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
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感，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
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
【译释】
统治天下的人如果能做好议订礼仪，制定法度，考订文字规范这三件重要的事，大概就很少有过失的了吧！居上位的人，虽然德行美好，但如果没有验证的话，就不能使人信服，不能使人信服，老百姓就不会服从。居下位的人，虽然德行美好，但由于没有尊贵的地位，也不能使人信服，不能使人信服，老百姓就不会服从。
所以君子治理天下应该以自身的德行为根本，并从老百姓那里得到验证。考查夏、商、周三代先王的做法而没有悖谬，立于天地之间而没有悖乱，向鬼神卜问而鬼神不疑，百世以后等到圣人出现也不疑惑。向鬼神卜问而鬼神不疑，这是知道天理；百世以后等到圣人出现也不疑惑，这是了解人意啊。所以君子的举止能世世代代成为天下的先导，行为能世世代代成为天下的规范，语言能世世代代成为天下的准则。在远处能让人敬仰，在近处也不使人厌恶。
《诗经》说：“在那里无人厌恶，在这里无人厌烦，几乎日夜劳作，永远保持名誉。”君子没有不这样做而能够早早在天下获得名望的。
1把王道推行到天下
本章开头说：“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这个“王”读去声，王者要把王道实行到天下叫“王天下”。把王道推行到天下的时候，有三种重要的事情，这三种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前一章讲，有德无位不能制礼乐，有位无德不能制礼乐。“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这里讲：王天下有三重事情，指的就是“议礼”、“制度”、“考文”这三种重大的事情。
那么把握了这三种重大的事情，“其寡过矣乎”。把握了这三种事情，那么天下人来往，办事情，就节省了很多时间，有一个准则存在，人人可以遵守，就提高了办事的效率。所以这里说，这三种重要的事情，都能做得很好了，那么就是可以“寡过”，就很少有过失了。
王者能够把“王道”推行天下，必须把这三种重要的事情做好。“王道”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仁义之道。
帝王虽居上位、尊位，虽自己有善德，但不能施行仁义之道，不能施善德于百姓，就不能感化百姓成为有善有德之人。不能以善德感化百姓，百姓对朝廷就不能信服，信服不够而身体服从，不过是迫于权势，表面上不得不服从，而心里不会服从。所以，作为帝王、大臣，仅自己有德善还不够，只是具有能够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还须大善及天下百姓、大德及国家人民，才能树大信于百姓，才能大化天下人民，才能算是“治国平天下”。
据史书载，古时有一宰相经过乡间一座破烂不堪的小桥，随用自己的俸禄修好了这座破桥。这个宰相虽然得到了当地百姓的赞誉，却也引来了天下有识之士的非议：这件事若是一般平民所为应大加赞赏，而作为宰相就应另当别论——宰相自己经过、看到的破桥才修，天下的破桥他都能经过、都能看到吗？用自己的俸禄修破桥，他的俸禄能修天下多少座桥？桥坏到不堪入目、难以安全通过的地步而当地官吏不去修，说明他没有能力管理好官吏；桥坏到这样，过路的百姓没有人自己掏钱来做此善事，说明天下百姓当时未被朝廷善化、德化、仁化。
这与《论语·颜渊》中所载的孔子的话是同一道理。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意思是说，一个国家的强大，就在于“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三项，经济、社会的安定，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以及国防力量的充足和老百姓的信任。细究所有这些问题，当然也就是老百姓对统治者的信任问题。因为也只有老百姓对统治者有了充分的信任，才有可能建立充足的军事装备，国防力量才能强大；只有老百姓对统治者有了充分的信任，经济建设才能建立起来，人民才能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倘若失去了人民的信任，统治者指挥不动人民，企业家指挥不动员工，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整个企业就是一盘散沙，那也就谈不上什么军事装备和经济基础了。而这个信任问题也就是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只有统治者推行“王道”，也就是仁义之道，才能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互相信任的关系建立起来，才会有力量，生产力也才能得到发展，国家也才能强大。
透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到，人民的信任对国家的建立和巩固是多么重要。
2民信是最强的凝聚力
“民信”，是令行禁止，上下同心同德，克服一切困难，是建设国家的可靠保证，是战胜一切灾祸，抵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家独立和人民安全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得民信，就是得民心，无往而不胜利；失民信，亦即失民心，就处处碰壁、受挫折、遭灾难。
《论语·颜渊》中，子贡问政孔子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说：“如果万不得已，一定要去掉一项，那么，在这三项中，哪项为先？”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又万不得已，一定要再去掉一项，那么，在这两项中，又哪项为先？”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哪有不死？但，如果无信，人民不信任政府，那么，国家也站立不住，其群体也不存在了。”
“民无信不立。”一个得不到人民信任的统治者，是不可能长治久安而不被人民所推翻的。历史上，纵然像秦始皇在“六王毕，四海一”那样一统天下时的显赫声势和鼎盛不可一世，最终还是难逃覆灭的命运，由于暴虐无道，得不到人民的信任，亦即失民心，因而仅仅十余年，就被人民的起义埋葬了！
春秋时期，齐国将要攻打鲁国，在举国上下没有良好对策时，鲁庄公手下大臣施伯举荐了一文武全才之人——曹刿。
鲁庄公见面就问曹刿怎样才能打退齐国人，曹刿说打仗没有一定之规，要看具体的情况行事。曹刿反倒问鲁庄公准备依靠什么打退敌人，鲁庄公说：“我经常把自己吃不完的食物、用不完的东西分一部分给百姓，我相信百姓会感恩戴德，能够跟着我去同齐人作战。”
曹刿说：“那只是些小恩小惠，不是大的政策法令，也不是国家的施政纲领和施政措施，因此，不能从根本上取得百姓的信任，再说，得到小恩小惠的毕竟是极少数人，百姓怎么愿意替您卖命呢？”庄公又说：“我祭祀神灵祖先的牛羊宝石，从来都是按规定奉献，从不敢有所欺诈，我的诚实一定能取得百姓的信任。”曹刿又说：“这只是对待神灵祖先，是个人品行的一个很小的方面，怎能获得百姓的信任拥护呢？”庄公最后说：“国内大小诉讼案件，我虽不能每件都亲自办理，但我总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决断，我想这会有点用处。”曹刿这回点头道：“这才是根本的方面，说明您关心人民的疾苦，愿意明察是非，施政明正廉洁，肯定会得到广大百姓的信赖和支持。我看凭这条可以跟齐国打上一仗。”
齐、鲁两军在长勺会战，以鲁国大获全胜而告终。长勺之战的胜利，主要靠两条，一是曹刿能够正确地掌握和利用战士的心理和情绪，把握住了作战的规律，再加上他的谨慎和果断，处处不失时机，就在具体的战略战术上掌握了主动权。其二是鲁国有民信，人心可用，长勺之战一方面是鲁国的保卫战，带有一定的正义色彩，更重要的是鲁国统治者较为廉明，有一定的威望，人们愿意替国君打仗。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鲁人才获得了长勺之战的胜利。其实前一方面是具体的战术运用，后一方面才是根本，如果民心不可用，无论怎样巧妙的战术也是无济于事的。
同样的反面事例发生在鲁国和邹国的一次大规模冲突中。在两国的交战中，邹国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个人，而士兵百姓却没死一个，邹穆公十分不理解，向孟子问道：“这些人不为上司去拼死，如果杀他们，实在是人太多，法不责众，杀不胜杀；如果不杀他们，他们仇恨地看着上司被杀而不去拼死解救，实是罪不容诛。这该怎么办才好呢？”孟子回答说：“每逢凶年饥岁，您的百姓是什么样子呢？年纪大的饿死后被埋在沟里坑里，年轻的逃散到别的国家去，这样的有几千人。而您的仓库十分充实，府库里也堆满了钱财，您的官吏都不禀告您，这是欺骗国君，残害百姓。这样的官吏还不该死吗？”这就是孟子说过的“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意思是说，你怎样对待别人，你就会得到怎样的回报。在这里，邹国与鲁国，可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当然，不战而胜无非指的是富国强兵，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尤其是取得民众的信赖和支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从长远观点看，“信”比“食”更为重要，更具战略意义，应该十分重视取信于民——不仅施政纲领、大政方针要符合人民利益，而且说一不二，一切政策、措施都应是能够兑现的，对人民有惠，让人民看得见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取得人民的信任；也只有真正取得人民的信任，才能赢得民心，立于不败之地。
3要成为良好的榜样
《中庸》认为，治理天下，为上者应该从自身的德行着手，“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这样，他的行为作风就是天下人的法则或榜样；说的话就是天下的道理或规则。
注重自身修养，在言行中以身作则，以自身的“正”影响部属，以此让人信服，是推行“王道”的必然选择。
施行“文景之治”的西汉文、景两帝，在他们统治期间励精图治，并以身垂范，为百姓做出了榜样。他们反复强调以农为本，号召臣民重农，同时文、景两帝自己亲自动手，身体力行，为天下先。文帝诏开籍田，亲自耕作，景帝“朕亲耕，后亲桑”。文帝在全国提倡节俭，反对浪费，注意先从自己做起。一次，文帝想盖一座露台，和工匠一计算，需花费黄金百斤，相当于中等人家十家的财产，就取消了这个计划。
史载，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圃、车骑、服饰，无所增益”。他身穿用“戈绨”做的袍子，“戈绨”为当时普通的衣料。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即穿着短裙。他们的帷帐，连花纹也没有，十分简朴。就连死后造陵，他也反复叮咛，建陵要因地制宜，从简办事，不许劳民伤财。下诏说：“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临终前，文帝还下遗诏，说：“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我甚不取。”主张薄葬，反对浪费。
君主为百姓作了表率，上下同心，终达到物阜民丰，国泰民安的治世。司马光曾生动描绘如下：“国家太平无事，非遇到水旱灾害，老百姓家家富裕，人人有充足粮食，库府中货物堆积如山，用之不竭，京师府库中的钱多达数百亿，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国家仓库里的新粮压着陈粮，流出仓库堆积于外，以至于烂掉不可食用。广阔田野马骡成群，人们以乘母马为耻。人人自爱以犯法为耻，以行义为先，以愧辱为绌。”
唐王李世民不仅说“若要安定天下，必须使自身合于正道”，而且自身也努力做到清正廉明。他教育群臣不能损害百姓来满足自己的奢欲，如这样做，恰如割下大腿肉以饱口腹，肚子饱了，身也死了。贞观初年，关中大旱，他命令抚恤灾民，不使饥寒而亡，又用大量赎金赎回流离外邦或被外族掠去的百万难民，使其安家生产。他把高祖选进皇宫的美女，释放三千余人出宫，任其择偶出嫁。他对王公贵族的衣、食、住、行、婚、葬等都有明确规定，不允许铺张浪费。太子举行“加冠礼”，原选在二月，太宗知道后说：“二月是春耕时节，应改在十月为好。”时刻不忘“存百姓”。贞观十二年，李世民出巡山西，蒲州太史赵元楷为阿谀奉承，不惜人力财力，大修楼宇殿堂，并备下上等羊百只，鱼千条，借此讨好皇上。不想太宗大为不满，训斥道：“我出巡由官府供应，你此举纯是‘亡隋弊俗’。”吓得赵元楷“数日不食而卒”。据说贞观二年，长安蝗虫为害。一天太宗在上林苑见到许多蝗虫蚕食植物，他顺手拣起几只视之曰：“民以谷为命，你们却断送了百姓的活路，宁可让你们吃我的五脏六腑吧。”说毕就把几只蝗虫生吞下去。随员劝他不要吃，以免生病。他说：“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
孔子曾经说：“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子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意思是说：为政就是正。君主端正自己，那么百姓就会服从于政令了。君主怎么做，百姓就跟着怎么做，君主不做的，叫百姓怎么跟着做？唐太宗也知道：“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不乱者。”
领导者只有先正己，才能取信于民，才能正人，而后治天下！
开创清代盛世的康熙帝，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在位六十一年，创造皇帝掌权时间最长的纪录，在位期间数十次挂帅亲征。一次率军远征漠北，在荒漠上驰骋数千里，正遇上大风雪。他想到的不是个人的休息，而是伫立在大风雪之中，看到部队结营完毕，自己才进入行幄；部队食毕，他才进膳。
他在生活上的要求也极为简朴，据史书载，他穿的龙袍上必须有补丁，圣履上也要打着包头，满朝文武也竞相仿效，一时间，京城里出现了不少专卖旧官袍带履的商店，买卖很是兴隆。再有康熙在饮食方面也很节省。据说有一天，康熙与当朝陈老丞相谈论一阵天下事后，忽然问道：“不知爱卿每日午宴用什么？”当听说只有价值两个小钱的炸豆腐一碗，窝窝头两个为午膳时，康熙很高兴，立即传旨：“自即日起，朕每日午膳只用炸豆腐一碗，窝窝头两个，不许再备别的食物。”吃了三天后，御膳房总管怕皇上常年吃窝窝头，御膳房没事可干了，骗皇上说三天伙食费高于往日，要求恢复往日标准，康熙又不能下去亲自核实，只得同意改回原来的吃法。不过皇上也吃过三天窝窝头，却传遍了民间。
这个故事虽带有传奇色彩，但却反映出广大民众对康熙帝自身履行节俭，不铺张浪费行为的敬佩之情。据统计，康熙在位的六十余年间，他北巡五十一次，六下江南，一生中不断东巡西察，大部分时间在马上、民间度过。他的这种深入下层，廉洁政事，体察民情的作风，对民众有很大的鼓舞作用，短时间内他就使全国人心归顺，经几十年就建起一个庞大王朝，不能不说明康熙是个高明的统御者。
4身体力行，为不言之教
生于隋唐之际的杨上善，集医家和哲人于一身。其所撰的《黄帝内经太素》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内经》注本。他曾说：“古圣人使人行者，身先行之，为不言之教。不言之教，胜有言之教，故下百姓仿行者众，故曰下皆为之。”事实的确如此，精辟的言论固然难得，身体力行更可贵。欲人行之，身先行之。
要做好一件事情，就一定要亲身体验和努力实行。仅仅用语言表达自己做某件事的决心是不够的，决心还需要靠具体的行动体现出来。光说不练，没有真功夫。良好的品格表现在言行的一致上，没有行动的表白是空话，是谎言，是“无征，不信”。
古时候，楚国曾有一个渔夫向楚王献鱼，并想利用这种方式说服其仁政爱民，楚王原来就明白这个道理，只是在渔夫的提醒下才身体力行地去做了。
打鱼人说：“今日捕得的鱼，吃不了，卖不掉，扔了又可惜，所以拿来献给大王。”
楚王的侍臣说：“你这样说对大王太不尊敬了。”
楚王不同意侍臣的意见，他说：“你不知道，这打鱼人是个仁德的人。听说王家仓库粮食丰余，国有饥民；后宫多怨女，民间多鳏夫；王府库聚财多，国内多贫民，这都是因国君无道的缘故。所以厨房有肥肉，马棚有肥马，百姓有饥色，这是因亡国之君搜括财物藏于府库。这个道理，我早就懂得，却不能实行。渔人知我的缺点，便以献鱼来开导我。我要为民做好事。”
于是楚王派人抚恤鳏寡孤独的人，从粮仓拿出粮食，从府库取出钱财布帛，用以救济生活困难的人，释放后宫多余的宫女，让她们嫁给无妻的男人。楚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邻国居民也争相归附楚国。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是仁君应该做的事，这样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社会也繁荣稳定，国家日益富强发达；刮民脂民膏以自肥，这是昏君做的事，致使民不聊生，活不下去只有铤而走险，社会也就动乱，国家因之衰亡。两种做法，两种结果，这是国家兴亡的规律。
楚王虽然早就懂得这些道理，但他却效昏君之所为，搜刮人民财物堆满府库，使民有饥色，后宫幽禁许多怨女，使民间多鳏夫。可见知和行是两码事，知了未必能行，楚王正在步着昏君亡国的后尘。楚人以献鱼的方式劝谏楚王，而楚王也能非常难得地身体力行去施行，不仅使楚国鳏寡孤独得到抚恤，也挽救了楚国。
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是施教者必备的德行。通常我们把以身作则解释为以自己的行为给别人做出榜样，这实际上就是指身体力行、以身教人。它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以身做出榜样，而在于做出什么样的榜样。施教者的“身”和“则”就是他的人格，人格客观地呈现在受教者面前，它就是榜样，是存在的事实，而不因施教者主观愿望的“做”与“不做”为转移。
家喻户晓的智者诸葛亮就非常注重身体力行，为儿孙做榜样。他对自己严格要求，虽贵为丞相，也绝不搞特殊化，坚持“行不言之教”。他一生廉洁奉公，生活俭朴。他在给蜀后主（刘禅）的上表中写道：“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高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诸葛亮这种廉洁的作风，对子孙是无形的教育，为后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即深刻地说明了施教者以身作则是教育有效性的重要保证。
顾觊之，字伟仁，南朝宋吴郡人。他一生为官，清廉爱民。
他的儿子顾绰家道极为殷实。顾绰的一项事业就是放高利贷，乡里不论士子平民，好多都欠着他的债。顾觊之对儿子的这种行为十分不满，曾多次劝阻，而顾绰总是不听。
后来，朝廷任命他为吴郡太守，他便回到家乡来做官了。顾觊之对儿子放高利贷之事一直耿耿于怀，便想出了一个办法，来帮助被顾绰剥削的乡邻。
一天，他对顾绰说：“以前我常常禁止你在乡里放高利贷，现在仔细想一想，如果不是有这项收入，咱们家的生活肯定不会这么富足。你平时放的债，一定有些人没有及时偿还，趁我现在回到家乡来做官，我设法代你催讨。不然的话，等到我以后不在家乡当官了，你讨那些债就不容易了！”
顾绰正为有些欠款难以讨回而大伤脑筋，听父亲说要为他撑腰，帮他讨债，真是大喜过望。他想凭着父亲在地方上的权力，讨债自然易如反掌。于是，他急忙将别人欠债所写的文书全都拿了出来，竟然有满满一大柜子。
顾觊之见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点起一把火，将顾绰的所有放高利贷文书烧了个精光。烧完文书，他郑重其事地向远近乡人宣布道：“你们欠顾绰的所有债务，今后都不必再还了。所有的借债文书，都已经被我一把火烧掉了。”
面对父亲的突然举动，顾绰没有丝毫心理准备，眼睁睁看着自己多年的心血，全都化为灰烬，一下子受到沉重打击，以至于整天都十分懊丧，不停地唉声叹气。心里难过，却也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
顾觊之的做法，对儿子来说不免有些残酷，但他一片爱民悯农的心意，却是真情可鉴，赢得了百姓们的拥戴和信任。与此同时，他也用实际行动教育了儿子：做人要仁爱为本，盘剥乡邻是可耻的行为。
5以品格魅力感召天下
本章的最后，子思又举出《诗经·周颂·振鹭》的例子来说明为上者自身的德行对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君子没有不这样却老早就有美名传遍天下的。这就是说，只有这样，没有人憎恶，没有人猜度，才会有美名传遍天下，如果不如此，有人憎恶，有人猜度，哪里会有美名传天下呢？恐怕只有恶名传天下而已，如何能治理好国家呢？所以，要以品格魅力来感召天下。
四千多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位“舍己忘家治洪水，劳心焦思画九州”的英雄人物。这位英雄人物就是大禹。大禹之所以能取得治水的巨大成功，除了他的聪明才智、充沛精力、勤谨办事等因素外，最为重要的，是他具有身先士卒、吃大苦、耐大劳的艰苦奋斗精神，尤其是有为天下公益而不惜牺牲私利的奉献精神。大禹自身的品格魅力，老早就有美名传遍天下，最终使他能率领和组织民众整治水患，造福社会。
相传，在尧、舜为部落联盟首领的时代，滔天的洪水淹没了平原，为了解除水患，尧帝任用鲧（禹的父亲）去负责治水。鲧采用修堤筑防的办法，非但未能奏效，反而越堵水位涨得越高，结果水势迅猛，为害更甚。舜继承尧的职位后，便免去了鲧治水的职务，并把他放逐到羽山（今山东郯城），派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
大禹对于舜贬斥他父亲不但毫不记恨，而且愉快地接受了委派，开始了艰辛的治水工程。
大禹和涂山氏女结婚后的第四天就毅然离家去治水。他的儿子启出生后，也顾不上回去看一看。他一心扑在治水事业上，在外面整整苦干了八年。他亲自参加劳动，手不离耒锸，总是打赤脚，栉风沐雨，脸孔变黑了，小腿上的汗毛被耒锸磨光了。因为治水土，涉山川，走路太多，脚都变形了，以至于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尤其是禹在外治水八年，曾经三次路过自己的家门，竟一次也没有顺便进去看一看。
对很多领导者来说，良好的品格魅力所带来的最大好处是它能让你与别人拥有更亲近、更真诚的关系，从而获得影响力。用现代的理念来说，品格魅力实际上是非权力领导力的升华，品格魅力作用在各方面都增强了非权力领导力。
非权力领导力或者感召力的发挥，需要通过以身作则、分享和帮助等方式进行。所以领导者要讲人品和风范，用自己高尚的人格来影响身边的人，从而树立权威，顺利地实施领导工作。
一个领导者必须学会利用身边的资源，这样他就能拥有迷人的魅力，而迷人的魅力则通过他的一言一行表现出来，并能够传达到身边的每一个人的意识里，在他们的心目中树立起威信。房玄龄就是通过自己的言行影响着他身边的人们，并让这些人乐意地与他合作。
贞观元年（公元627），唐太宗任命房玄龄为中书令。这一年的九月，唐太宗对朝中官员论功行赏，并让陈叔达在殿下唱名示之。结果，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功列第一，房玄龄封爵邗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
不久，房玄龄进位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更爵魏国公。一天，唐太宗与房玄龄议论为政之道，房玄龄说：“为政之道，应当用法宽平，早晚尽心，恐一物失其所。闻人有善行，如己有之。不以求全而责于人，不以己之所长衡量他人之短。”
唐太宗说：“公言甚是，朕以为政莫若至公。昔诸葛亮流放廖立、李严于南夷之地，诸葛亮卒后，廖立、李严悲哭不已，非至公能如此乎？朕非常仰慕前世之明君，公不可不效法前世之贤相也。”
贞观三年（公元629），房玄龄、王珪以宰相身份主持评议百官政绩，治书侍御史权万纪觉得不公，便上奏唐太宗，要求治房玄龄、王珪之罪，唐太宗派侯君集推问此事。魏征上奏为房玄龄、王珪辩护说：“玄龄、王珪皆朝廷旧臣，素以忠直为陛下看重，多所委任。其所考评之人，数以百计，岂能没有一二人不当者？察其情形，非为阿私所致。若推问出确有其事，陛下还能委之以重任吗？且权万纪自身也在考堂之上，其身不得考，便有如此陈论。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诚为江山社稷计耳。”唐太宗乃释而不问。
相传，当时京畿一带大旱数十天，唐太宗载房玄龄回宫之后，便下了一场大雨，解了旱情。老百姓欢呼雀跃，说：“此乃陛下优待房玄龄之故也。”由此可见房玄龄在当时百姓的心目中，堪称贤相，深受人们的爱戴。
房玄龄虽身居相位，名贯天下，却从不居功自傲，更不贪权图利。唐太宗曾经召集大臣，议论世袭之事，并封房玄龄为宋州刺史，更爵梁国公。唐太宗之所以要封房玄龄为宋州刺史，目的是为了让房玄龄的子弟世袭。但房玄龄觉得自己身为宰相，应为众大臣做出榜样，不可贪图功名，便上奏唐太宗说：“陛下，臣已身居相位，又封宋州刺史，这样恐使大臣们追逐名利，惑乱朝政，臣以为不妥，请陛下先罢臣的刺史职位，以正大臣视听。”
唐太宗深以为然，便依了房玄龄的奏折，只封其爵梁国公。房玄龄辞谢了宋州刺史之后，朝中大臣纷纷仿效，辞去能世袭的官职。唐太宗非常感慨地说：“上行下效，朝中大臣今日能如此行动，皆玄龄之功也！”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房玄龄进位司空，仍旧总理朝政。房玄龄觉得自己居相位日久，极宠隆极，累次上表辞位。唐太宗派人对房玄龄说：“辞让，固然是一种美德。然而国家赖公已久，一日而去良佐之臣，朕犹如亡去左右手一般。公筋力犹健，精力未衰，再勿辞让。”
后来，房玄龄加太子少师，当他初至东宫见皇太子时，皇太子欲拜之。房玄龄慌忙躲避一旁，坚辞不受。东宫的诸色人等，见当朝宰相如此谦虚恭谨，不由得暗中称赞，都说他是亘古未有的贤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