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后一个月，我弟弟就降生在部队的小招待所里。送我父亲上车的情景没留印象，甚至这之前脑海里也没留下父亲的形象，但却在懵懂中能记起母亲生小弟弟这件事。
一栋破旧的平房靠在山坡下，房前院子里有一个用石头砌的圆圆的大花坛，花坛里的乱草丛中夹杂着一些红色、黄色、粉色、白色的小花。我奋力地往花坛上爬，只为能够着里边的花。“别摔着”，一个穿黄军装的阿姨从平房里跑出来，把我抱下花坛，“你妈妈给你生个小弟弟呢，跟我看看去吧！”
我挣脱她的手，去追从草丛中跳下来的一只蚂蚱，没追上，但很快又被草叶上的一只花盖甲虫吸引去了。这一幕留在了我的脑海中。弟弟的生日是1951年9月19日，我两周岁零三个月，这是我有时间印证的最早的记忆。我模模糊糊还能追忆一些在山寨里生活时的片断，但是否比上面的记忆更早就说不清了。
柴屋边的石阶下，一个男孩扒在草袋上一动不动，周围站着一些男女寨民，默默地看着这个孩子，一个老太太用手举着个圆圆的带着两个坠子的东西在那里摇，后来才知道它叫转经。有个妇女走过来把我抱走，轻声说：“别怕，小哥哥睡着了。”
一个衣不遮体，脏得像泥猴一样的十来岁男孩，当着一群同样破衣烂衫的围观孩子，表演着用碎瓷片挑破手掌的勇敢游戏。他每挑一次都把伤口向大家炫耀，一只黑手布满了血点。他又抓住了一只山羊，一跃骑了上去，山羊猛地一窜，连人带羊摔到半人高的石阶下边。山羊跳起来一瘸一瘸逃走，男孩爬起来抹了一把鼻血也一拐一拐逃走，一个长着大粗脖子的老女人举着竹杆一颠一颠的朝男孩追去。
六七岁的枯瘦女孩背着光着身子的弟弟在院里不慎摔倒，小弟弟躺在地上没气了，正在门前砸着一堆干草（后来想可能是豆秸或者油菜籽什么的，小时只以为是草）的母亲放下活走过来，不言一声，朝哭泣的女孩脸上打了一巴掌，把男孩抱到碾盘上放好，又木木地回去砸那堆干草。一阵凉风带着雾气从山林间吹过来，碾盘上的男孩苏醒了，发出细细的啼哭声，小姐姐又把小弟弟扶到自己背上，赤着脚，颤颤微微地朝自家破屋走去，干活的母亲连头都不抬一下。
这些应当是我对这个世界的最初印记。后来知道贵州是一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偏僻贫困之地，山民的赤贫、漠然和愚昧早早地烙印在了我幼小的心灵中。
母亲生下弟弟第二天就高烧昏睡，首长和战友们都很着急，卫生队长提议赶紧送到贵阳市军区医院救治，首长不同意。贵州军区医院是我军接收的国民党驻军医院，医务人员绝大多数都是留用人员，成份复杂，有的对共产党深怀仇恨，甚至还有潜伏的敌特人员。其中有个姓马的外科医生，在为我负伤人员手术时，有意对伤员进行残害，把一些不该截肢的也给截肢了，人称“马一刀”，后来罪行暴露被镇压。
“把志愿军妻子送到这样的医院我们能放心吗？”团长说，“赶紧往野战医院送，那才是我们自己的医院。”团里当即派车把母亲送到野战医院，救治了三天才退烧苏醒过来。
母亲住院期间，部队为我刚出生的弟弟雇了一位姓齐的奶妈，这个齐妈妈一直把我弟弟当成亲儿子一样喂养到两岁。同时也给我找了个临时保姆，可是母亲还没出院，我又出麻疹并转为肺炎，当时青霉素这种药还非常奇缺，卫生队给每个团职干部保存两支备用。见我高烧不退，团长和参谋长把自己的青霉素捐出来，叫医生给我用上，儿童每次用半支，这四支青霉素救了我的命。在父亲入朝后是老部队警卫二团的首长和战友帮我们母子三人度过了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