；在这个集中营中，曾有千百万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被害。
在后冷战时代，铁托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却公然反抗斯大林，转而吸引美国的经济援助。在西方的援助下，南斯拉夫建立了一支队伍庞大、装备精良的军队。（这支军队及其武器装备，足以把20世纪90年代的南斯拉夫撕成碎片。）作为南斯拉夫不可与之争锋的统治者，铁托站在了东方与西方之间。
南斯拉夫的瓦解The collapse of Yugoslavia
当1980年铁托去世时，很多人预言南斯拉夫将会土崩瓦解。但是温和派领导人通过不同的权利分配方案统治了南斯拉夫近十年。有些人因此而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但在1990年举行的大选中，却是民族主义领导人———而非温和派领导人———在六个共和国中全部胜出。
其实欧洲早该在这些选举中注意到这些警报信号，但是他们却把目光聚焦在苏联身上，在那里戈尔巴乔夫正试图使一个帝国团结一致。没有人愿意谈论国家分裂。欧洲的官方政策就是保持南斯拉夫的完整。而南斯拉夫内战会给欧洲带来巨大的损失。如果塞尔维亚人袭击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或科索沃等地的穆斯林，这将在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中产生巨大反响，甚至还可能将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卷入纷争。也就是说，可能会波及北约范围内的国家。南斯拉夫是欧洲的一颗定时炸弹。
战争爆发War breaks out
随着民族主义自豪感的急剧高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在1991年6月宣布独立。塞尔维亚———南斯拉夫联邦最大也是最强的成员共和国———立即向斯洛文尼亚派出了南斯拉夫人民军（Yugosl av National Army，JNA），但是十天以后就撤回了。贝尔格莱德政府决定，斯洛文尼亚就让它独立吧，但对克罗地亚则不行。克罗地亚宣布独立之后，南斯拉夫人民军同时从两地进攻克罗地亚。1991年7月3日，南斯拉夫人民军入侵克罗地亚共和国的最东部地区，用飞机、坦克和大炮摧毁了边境市镇武科瓦尔（Vukovar）。南斯拉夫人民军还在克罗地亚的西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同年12月炮轰古老的亚得里亚海滨度假胜地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世界舆论为之震惊。
欧洲与联合国两方面都在积极努力协商停火协议。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任命前美国国务卿赛勒斯 ·万斯（CyrusR。 Vance）为斡旋人员。万斯最终于1992年1月2日成功地促成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之间达成停火协议。
一支联合国维和部队在克罗地亚建立了“保护区”，由维和人员在该区巡逻，以保护少数民族、维持和平。希望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能在谈判桌旁解决他们的争端。也许可以找到一种解决方案，比如说既给各个民族以相当的自主权，又并非让他们完全独立，以此来使南斯拉夫仍然保持完整。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不希望再有任何行动而使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的希望落空。
然后，欧洲的政治开始登场了。此时的德国刚刚在一年前冷战结束时重获统一，而且正对自身在欧洲共同体中日渐强盛感觉良好，有迹象表明它有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独立的意图。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与德国在经济和历史上都关系密切。但德国的欧洲伙伴们强烈反对德国的这一想法，认为这么做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给德国外长的一封信中，恳请德国考虑这一举动可能会引发战争的危险。但德国不愿意被阻止，一如既往。而欧洲，在保持欧共体的行动一致的压力下，也跟随了德国。美国则尊重欧洲的决定，认为这主要是欧洲自己的问题。由此战争的种子被播下了。
波斯尼亚的联合国维和人员UN peacekeepers in Bosni a
克罗地亚的联合国新维和部队（被称为联合国保护部队或者UN‐PROFOR）不想把总部设在克罗地亚或者塞尔维亚，所以他们选择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首都萨拉热窝；他们把萨拉热窝看作一个中立的地点。我被任命为发言人。我们离开纽约之前专门听了一个报告，关于数个世纪以来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之间的世仇。我听得很认真。到了提问时间，我举手问道，“如果波斯尼亚也爆发战争怎么办？”报告人笑着说这是典型的新闻记者的提问。他没有回答。
我们收拾收拾，于1992年3月前往萨拉热窝。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有一个古老的穆斯林小镇，群山环绕。几年之前，这里还承办过1984年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新城部分有许多高楼大厦，非常现代。有轨电车在城中的主要街道来回穿梭，车身上漆着非常醒目的广告。我们为了给总部采购物品所以四处逛街，还去了萨拉热窝市两座最高建筑之一的双子楼。
我们一行大概十二个人来到萨拉热窝双子楼其中之一的顶层，这里四面皆窗，我们为萨拉热窝及周边群山的美丽景色所折服。我们的兴致很高，有十一个人按顺时针的方向在顶楼边走边看；而联合国高级军事指挥官，法国的菲力浦·莫里隆将军（Gen 。Philippe Morillon）却按逆时针的方向走。紧挨窗户的地方有些大花盆下嵌在水泥楼板的一个个下凹处。我们十一个人走着走着突然听到背后有什么东西摔了，赶忙掉过头去看，惊讶地发现：原来菲力浦·莫里隆将军想靠近一面窗户却没有看到脚下的花盆，所以摔了进去。他麻利地爬上楼板，庄严地挥挥手，微笑着用浓重的法国口音说：“别———担心，我是个伞———兵。”我们都哈哈大笑了。
可是部队和联合国安全人员都觉得，联合国维和任务总部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呆在一座摩天大楼的顶层，此事大大不妥。他们是对的。
期间我们所住的地方是非常现代的假日酒店，离双子楼很近，不过没有双子楼那么高。我们有一些讨厌的邻居。波斯尼亚塞族民族主义者拉多万·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zic）也把总部设在假日酒店。在酒店大堂高高的天花板下，总有一些人在闲逛。他们看上去跟刚从警匪片里跑出来似的，而且很明显都带着武器。他们是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的保镖。我们觉得，对于一个设有联合国维和任务总部的大楼来说，这样的现象是不合适的。我们礼貌地请求卡拉季奇先生将其总部迁至别处，但是他却不那么礼貌，对我们根本不予理睬。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当时也正在考虑宣布独立。欧洲共同体当时支持这种想法，他们那时一定是疯了。波黑地区与斯洛文尼亚或克罗地亚的情况都不同：在斯洛文尼亚，斯洛文尼亚人占绝大多数；在克罗地亚，克罗地亚人占大多数。而波黑是由几个群体混合构成：穆斯林（40%）、塞尔维亚族（32%）和克罗地亚族（18%）。但没有一个群体占多数。如果真的独立的话，就必须在这三个群体之间引入权力分配规则。但是，波黑塞族在塞尔维亚有强大的同胞，波黑克罗地亚族也在克罗地亚有强大的同胞。因此有传言说，贝尔格莱德方面与萨格勒布方面已经私下谈妥，要共同瓜分波黑。
萨拉热窝的气氛很平和，这三个族群很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相互之间通婚的人非常多。当民族主义者开始谈论按照种族的不同在波黑划分界线时，萨拉热窝人笑着说，“你们是不是也要在我们的卧室里划分界线？”
但是那些对权力怀有偏执与梦想的民族主义者们已经疯了。当时联合国驻南斯拉夫特使是沃伦·齐默曼（Warren Zimmerman），他写过一本书枟灾难的起源枠（Origins of a Catastrophe）。让我们看看这本书里波黑塞族领导人拉多万·卡拉季奇是怎么说的：“齐默曼先生，您得理解塞尔维亚族人。他们被出卖了几个世纪，所以今天他们不能与其他民族共同生活，必须独立生存。他们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只相信自己通过武力夺取他们应得之物。”
欧共体宣布，一旦举行过公民投票，欧共体将承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独立。这将把波黑推向灾难的深渊。公民投票当天，塞族人一下子在萨拉热窝的很多地区设置起路障。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投票赞成独立。塞族人联合抵制选举。如果穆斯林领袖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Alija Izetbegovic）领导波黑独立，那么这就相当于不顾塞族人的意愿将他们赶出南斯拉夫。
塞族人在萨拉热窝设置的路障是恶梦的预兆。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公民投票将点燃新一轮南斯拉夫战争的战火。他们是对的。
避免战争之努力Efforts to avoid war
在战争还没有爆发的时候———但当时每个人都害怕会爆发战争———萨拉热窝的多位宗教领导人在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中间发起一系列集会活动。塞尔维亚族人是东正教徒；克罗地亚族人是罗马天主教教徒；而穆斯林，当然是伊斯兰教教徒。
第一次集会是由一个穆斯林领袖在一家颇受欢迎的餐馆里主持。他们邀请了我，于是我去了。餐桌旁坐着许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餐后大家谈到了需要相互理解。第二次是在罗马天主教堂的一次弥撒，我也去了。虽然我在天主教家庭里长大，但是自从18岁之后就不再信仰宗教了。但是我一直坐着，直到弥撒结束。其中还有段关于“忍耐”的布道。后来我们还从教堂步行到附近的主教住处。他招待了午饭。当我们走在街上时，主教身边围满了带着自动武器的波黑克罗地亚族准军事人员，是个不好的征兆。第三次是在东正教教堂。这次我也去了。我和其他的礼拜者站在一起，身边缭绕着薰香的烟雾。在此之前，波黑塞尔维亚领导人拉多凡·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zic）已经逃离萨拉热窝，或者在他的家乡帕莱（Pale）眺望萨拉热窝，或者躲在某处深山里，那里塞尔维亚人正在建立军事基地。
另一个波黑的塞尔维亚族政治领导人当时在场，她离我不远。她就是比莉雅娜·普拉夫希奇（Biljana Plavsic）。萨拉热窝的每个人都在密切注意她的行动。人们把她看作政治温和派。她是会留在城市里、让大家都安心，还是和其他塞族领导人一起躲到深山老林里去？我透过缭绕升腾的烟雾，研究她的侧面。我觉得她看去有点像撒切尔夫人。我希望她有撒切尔夫人的勇敢和胆识。
做完礼拜后，我们来到教堂后面的一栋炉渣砖建筑。在那里，我们坐在长桌前的长凳子上，东正教的牧师招待我们吃早饭。那位牧师非常活跃，来回跑个不停，不时和这个说上两句，又和那个聊上两句。
我注意到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了一小袋食物。当我仔细观察时，我发现摆在我面前的是即食食品（MRE）。这些食品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运送到萨拉热窝供难民食用的。我真是觉得又好笑又反感。塞尔维亚族人不仅偷了本来是给难民的食物，而且用它来招待贵宾，包括联合国发言人！
不过那个东正教牧师并没有留下来吃早饭。他致歉说自己必须要去山上照顾另一群人。他也离开了萨拉热窝。
暴乱开始Violence Breaks Out
1992年4月4日~5日的那个周末，波黑塞尔维亚族人开始进攻萨拉热窝。而4月6日周一就是国际社会准备承认波黑成为独立国家的日子。我前面说过，联合国临时总部设在假日酒店。而那个假日酒店是最早遭到塞族炮弹轰炸的建筑之一。
于是我们搬到贝尔格莱德饭店———如果我没记错名字的话———这个饭店位于有更多保护措施的背街上。可这里随即也被炸了。饭店着火的时候，我的一些行李落在里面了。接下来，我们离开市中心，搬到一幢有着彩色玻璃幕墙的大楼里。这幢大楼在去往机场的路上，我们将之戏称为“彩虹宾馆”———其实它是一处退休人员的居所。不过当炮弹飞来时，有着玻璃幕墙的大楼真不是个好地方。仅数天之后，塞族的迫击炮就在早餐时间击中了这幢大楼。有些维和人员被飞溅的玻璃割伤了。随后的一些日子里，我们就呆在地下室里。
最终我们转移到PTT大楼，一个由坚固的水泥建成的邮政管理中心。这大概是我们能找到的最安全的地方了。
所有联合国工作人员都被带到这幢楼里。我们在里面工作、吃饭和睡觉。我的办公室也是我的卧室———我睡在军用简易床上，戴着头盔，穿着防弹衣。夜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曳光弹（tracer bullets）划过天空，听到炮弹在空中发出怪异的呼啸声，然后掉到无辜民众的房屋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声。
1992年和1993年两年，平均每天有330发炮弹落在萨拉热窝。在战争早期，波黑的塞族武装袭击了毗邻塞尔维亚的波黑东部地区，意在赶走穆斯林，建立一个只有塞尔维亚人居住的地区。这个政策即为人所知的“种族清洗”。福查（Foca）是其中一个受到袭击的东部小镇。一些萨拉热窝居民，通过他们在福查的亲戚朋友的电话———电话战争早期还能用———听到了些风声。他们惊恐万状地跑到联合国总部。当时我已经把我的新闻办公室设在靠近PTT大楼主通道的地方，以方便记者进出。但给我带来不便的是，每当有陌生人敲门时，联合国安全工作人员总是第一个给我打电话———这已经是常事了。
因此，当这些人来到总部时安全警卫给我打了电话。当时这些人已经因为恐惧和忧虑而疲惫不堪。他们说他们知道福查正在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请求联合国采取应对措施。
那是我担任新闻发言人的经历中感觉最糟糕的时刻。我可以做的只有向他们解释维和人员在战争中很无助，但言下之意是———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最终，与其说他们是带着气愤、还不如说他们是带着深深的失望离开了。
有一天，一个单身女人来敲门。同样，联合国保安打电话给我。她身材苗条，声音柔和，已经人过中年了。她对我说：“我是塞尔维亚族人，我的邻居是穆斯林。”她来是想问我是否能把她的两个孩子带走，因为她知道那样的话他们活下去的可能性会大一些。她看着我的眼睛请求道：“请不要让我们自相残杀。”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安理会已经给我们的书面命令中让我们争取最好的前景，他们认为某种和平的协议是能够达成的。但很明显，战争形势正在不断恶化，可能很多年里都不可能有和平；而且与此同时，我们这些维和人员成为这场冲突的无助的目击者，我们根本无力制止它。那个塞尔维亚族女人似乎猜到了我的答复。她转身离我而去，走向高高的旗杆的基座；旗杆上方联合国旗帜正在飘扬，但一点都不让人感到骄傲，我想。她拿出随身带来的一小段蜡烛，放在旗杆基座上点燃，然后静静地穿过马路，往对面的山坡上走，那边正传来阵阵坦克开火的声音。
我的儿子简My sonJan
在萨拉热窝，我第一次经历了战争。这改变了我的人生。我的儿子，也是我惟一的孩子简当时正在纽约的家里等我回去。他当时16岁，喜欢一种叫做“重金属”的音乐———很吵的电子吉他、很闹的鼓、吼叫代替了演唱、还有叛逆狂野的歌词。这些乐队名称显示出对暴力的狂热。我儿子最喜欢的几个乐队是“百万死亡”、“屠夫”和“被囚的艾丽丝”。我想让他亲眼看看南斯拉夫正在发生的一切，让他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百万死亡”式的大屠杀；这可能会成为他成长过程中的一次重要经历，成为对他的教育当中的重要部分。
但是在那个时候带他去萨拉热窝太危险了，所以我带他去了第一次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战争的战场：克罗地亚的武科瓦尔（Vukovar）。武科瓦尔位于新近设立的保护区内，有联合国维和人员巡逻，所以当时比较安全。我们开着我那辆白色的联合国小汽车，车身两侧印有黑色的字母“UN”，缓缓驶入小城的废墟中。断壁残垣间，我儿子沉浸在畏惧中，默不做声地看着。在一座教堂的颓墙前我们下了车，然后在瓦砾中穿行。这对他的影响非常大。我觉得这是我给他上的最重要的一课。武科瓦尔是一个活生生的战争博物馆。
现在我儿子简已经29岁了。
我让他与你们分享他那次访问武科瓦尔时的感想。以下这些文字是他这星期发给我的。顺便提一下，这些照片也是他自己拍的。
中国你好！
我父亲把这次旅行称作一次“有教育意义的经历”是正确的。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的纽约长大的十几岁的孩子，能对战争了解多少呢？
我只知道我从电影中看到的和从音乐中听到的东西。类似枟野战排枠、枟全金属外壳枠和枟现代启示录枠等电影描绘的战争画面，以及我最喜欢的几个乐队用音乐描绘的战争画面，例如屠夫乐队的枟战争组合枠、枟血雨枠、枟社会骷髅枠，或是金属乐队的枟寻找与破坏枠、枟闪电战枠，或是百万死亡乐队的枟无囚时代枠、枟出售和平？但谁来买？枠
他们以快节奏的音乐、咄咄逼人的歌词勾勒出栩栩如生的战争场景。
但武科瓦尔之行给我带来巨大的震撼。这个小城与我现在住的城市差不多大；但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它被系统性地摧毁了。任何一个没有逃走的人都丧身其中。
我坐在联合国的有空调的大众汽车里，不停地按照相机的快门。有一张照片上有一个被火烧毁的小屋子；屋子墙壁上涂画着“屠夫”和“金属”这两个乐队的名字。毋庸多说，看到这些时的我有多么的震惊！我猜想这些涂鸦的人大概和我差不多大。他们听了那些音乐，而后进行真正的谋杀，而且是大量屠杀。这让我开始转变。
我们来到小城的中心。在那里有一个20英尺高的石制十字架，上面钉着耶稣。虽然十字架在平常对我个人来说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但（有人会）花时间去射击十字架的这一事实却真正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让爸爸停车，好让我走上前去拍照。我打开车门，又热又湿的空气扑面而来，里面还夹着一股腐臭的味道。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这味道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然后爸爸解释了。我看了看周围的灌木丛，什么也没看到。但是当我意识到自己被死亡包围的时候，外表保持平静，心中却觉得非常恐怖。
我在想，我最喜欢的那些乐队的词作者是否亲眼看到过这些，或者亲自闻到过这样的味道。对此我很怀疑。我在想这些乐队是否知道，他们的歌迷通过听他们的音乐给自己壮胆，然后用M16或AK47向妇女儿童开火。如果他们曾看过这样的情景，闻过这样的味道，知道这样的情况，他们还会这样歌唱这些我敢肯定他们根本不明白的事情吗？或许他们还是会的。
毫无疑问，这次旅行从总体上永远地改变了我对现实的看法。虽然很恐怖，但是我感到：能看到这些恐怖的事情，从而永久性地重塑我对人类与战争的认识，是我的幸运。
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的日内瓦和谈TheGenevaPeaceTalks On the Former Yugoslavia
随着波黑的杀戮愈演愈烈，欧共体越来越紧张。德国认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独立的做法是错误的。欧共体认可波黑独立的做法是错误的。美国随同欧洲任其决定的做法也是错误的。如今真的发生了战争。联合国安理会扩大了联合国保护部队（UNPROFOR）的任务内容，要求他们管理萨拉热窝机场，并为联合国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在波黑境内运送救援物资提供武装护送。
为了开展工作，联合国维和人员必须与冲突各方都有所接触，这样他们才能自由地去往各个地方展开人道主义救援。他们不能偏向任何一方。但是当时国际社会将波黑战争归罪于塞尔维亚，并且指责联合国没有阻止战争。更糟糕的是，他们还指责联合国没有与塞尔维亚开战。
自1991年9月以来，欧共体一直在努力促使南斯拉夫实现和平。欧洲方面派出以英国的卡林顿勋爵（Lord Carrington）为代表的斡旋人员。1992年8月，他们提议由欧共体和联合国联合召开一次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万斯被任命为联合国谈判代表，并与英国的欧文勋爵一同被任命为会议的联合主席。
英国一家以挖苦讽刺出名的杂志枟私家侦探枠把首相梅杰与欧文握手的照片登在封面上。梅杰嘴边的一个泡泡里写着：“我担心我们会徒劳无功。”欧文旁边的一个泡泡里写着：“我是你的人。”要想体会其中的幽默，你必须了解英国的政治、以及大卫·欧文与“徒劳无功”的关系。
万斯有一个副手，是美国的一名职业外事官员：赫伯特·S。奥肯（Herbert S。Okun）大使，奥肯一直在为会议找一个发言人，他注意到在萨拉热窝的炮击中工作着的我。于是万斯发电报邀请我过去，我就去了。
我的儿子得在家多等我一阵子了。
万斯—欧文和平计划The Vance‐Owen Peace Pl an
万斯和欧文迅速进行了对话。万斯为自己设定了6个月的期限来完成谈判。1993年1月3日，万斯和欧文在各方开会之前公布了和平计划的初稿。初稿规定了宪法准则，提出了永久性停火的相关条件，还划定了将波黑分为十个省的地图———三个塞尔维亚省，三个克罗地亚省，三个穆斯林省，以及三方共同管理的萨拉热窝。
我感到我们把前南斯拉夫逼得太紧了，但是万斯觉得他拥有来自美国与欧洲的最高层支持，所以持续性地对前南斯拉夫施压。比尔·克林顿当时刚刚当选为美国总统。万斯看到，许多曾在吉米·卡特的国务院工作的自己的老部下，现在仍然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要职。首当其冲的就是曾在工作中受到万斯很大帮助的沃伦 ·克里斯多弗（Warren Chri stopher），担任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
万斯与欧文两位联合主席组织了工作小组，对和平计划的内容进行丰富与细化；同时集中出访以推进政治进程。
和平进程在4月达到高潮，万斯、欧文将相关各方集聚到希腊雅典，举行签字仪式。各方都有所保留地在和平计划上签字了。
我为媒体对此协议的过分热心感到很紧张，因为万斯和欧文一直以来都深知他们的谈判对象们极不可靠，那些人说起谎来易如反掌。
在这一重要签字仪式之后，我正在外面和一些记者谈论，我说道：“这只是简单的部分。”我的意思是，和平条约的谈判是一件事，而要让这些人履行条约，又是另一件事。伦敦的枟金融时报枠刊登了这句话，欧文看到了不太高兴。但是当万斯—欧文计划开始逐渐落空时，他承认我说得对。他在他有关这次和平谈判的书枟巴尔干半岛的奥德赛枠中提到了这件事，他写道：“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上，我们的发言人埃克哈德曾在雅典说，签字是‘容易的事’。当时我对这句话有点不屑，不过这却是事实。”
万斯—欧文计划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美国认为他们对塞尔维亚人太宽容，所以对万斯的谈判战略失去了信心。
发言人的工作之一是随时掌控各种新闻并将主要内容报道给自己的老板。那时候我开始注意到，美国的媒体对万斯的做法颇有微辞。我有点担心，于是报告了奥肯大使。他听得很仔细。但是当时我们身处欧洲的环境中，没有充分认识到美国正在削弱对我们的支持这一事态的严重性。
后来沃伦·克里斯多弗拆了万斯的台，并让和平进程轰然倒塌。华盛顿的政策是这样的，政府不能被视为在对塞尔维亚人示弱。所以，我觉得他们根本没有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认真地研究过万斯—欧文和平计划。
奥肯大使后来对我说，他后悔当初没能更仔细地听取我的意见。如果万斯和欧文早认识到事情会向坏的方面发展，他们一定会更努力地从华盛顿为他们的谈判计划获取更多的支持。
欧文—斯托尔滕贝格Owen‐Stoltenberg
1993年5月，万斯离开了和平谈判。欧文让我留下来继续为万斯的接替者斯托尔滕贝格（Thorvald Stoltenberg，前挪威首相）工作。
欧文、斯托尔滕贝格与相关各方的和平谈判一直持续到1995年中，而波黑的战争也在继续，伤亡人数不断增加。那一年，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对枟纽约时报枠的记者说：“如果万斯—欧文计划在两年多前被接受的话，成千上万的人民就能躲避战争的恐怖了。”并没有很多人认同他的观点，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判断还是正确的。
代顿和平计划The Dayton Peace Plan
美国后来还是涉足了。在由美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率领的马拉松式的谈判之后，前南斯拉夫各方于1995年11月21日在俄亥俄州的代顿市（Dayton）起草了一个全面的协议，并于12月在巴黎签署了该协议。
这是一份不完美的和平协议，但最起码它中止了战争。有人说，这一份由美国经手的和平计划比万斯—欧文计划对塞尔维亚人更加温和。在代顿协议里，波黑实际上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被分裂为三个部分。所以虽然理论上统一了，但事实上直到今天仍然是个分裂国家。
联合国从这件事中得到的教训是：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支持，欧洲就无法有效实施和平，即便是在他们自己的后院里也不行。假若当时美国能给以军事支持，那将会通过1993年4月的万斯—欧文计划，非常有效地结束南斯拉夫的战争，但其时美国还没有准备好给予这样的支持。
此后，联合国安理会在海牙设立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前总统米洛舍维奇也成为其中的被告之一，他被指控战争罪。
历史见证人Witness to History
今晚我们的历史见证人是欧文勋爵，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的联合主席之一。欧文勋爵曾是一名医生，后来在英国议会工作了26年。1977至1979年他担任英国外长，成为就任这一职务的最年轻的人。
今年（2006年）1月31日，我在他伦敦的家中采访了他。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听采访录音。
本课参考文献（Sources for this lecture）
David Owen，Balkan Odyssey（London，Victor Gollancz，1995）。
Misha Glenny，The Fall of Yugoslavia：The Third Balkan War（London，Penguin Books，1992）。
Warren Zimmerman，Origins o f a Catastrophe（New York，Random House，1996）。
Jan Willem Honig and Norbert Both，Srebrenica：Record of a War Crime（London，Penguin Books，1996）。
Robert D 。Kaplan，Balkan Ghosts：A Journey Through History（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3）。
Stanley Meisler，United Nations：The First Fi f ty Years（New York，The Atlantic Monthly Press，1995）。
Phyllis Bennis，Calling the Shots：How Washington Dominates Today’s UN（New York/Northampton，Olive Branch Press，1996，updated 2000）。
Barbara Benton，Editor，Soldiers for Peace（New York，Facts on File，1996）。
与欧文勋爵的会话
ACONVERSATION WITHLORDOWEN
2006年1月31日伦敦
London，31 January 2006
大卫·欧文在成为政治家之前是一名神经科医生。他曾代表他的家乡普利茅斯（Plymouth）在英国议会工作了26年。38岁时，他被任命为英国外交大臣，成为自安东尼·艾顿（AnthonyE‐den，1936年就任英国外交大臣）以来就任这一职务的最年轻的人。1992年5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上议院赐封他为终身贵族。
1977年8月，为了商谈罗得西亚（即今天的津巴布韦）向“多数裁决原则”（majority rule）过渡的问题，欧文首度与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R 。Vance）合作，后来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1992年欧共体与联合国联合召开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作为该委员会的联合主席———万斯代表联合国，欧文代表欧盟———他们二人又一次共事。欧文说，要在塞尔维亚族人、克罗地亚族人和穆斯林之间通过协商达成和平是他这一辈子遇到的最困难的事情。
万斯的助手、美国大使赫伯特·S。奥肯（Herbert S。Okun）一直观察着我在萨拉热窝担任联合国发言人的工作情况。他向万斯推荐我担任前南问题国际会议（日内瓦）的发言人。万斯同意了，欧文也表示赞成。但我感觉我一直都没有赢得欧文的信任，直到会议初期我接受了BBC的一次直播采访。采访前欧文告诉我欧洲的立场，然后他就去听广播了。我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非常忠实地表达了欧洲在有关问题上的看法。从那时候起，欧文和我就合作得非常好。
我回到联合国总部之后，他与我还一直保持联系。当他偶尔来与秘书长科菲·安南会面时，总是会来我的办公室呆一会儿，叙叙旧，聊聊天。
当我给他打电话说想采访他时，他坚持邀请我和我的夫人到他位于伦敦莱姆豪斯区的家中做客。这是一座经翻新的船长的房子，这座房子外景很惹人注目，正俯瞰着泰晤士河。他的夫人黛比（Debbie）是一名出版经理人，她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第二天早晨用过早饭之后，我们坐下来开始聊。
埃克哈德：大卫，感谢你和我的学生们交谈。您在枟巴尔干半岛的奥德赛枠的一开始就说到，1992年时您一直避开政治，直到最终决定对当时刚刚被英国枟卫报枠披露的塞尔维亚战俘营问题公开表态。但您一直是个政治人物。在我们讨论前南斯拉夫问题之前，我想请问1992年时您对后冷战时期抱有什么样的希望？
欧文：嗯，我还是相当乐观的。我充满惊异地目睹了前苏联的民主化变革，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苏联会和平瓦解。虽然前南斯拉夫地区战事频仍，但大国们真正关注的国家还是俄国。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俄国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和平转变。这是很了不起的。
我们可以看到，新的俄国虽然丧失了帝国身份，但凭借着娴熟的外交手段在安理会保留了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地位。对于俄国而言，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鼓励。而且我认为那时俄国欠了布什总统很大的人情，因为美国方面完全可以宣称，苏联解体后实力大减，俄国不再能胜任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地位。不过我认为，让俄国仍然感受到作为大国的自豪感有助于它完成变革。
后来发生了波斯湾战争，乔治·布什总统很大程度上利用其出色的外交能力，再次组织起多个国家间的联盟。埃及、沙特阿拉伯，有意思的是还有约旦、叙利亚等国都派出军队组成多国部队。在联合国的全力支持下，多国部队在将伊拉克人逐出科威特的行动中做出了杰出贡献。
当然这事后来出了问题：停战协议太过宽容，从而被萨达姆利用了。后来我们进行了第一次人道主义干涉。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萨达姆将库尔德人赶至伊拉克与土耳其、伊朗边境的山中。法国总统密特朗和英国首相梅杰都敦促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此人道主义罪行采取一定行动。于是我们真正地成功实施了人道主义干涉———第一次人道主义干涉。
因此直到1992年之前，还真指望我们能在前南斯拉夫地区再一次成功地实施干涉。因为当时我已经参与了对英国政府施加一些压力，以使英国政府就库尔德人的情况有所作为。而且因为当时塞尔维亚人活动猖獗，不仅遍及克罗地亚而且开始侵入波黑，我认为我们毫无疑问地应该对此做点什么了。所以我最后决定公开表态。
这真的就是当时的背景。不过我是那种一直都认定自己是要在私营产业部门中谋生的人，而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时候，我还正为在私营产业中获得一份重要工作而与人协商。
埃克哈德：布什总统将这一时期描述为“世界新秩序”。但继成功地对伊拉克实施干涉后，波黑爆发了战争，索马里局势江河日下，卢旺达又发生了惨绝人寰的种族屠杀。这还仅仅是三个例子，“世界新秩序”变成了“新世界无秩序”。您对此感到惊讶吗？
欧文：是的，我很惊讶。但我们需要对此做出分析。美国对索马里的干涉的确是一个关键事件。从某种程度上说，布什为了准备1992年秋的总统大选不得不在波黑和前南斯拉夫地区使出一些强硬的手段。大选在即，他明显并不想这么做，美国军方也不想这么做。正好这时候索马里的人道主义形势发生恶化，于是布什选择让美国部队前往索马里执行维和任务。
我认为他们那时并没有通盘考虑好索马里的所有相关问题。但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对美国非常宽容，虽然美国部队并不受联合国调度节制，但仍高效地设计好了整个任务体系。美军部队被分兵派遣至各处，仅服从美国方面的命令。
后来克林顿总统接手了索马里的任务。我觉得他对此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美国军队得到正式授权，可以参与打击那些在索马里闹事的暴徒。
索马里的军事行动很糟糕，一切都搞砸了。最后的结局是一名美国突击队员被拖在汽车后面穿过摩加迪沙（索马里首都）的大街小巷。通过电视转播，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一情景。这是对美国的极大侮辱。于是克林顿决定从索马里撤军，迅速撤军。这件事给克林顿总统进一步处理波黑问题的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这件事使美国方面打定主意不插手卢旺达的事情。
我们大概忘记了，1994年美国国务院提出了“知道何时说不”的新政策。随后卢旺达发生惨绝人寰的种族屠杀事件。面对首次出现的人道主义挑战，美国竟然决定说“不”并置身事外。这对于屠杀事件本身以及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极大的悲哀。
1994年4月，时任联合国驻卢旺达援助团的加拿大籍将军达赖尔认为，我们可以进行干涉。那时我正参加卡内基和平委员会（Carnegie Peace Commission）工作。我们觉得事态严重，就请一个美国参谋学院来分析联合国在4月份的干涉计划。这参谋学院认为达莱尔将军的计划是靠得住的：如果当时他能有六千优良的联合国维和士兵，他就有可能阻止卢旺达种族屠杀事件的发生。可惜没有机会实现他的计划。
不只是美国，在卢旺达的问题上，英国也不希望受到牵连，法国也不希望卷入纠葛，所以安理会没有打算采取任何行动。但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美军在索马里受挫让克林顿这位不太喜欢干涉别国事务的总统极度不愿再次冒险。直到后来在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又发生大屠杀事件，他们才在对巴尔干半岛实施干涉的问题上改变了态度。不多久他们又对在科索沃地区实施干涉的问题上改变了态度。
埃克哈德：在枟巴尔干半岛的奥德赛枠一书中，您写道，在您创办的慈善组织———“博爱”组织就人道主义干涉的问题召开过一次会议之后，您就一直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1992年您呼吁实施一定的干涉以遏制波黑塞尔维亚族人，这样做有什么法律依据吗？
欧文：就枟联合国宪章枠来看，没有什么法律依据。在为了救助库尔德而实施的干涉行动中，密特朗总统的确提供了一些伦理和道德的依据，并且声称人道主义责任（humanitarian imperative）在联合国宪章中有着至高地位，压倒一切。其实我们很大程度上曲解了联合国宪章的含义。
当然1991年萨达姆政府因其袭击科威特，是已经触犯枟联合国宪章枠第七章中的规定，我们获得了联合国授权的停战协议。因此就我个人看来，以救助库尔德人为目的的干涉行动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我从未对此感到不安。但我想一个书生气的律师可能会认为，即使是救助库尔德人的行动，也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是对宪章的曲解。
我从来不认为就干涉问题而修改宪章有绝对的必要性。我们都知道修改联合国宪章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而且会引起很多猜忌。
我宁愿能有先例可供借鉴，也许我们在另一个阶段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毫无疑问，在科索沃问题上，枟联合国宪章枠无疑是被曲解了———我慎重地说：“曲解”，枟联合国宪章枠被“曲解了”。我支持对科索沃实施干涉，我没有反对，因为我认为我们应该让米洛舍维奇下台。我也非常支持在伊拉克实施干涉，因为我认为我们该让萨达姆政府倒台。可是联合国宪章并没有赋予我们使某个政府倒台的权利———除非你把它和自卫联系起来。
我仍然认为联合国宪章中确实包含这种高于一切的人道主义责任，而且我认为你如果全面地阅读枟联合国宪章枠就会发现，联合国和安理会作为世界性组织有权为保护生命而实施干涉。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对宪章有这样的理解，可这就是我对宪章的理解。
埃克哈德：您写道，1991年时北约如果实施空中干涉、对南斯拉夫人民军（JNA）进行打击，就可以减轻战争的惨烈程度。您当时猜想北约是会先向南斯拉夫宣战呢，还是会实施某种人道主义干涉？
欧文：我猜是人道主义干涉，而且我想会从空中加以实施。我认为我们会使用此前已经使用过的方法：划定一块地理区域，在此区域内不仅禁飞，而且禁止任何军用车辆的行驶。
我想在那个时期，如果我们宣布北约的飞机将对克罗地亚的大部分地区和波黑的部分地区实施空中干涉、打击波黑塞族武装从巴尼亚卢卡（Banja Luca）或他们的另外机场飞来的飞机；如果我们声明我们一旦看到地面上有任何坦克或任何装甲车辆，都将保留从空中将其清除的权力；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将1992年夏天发生在波黑的紧张局势扼制在萌芽之中。
这将是一场赌博，我们的计谋有可能被波黑的塞族武装看出，如果他们发现我们只是虚张声势，情况将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我们不得不使事件升级。但是有时候我想，作为军队，总是想知道下一步会让你干什么。这是军队对政治家们的一个极为合理的要求。军方想知道在事件升级的过程中，通盘的逻辑步骤安排是怎样的。
但我觉得那些政治家们有时候不得不决定，希望利用武力的威慑作用而不为人发现此中的假象。你必须认识到，如果被别人看出你虚张声势，你就将被迫采取一定的行动。如果你认为你得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在特定的时机利用武力的威慑作用制止诸如人道主义灾难之类的事件，那么你就有权那么做。但是在被别人看穿之后、采取行动之前，你一定要好好地审时度势。当然，你可能会决定不让事件升级并且蒙受屈辱。
埃克哈德：加拿大政府曾发起一次题为“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的研究活动。科菲·安南将这一理念列入联合国的议程，并在去年秋天的联合国全球首脑峰会上提出。你是否将之视为“人道主义干涉”的一大进展呢？
欧文：我想是的，我认为这给“联合国宪章内包含了保护的责任”这一想法增添了权威性。虽然“保护的责任”这一提法还不能等同于宪章修正案，不能享有同等的绝对权威；但它已经得到通过，这件事说明我们不用过于担心它会有损于联合国宪章，而且它还预示了联合国在21世纪的发展方向。
但是，这是一个敏感的领域，而且我们还没有真正得到中国和俄罗斯政府的支持，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我认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所有的政府在“保护的责任”上确实存在共同利益。
埃克哈德：让我们回到南斯拉夫。在1992年8月就南斯拉夫问题召开的伦敦会议上，欧洲为什么能扮演主要角色？欧洲会对其四分五裂的东南边境采取强硬措施吗？您在书中写道，伦敦会议可能只是权宜之计。
欧文：嗯，我想你得记住欧洲已经被卷进来了，在1990、1991年的时候就被卷进来了。欧洲派出卡林顿勋爵———彼得·卡林顿（Peter Carrington）作为欧洲方面的和平谈判代表。当时的欧共体主席、卢森堡首相宣布当年为欧洲年。
人们一直幻想欧洲会介入并解决南斯拉夫问题。而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外交上纠缠不清，却从未准备组织正式军队进入前南斯拉夫地区与塞族武装一决胜负。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浮而不实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伦敦会议使欧洲有机会从过于出头的位置上稍稍退一些下来，同时还使欧洲与联合国建立正式联系，并就前南斯拉夫问题在日内瓦召开国际会议。
埃克哈德：您提到欧洲的两次失策，这两次失策使寻求和平解决方案更加艰难。你说最关键的一次是在1991年7月，当时荷兰政府建议支持各地区按照重新划定的边境有序地脱离南联邦，而欧洲的外长们却拒绝了这一建议。另一次失策是欧洲方面支持了德国承认克罗地亚独立，尽管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做出明确的书面警告：欧洲这么做一定会引发战争。这是由于欧洲共同的外交政策不够成熟，还是因为欧洲的政治过于错综复杂，亦或是两方面原因兼而有之？
欧文：两方面的原因都有。[笑]前者是最重要的。当时荷兰有一名非常出色的外交官彼得·凡·瓦尔苏姆（Peter van Walsum）———当时我并未参与———他想让欧盟的工作小组相信，卡林顿勋爵的谈判工作和他自己的角色地位需要更大的灵活性。根据现存的地区分界线分割南斯拉夫，使不同的地区就成为不同的国家，而且还要最大程度地与各自的国家地位相一致，这样的设想太具分裂性；不同族群并不是整齐地生活在各自的地区中，有太多不同的种族交叉地生活在不同的地区；而把拒绝调整边界看作一种原则就会限制对话。可是当他的想法被欧盟的其他十一国否定，外长们一致认定南斯拉夫各地区间的边境不得有任何改动。
现在，你只有去翻阅历史书才能知道这些地区是如何被捏在一起的。一些参与边界确定的游击队将领后来已经相当明确地说明了当年的这些边界是根据行军路线确定下来的。这些边界是积聚多年的各方势力在当时相互妥协的结果，所以我们没办法使之变得神圣不可侵犯。
其实我们应该在会议上给彼得·卡林顿以更多的自由，使之行事更为灵活。一旦米洛舍维奇意识到他将被迫接受以下结论：克罗地亚边境维持不变，克拉伊那（Krajina，克罗地亚一地区）的塞族人无谈判能力来改变边界，波黑地区的塞族人同样没有这样的谈判能力，我想他一定会放弃这次欧洲会议，彼得·卡林顿的主张也将立刻完全落空。
承认克罗地亚的独立是另一个错误。这事儿更难。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那时候非常希望克罗地亚成立独立的国家。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 Dietrich Genscher）曾长期担任德国外长，我就任国务卿时他就已经担任了多年的外长。他已经连续就职多年，几乎比葛罗米柯（Gro‐myko）的任期还长。根舍非常坚决地认为———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党派（自民党）也坚决认为———克罗地亚应该获得独立。德国一直在关注和促成这件事情，而且将这一条定为外交政策中对其他欧洲国家的第一要求。
科尔和根舍的态度都很强硬。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枠（Maastricht Treaty ）的谈判过程中，科尔帮了梅杰很大的忙，压力落到了密特朗身上。于是条约签订后，第一个屈服的是法国。法国和英国原本一致认为，在全面解决问题之前不应该承认克罗地亚，一旦有人显出承认的苗头，就会影响到其他所有人。这同时也是卡林顿勋爵、德奎利亚尔和万斯的看法。他们都警告说，承认克罗地亚独立会对波黑局势产生影响，而那时候，即1991年12月，波黑并没有打仗。但是，一场肮脏的交易还是发生了。
法国外长洛朗·迪马（Rol and Dumas）收回了他的反对意见，于是道格拉斯·赫德面临着英国被完全孤立的情况。他对梅杰说———我想他们那时已经有了决定———瞧，法国已经放弃了，我们不能被孤立。在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枠上科尔帮了我们，我们欠他的情。于是整个欧洲基本上达成共识，准备承认克罗地亚。后来德国先行一步，单方面承认克罗地亚；接着在第二年年初，欧盟承认克罗地亚独立。
我们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立即向波黑派遣一支维和部队。如果当时能向波黑派遣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维和部队，那里也许就不会有战争了。局势明显在朝着承认克罗地亚的方向发展，但联合国并没有向波黑地区派遣维和部队，这是极为不负责任的。
埃克哈德：什么时候产生了欧洲和联合国共同努力协商的想法？您说过，1992年5月，您在与道格拉斯·赫德的私人会谈中提议将欧共体的外交活动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联合起来，双管齐下解决问题。
欧文：嗯，如果欧洲认为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迅速地进入波黑地区维持和平，我觉得这种想法是荒谬的。欧洲一直想建立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上对此类问题也讨论得很多，凭着这些，欧洲想在解决前南斯拉夫问题的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是可以理解的。而美国希望欧洲能在前南问题上说得上话，他们不想介入太深。这种想法也是很说得通的。但是你知道，维和是需要历经几十年才能获得的一种能力，联合国在维和方面的能力和经验是在世界范围内各种不同的环境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不利用联合国在维和方面的能力与经验以及联合国在全世界的声望，这种做法在我看来是非常愚蠢的。所以很明显截至1992年初，欧洲在前南问题上的初步行动都失败了，他们需要支持。
此时万斯已经得到秘书长的任命，并在使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之间达成和解、实现停火等问题上获得实质性进展，已经拥有那些成就了，但———万斯代表联合国，卡林顿代表欧共体———他们两人领导的小组各自独立，相互之间没有正式的联系，这在我看来隐含了巨大的危险。尽管万斯与卡林顿的私交还不错，我认为如果两个机构能协力合作，会把事情做得更好。
而坦率地说，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Former Yugoslavia，IC‐FY）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这是事实。它确实将联合国与欧共体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可以质疑那些提案；其中的问题是欧洲与美国还没有做好准备通过使用武力来实现协商、停火或和解。这不是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的错。
作为使欧共体和联合国这两大组织实现协同合作的一种方式，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获得了成功。首先，万斯与我从未有过言语龃龉或者说意见不和，一切都很和谐。后来斯托尔滕贝格（Thorvald Stoltenberg，前挪威首相）加入时（代替万斯），我们之间也同样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世界上那些主要军事国家的政治首脑们永远不肯利用他们的军事威慑力来支持我们的外交策略。
埃克哈德：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ICFY）是由伦敦会议发起的。你是欧洲方面的代表，万斯是联合国方面的代表。当时恰逢克林顿在总统大选中击败老布什，在竞选的过程中克林顿态度强硬，坚决反对塞尔维亚武装的侵略行为。再加上新任的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多弗（Warren Chri stopher）曾在工作中受到万斯的大力帮助，万斯一定以为你们的通力协作会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
欧文：这可能是万斯犯的为数不多的错误中的一个。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地搞清楚克林顿总统或是戈尔副总统的想法。11月份的时候，万斯见过托尼·雷克（Tony Lake）———万斯在做美国国务卿时，此人担任一个较低但很重要的职务，万斯与他的关系非常好———此时他是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万斯与助手赫伯特·奥肯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回来后，相信即将上台的克林顿政府会支持快要成形的“万斯—欧文和平计划”。然而很不幸，万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我认为在1992年12月到1993年1月初的这段时间里，事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副总统戈尔的影响。在此前的大选中，为了让民主党看起来比老布什更强硬，从而削弱老布什将伊拉克人赶出科威特的功绩，戈尔想出了“以强硬态度对待波黑问题”作为竞选的一项策略。
总之，你还得回忆一下，老布什在1991年时突然出现心律不齐的症状，后来发现是得了甲亢，他的甲状腺机能亢进，需要治疗。因此作为一名国际政治家的他，在这段时间都不如前几年作为总统时那样给人印象深刻。
1993年1月底新政府开始当权时，他们对万斯—欧文和平计划的反对意见已经非常明显了。但他们没有其他东西来代替这个计划。可是我们没人知道这些。然后当我们前往联合国时，各种批评突然袭来。他们认为我们是反波黑的穆斯林而亲塞尔维亚的，但是回头看看这种批评多么荒谬！后来塞尔维亚人通过枟代顿和平协议枠（The Dayton Peace A greement）能得到的领土要比通过万斯—欧文和平计划得到的多得多———克罗地亚人也是这样。
枟代顿和平协议枠对波黑的穆斯林非常不利，在这一点上既不如万斯—欧文和平计划，也不如欧盟行动计划，更何况还多导致了两年半的战争和大量的人员伤亡。
万斯和我就此项政策向沃伦·克里斯多弗提出质疑。欧盟联合俄罗斯坚决支持万斯—欧文和平计划。沃伦·克里斯多弗声明说：如果北约能够介入，他们就支持万斯—欧文和平计划；不过，这个和平计划是不可能得到执行的。他没必要这么说！真过分！没人身处他的位子可以在外交上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
帕莱（Pale）的波黑塞族领导人并不笨。他们知道了西方国家不打算执行和平计划。他们干吗一定要同意某个和平计划？于是直到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发生大屠杀，波黑的塞族人一直带着我们所有的人，也包括他们自己在贝尔格莱德的塞族领导人兜圈子，使我们疲于奔命。也许你会怀疑，但我认为米洛舍维奇当时很想在1993年5月之前让一切消停下来，可是其他波黑塞族领导人，尤其是姆拉迪奇（Mladic）将军不想。为什么？就因为他们算准了西方不会执行和平计划。
于是我们这样告诉美国。他们的言论实在太疯狂了。沃伦·克里斯多弗在1993年2月中旬发表的言论在后来两年半的时间里一直像幽灵般困扰着波黑。
埃克哈德：那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欧文：我不知道，也许他并没有掌握我们所知道的所有情况。我想美国担心自己被卷到南斯拉夫的战争中。他们不想被卷进去。他们非常急切地想向穆斯林世界证明———尤其是身处一群绝对效忠于以色列的人当中时他们想证明———他们并不因其坚定地支持以色列而反对穆斯林，而南斯拉夫就是他们显示这一态度的好地方。我认为沃伦·克里斯多弗没有理解万斯—欧文和平计划的详细内容。万斯—欧文和平计划要求波黑塞族势力从很大的一块地区中撤出，并且对波黑范围的地区作了重新分配。塞族被分割在三个并不相邻的大区域内，这才是关键问题所在。
万斯—欧文和平计划是最后一个有可能使波黑保持完整的计划。塞族要求有连续的土地，我们对此予以坚决抵制。我想对于波黑来说，这样计划大概是最理想的。可惜这个计划从未得到执行。
1993年5月，我们在雅典达成协议，我们得到了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前南斯拉夫总统乔希奇（Dobrica Cosic）和黑山（Montenegro）共和国总统———他们都是塞族人———的一致支持；他们与希腊首相密特索达基斯（Mitsotakis）一同前往帕莱告诉波黑的塞族人，你们必须接受和平计划。执行计划的时间就成为对波黑塞族人的重大军事威胁。
波黑的塞尔维亚族人用很低级的方式侮辱了全世界一番，然后什么事儿都没有，大模大样地走了。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埃克哈德：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 chard Hol brooke）后来就代顿和平计划展开磋商。您已经提到过，这个计划不如万斯—欧文和平计划对穆斯林有利。您如何从总体上评价代顿和平计划？
欧文：嗯，我认为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做得很好。我听说有很多人批评他，但我不会。
当时他进入克林顿政府，就像带入了一股新鲜空气。虽然我并不是对他做的每一件事都表示赞同，但我认为他是一个务实主义者；而这恰恰符合了我们对克林顿政府的期望，因为一直以来这个政府都充斥着一股不实的风气。因此从1994年起，他都起到了很好的影响。在代顿，他基本上继承的是前南问题联络小组的计划（Contact Group Plan）；而这个联络小组计划本身又是欧盟计划的延伸。它公开确定了各种族的地域，其中给塞尔维亚人49%的领土。对此我不认为他能予以真正的改变。
所以在代顿协议的问题上，我一点都不怪他。我认为代顿协议的错误在于协议签订后未能及时让北约的部队保护好萨拉热窝的塞族人。大批的塞族人从萨拉热窝迁出———这也受到波黑塞族势力的鼓励———致使代顿协议的一些重要条款不再起作用，尤其是在萨拉热窝。但这当然也意味着从萨拉热窝开始执行协议比从其他地区开始要容易。
但是毕竟，我们已经分解了代顿和平计划。如果我们现在再来看代顿计划，我是说2006年———11年过去了，北约部队、联合国和欧盟的外交政策都在逐步地将波黑地区引向统一。虽然这一过程还没有完全实现，但波黑的塞族力量已经被迫放弃了很多东西：独立的军队、独立的三个要素。当然，美国先让穆斯林团体和克族团体合并为克罗地亚穆斯林联邦。
所以代顿协议已经算是竭尽所能了。而且我认为，与大多数好的和平协议一样，代顿协议也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产生一定的变化。协议没有把话说死，这是很聪明的，因为协议执行起来有很大的难度。代顿协议是一系列无休无止的谈判的产物，它并不代表一种稳定的、长期的解决办法。因此如果我们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死搬代顿协议———波黑塞族人当然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无法得到一个有生存能力的国家。波黑现在仍然举步维艰，演进变化的过程必须继续，直到2007年欧盟特别代表离开。
埃克哈德：在枟巴尔干半岛的奥德赛枠一书的最后一章“未来的教训”中，您赞许地引用了米洛舍维奇总统在1995年的一段讲话：“如果万斯—欧文计划能在两年多前被采纳，成百上千的人民就能躲避战争的悲惨。”您显然非常赞同他的观点。您是不是觉得，因为你们合作失败所以才多死了那么多人———这是您最感到遗憾的地方是吗？
欧文：我觉得无论是万斯、斯托尔滕贝格还是我自己，我们一直都被“这是一场种族战争”、“种族战争制造了罪恶”这样的事实而深深地影响。太多的人死于非命，各类伤亡更是不计其数。每次总是获得土地的人们得以安定并制造罪恶，这就是我们在中东所看到的。战争制造罪恶，我们很难将它们二者分离开，很难。
因此，一个和平协议并不需要在每个方面都做到完美———就像代顿协议一样，我们可以对协议进行不断调整———只要能签订和平协议，总比继续打仗要好。1993年4、5月间，因为遇到波黑帕莱地区的一些软弱之人的反对，一个非常可行的和平计划最终流产了，世界各国对此竟袖手旁观。这从道德上说太可恶了！我用了一个很严重的词：“可恶”。我认为这是一个耻辱，就像对卢旺达种族屠杀听之任之一样可耻！
直到斯雷布雷尼察发生大屠杀———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将之称为种族屠杀———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才意识到，他们必须使用武力了。克林顿总统尤其意识到这一点。如今欧洲方面应该已经准备好使用武力了，可是在欧洲防务中，真的有能力在波黑用兵的只有法国和英国。到目前为止，在联合国部队中这两个国家向波黑派遣人数最多，行动也最有效率。德国由于二战的历史问题无法向波黑派兵，意大利也是这样。
由于克林顿政府早期的外交策略，法国和英国都不信任美国。因此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英法两国都不打算介入前南斯拉夫地区并采取军事行动———即使这些从联合国维和的角度说是他们该做的———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在外交上被釜底抽薪。所以，虽然我曾多次在外交策略讨论中催促英法两国采取军事行动，并且相信如果我们实行空中封锁那么地面上的波黑塞族人就有可能改变态度，我曾为此力争，但我仍然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不同意我的看法。
我认为没有武力威慑的外交仅仅是虚张声势、纸上谈兵。而当你在对付恶棍和暴徒，面对由种族战争引发的可怕暴行时，必须有人在某个地方站出来维持国际秩序。
这任务不能归到联合国身上———联合国是什么？———这是安理会的任务，尤其是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任务。
埃克哈德：虽然欧盟与联合国共同解决前南问题的努力失败了，不过您如何评价欧盟与联合国在维和方面的这次首度合作？您是否会建议他们再尝试一次？如果会的话，是在哪里呢？
欧文：这可能是未来需要的一个模式。你可以想象一下，假若在高加索地区、可能在里海周边地区，也可能在俄罗斯南面的格鲁吉亚地区发生冲突，就可能会需要这样的模式了。假若这些地区出现问题，你可以进一步想象一下，周边国家比如说俄国可能会接受他们不参与，中国可能会接受无法参与，那么欧盟与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间进行合作参与的维护和平模式就会被接受了。
但是我觉得情况已经有所发展。我认为我们没有及时开始所谓的“强硬维和”是一个错误。在“强硬维和”中得动用炮兵部队，而到波黑问题结束前，我们一直拒绝使用雷达制导的炮兵部队；直拖到五六月间英法两国派出快速反应部队。炮兵部队使我们可以在八九月间结结实实地对波黑塞族实施武力打击。北约的飞机战斗力也很强，但是在天气状况较差时，还是炮兵部队更有效率。联合国是不允许使用这种武器的———他们自然没有在联合国维和部队中配置雷达制导炮兵部队———这是90年代的教训之一。
那种强硬维和方式，我现在很怀疑联合国会不会再使用，肯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不会使用了。这种方式最好是由一个代表联合国的代理方来实施。这就是你们看到北约出现在阿富汗的原因。而且也有可能我们会在伊拉克看到北约。我个人认为，如果多国部队———虽然所有人都将之视为美国部队———可以慢慢地转变成一支国际部队，并在这里以北约的名头出现，那就更好了。美国当然会是国际部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队，但是与多国部队相比，国际部队会体现出更强的集体性。我想，对于伊拉克来说，这种转变性的安排是非常合理的。
我认为强硬维和对联合国来说操作起来非常困难。我认为联合国最好还是进行停火监控；也许在不需要使用强大火力时应在相对简单的军事环境中进行人道主义救济。
所以我觉得联合国应该站在一个更为谨慎的位置上。我认为1992—1993年是联合国军事干预的高峰期。我们跨越了整个地球。如果我们的行动奏效的话，将为联合国未来的此类行动形成制度。我们将拥有快速反应部队和成熟的军事组织。实现这些目标是卡内基委员会的希望，也是我毕生的追求。所以我不得不难过地承认，我认为联合国的这种军事干预方式目前还处于搁置、暂时不考虑之中。
有人说，在未来15年或者20年的时间内，风水将会轮转。联合国必须利用这段时间重塑其道德威望，有效地管理自身、使自身反应更加敏锐。这样的话联合国才能作为一支真正重要的国际维和力量重振旗鼓。但在眼下，我还看不到任何另外一个类似波黑的维和行动有发生的可能，尽管该行动基本上是人道主义的———它的任务是保护波黑的百万生命（即使不是百万也有好多万人）安全度过那个冬天。好在那个冬天的气候还比较温和。它的任务与目标本身是正确的，但是具体实施时走露了消息且方法失当。大多数的干涉行动，尤其是军事干涉，需要在一开始的六到九个月内取得成功。行动时必须一鼓作气。如果安理会拖拖拉拉，瞻前顾后，肯定是做不成事情的。在我看来，要想获得干涉行动的成功就必须重拳出击。
埃克哈德：在联合国遭到美英两国右翼势力恶意攻击的情况下，您认为在未来的十年中联合国会成为一个更加强大的组织，还是会日趋衰落？
欧文：我认为一切都取决于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我认为实际上我们已经拥有两位非常出色的秘书长———加利和安南。但是人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看起来只是按照安理会指派的任务去做，他们没有足够的权威和必要的条件来独立承担重大任务。
如今，重塑联合国的威望正在变成一项缓慢而艰巨的任务。我认为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必须重建联合国的某些原有的威信。而且我认为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更为谦虚而又非常坚决的行事方式。
所以我并不在乎下届联合国秘书长来自哪个国家，我的意思是说，我同意秘书长不能来自常任理事国的规定———这么说并不是要帮助英国或者其他哪个拥有安理会否决权的大国来争夺秘书长的位子，比如美国或另外的哪个强国———但我希望他是凭借个人能力而当选的。就我个人来讲，我希望看到女性当选。但我希望选出一个确实是最优秀的人。
同时我希望安理会能够授予新当选的秘书长一些他们从未授予加利或安南的工作权力。但这个人身上会担上很重的责任。如果安理会可以一点一点地调整他们的看法，少打一点官腔，少开一些无谓的会议，少说一点虚夸之辞，细化具体的工作方案，增加一点成功的信心，然后我敢说联合国可以在十年内真正树立自己的权威。不过做到这一点真的不容易。
埃克哈德：你觉得一个未经改革、成员国不变的安理会能在今后的十年中完成这些任务吗？
欧文：我觉得我们没有抓住机会扩大常任理事国的数量，这极其可惜。即便争取“增常”的那几个国家得不到安理会的否决权，我也会高兴看到他们被接纳为常任理事国成员。我觉得没有德国，没有日本，没有印度———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没有拉丁美洲的巴西以及没有一个非洲国家———或许让南非或尼日利亚这两个非洲国家轮流———没有这些国家加入进来，会限制安理会的潜力。“增常”问题没有达成一致，但我想我们还是应该与现在的安理会好好合作。同时，我们也得寻求一些其他的团体。
我主张扩大八国集团（G‐8），我认为八国集团应该将中国、印度和巴西吸纳进去。我喜欢这个组织，因为它是完全非正式的、没有组成机构的建筑楼群，每年由各成员国轮值主持。它可以帮助联合国在未来的五到十年的时间中重建威望。我不觉得扩展八国集团可以代替联合国，因为它不够正式。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正式的组织，我们需要宪章，我们需要联合国的合法程序。
联合国和它的分支机构做出了许多不凡的成绩。你知道，我这辈子遇到的最伟大的奇迹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彻底消灭了天花。能参与其中———也算能擦上边吧，我当时是这个国家（英国）的卫生部长———是最令我快慰的。我总是跟那些对联合国放弃希望的人说，看看天花是怎么被消灭的吧！也许现在我们还可以再消灭其他一些疾病———比如肺结核，比如疟疾。联合国踏踏实实地做了好多事情，比如提高妇女在世界上及许多领域中的地位、改善一些地区的贫穷状况。这些都是进步。
因此，对于联合国，我不是个失败论者，而是一个全心全意的支持者。但觉得也应该进行一些反思。如果在反思的过程中，我们能慢慢地逐渐地得到各方对“保护责任”的支持，使之以实际的方式形成章程———不是说改变语言，而是使联合国宪章被看成一样真正能保护世界上每一个人的东西，尤其是在杜绝种族屠杀方面起作用———那样的话，我们会得到意外的惊喜的。我认为宪章是一种比人们想象中更具灵活性的工具。它实际上掌控在安理会的手中。
所以说联合国的问题出在安理会。安理会并不与秘书长或是整个联合国齐心，那边的情形一定要改善，必须进行改革。但是联合国根本的、真正的问题是安理会所做出的决定。我要说，自1993年以来，安理会已经做出了很多糟糕的决定。
埃克哈德：大卫·欧文，非常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