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哀公问政。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
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译释】
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治理政事的方法。
孔子说：“文王、武王的政令，载列在木板竹简上。只要有文王、武王的贤臣在，文王、武王的政令就能发扬；那样的人才没有了，他们的政令也会消亡。人事的根本规律就是要努力治理政事；土地的规律就是要努力栽培树木。这政事啊，就像栽培芦苇那样容易。所以治理政事，关键在于得到人才。得到人才要靠修养自身，修养自身要靠修养大道，修养大道要以仁义为本。仁就是爱人，亲爱亲族是最大的仁。义就是事事做得适宜，尊重人才是最大的义。至于说亲爱亲族要分亲疏，尊重贤人要有等级，这都是礼的要求。所以，君子不能不修养自己。要修养自己，不能不侍奉亲族；要侍奉亲族，不能不了解他人；要了解他人，不能不知道天下的大道。”
天下的大道有五个方面，用来实行这五个方面的方法有三条。五个方面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交往。这五方面是天下的大道。智、仁、勇三条是天下的大德，实行这大德的道理是一样的。有的人生来就知道，有的人经过学习才知道，有的人经过困惑，探索才知道。而当他们最终知道天下的大道的时候，则是一样的。有的人安然地实行天下的大道，有的人是因为利害而实行，有的人勉强地实行它。而当他们实行成功的时候，则是一样的。
孔子说：“喜欢学习就接近了智，努力实行就接近了仁，知道羞耻就接近了勇。知道这三点，就知道怎样修养自己，知道怎样修养自己，就知道怎样管理他人，知道怎样管理他人，就知道怎样治理天下和国家了。”
大凡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准则。这九条是：修养自己，尊敬贤人，亲爱亲族，敬重大臣，体谅群臣，爱民如子，招致各种工匠，安抚边远之人，关怀各国诸侯。修养自己，道就会树立起来；尊敬贤人就不会遇事迷惑；亲爱亲族，父老兄弟就不会怨怒；敬重大臣，就不会办事糊涂；体谅群臣，士人报答的礼仪就会隆重；爱民如子，百姓就会劝勉服从；招致各种工匠，财富就会充足；安抚边远之人，四方的百姓就会归顺；关怀各国诸侯，天下国家就会敬畏了。像斋戒那样净心虔诚，穿着庄重整齐的服装，不符合礼仪的事坚决不做，这是为了修养自身；驱除小人，疏远女色，看轻财物而重视德行，这是为了尊崇贤人；提高亲族的地位，给他们以丰厚的俸禄，与他们爱憎相一致，这是为了亲爱亲族；让众多的官员供他们使用，这是为了敬重大臣；真心诚意地任用他们，并给他们以较多的俸禄，这是为了体恤群臣；使用民役不误农时，少收赋税，这是为了爱民如子；经常视察考核，按劳付酬，这是为了招纳工匠；来时欢迎，去时欢送，嘉奖有才能的人，救济有困难的人，这是为了优待远客；延续绝后的家族，复兴灭亡的国家，治理祸乱，扶持危难，按时接受朝见，赠送丰厚，纳贡菲薄，这是为了安抚诸侯。大凡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准则，实施这些准则的道理是一样的。
凡事预先谋划就能成功，不预先谋划就会失败。说话之前先想定，就不会不流畅，办事之前先想定，就不会陷入困窘。行止之前先想定，就不会负疚。执行规则前先想定，就不会陷入穷途。
在下位的人，如果得不到在上位的人信任，就不可能治理好平民百姓。得到在上位的人信任有办法：得不到朋友的信任就得不到在上位的人信任；得到朋友的信任有办法：不孝顺父母就得不到朋友的信任；孝顺父母有办法：自己不真诚就不能孝顺父母；使自己真诚有办法：不明白什么是善就不能够使自己真诚。
圣人生下来就有诚的德行，这是天道。普通人经过人为努力才能做到诚，这是人道。圣人的诚，不用勉强就能符合，不用思考就能获得，自然而然地符合道的原则，这是圣人的能力。普通人努力使自己做到诚，就是要选择美好的目标并坚持它，还要广博地学习，仔细地询问，谨慎地思考，清楚地辨别，忠诚地实行。要么不学，学了没有学会绝不罢休；要么不问，问了没有懂得绝不罢休；要么不想，想了没有想通绝不罢休；要么不分辨，分辨了没有明确绝不罢休；要么不实行，实行了没有成效绝不罢休。别人用一分努力就能做到的，我用一百分的努力去做；别人用十分努力做到的，我用一千分的努力去做。果真能够遵照这个原则，即使是愚笨的人也必定会变得聪明，即使是柔弱的人也必定会变得坚强。
1为政之要，在于得人
国以才兴，人以才治。古今中外无数事实证明，得人之道，就是成功之道，胜利之道，兴盛之道。所以孔子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在《贞观政要》中，唐太宗李世民也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
重视人才说说容易，做到则很难。往往由于选人者缺乏胆识、责任感不强，或者人才本身还处于潜在状态，其才能一时还显露不出来等原因，致使许多难得的人才被耽误和埋没。李世民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并不是把爱才惜才仅仅挂在嘴上，而是重在实施，对选才的事抓得很紧。
平定刘武周、窦建德和王世充后，唐初统一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武德四年七月甲子，时为秦王的李世民一路上“至长安，世民披黄金甲，齐王元吉、李世等二十五将从其后，铁骑万匹”，真可谓春风得意，威武十分。李渊“以秦王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三公上。冬，十月，以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增邑二万户，仍开天策府，置官属”。
据史载，天策府的属官计有长史、司马各一人；从事中郎二人；军咨祭酒二人；典签四人；主簿二人；隶事二人；记室参军事二人；功、仓、兵、骑、铠、士六曹参军各二人；参军事六人。天策府实际上是李世民军事上的顾问决策机构。
随着机构的确立和地位的攀升，李世民的政治野心也随之增长。就在平王世充时，李世民和秦王府记室房玄龄“微服”拜访一位名叫王远知的道士。王远知说：“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李世民据实相告，道士又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借也。”李世民把此话一直记在心里，“眷言风范，无忘寤寐”。
李世民深知，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必须有人才的协助。关于这方面，其实早在晋旧起兵前，李世民便有所留心，在晋阳“密招豪友”，通过“推财养客”的手段，培植、结交了一些地方势力，这些人对李世民“莫不愿效死力”。
如果说此时的李世民是为起兵反隋而网罗人才的话，似乎是无可挑剔的，而在李唐政权建立、其兄李建成被立为太子之后，李世民借统一战争之机广泛搜罗人才很难说绝无政治目的了。这一时期在他所搜罗的人才中有一名叫杜如晦的人，此人在隋时已被人视为“当为栋梁之用”的人物，平定长安后，李世民将他引为秦王府兵参军，不久又被李渊调离秦府，任陕州总管府长史。当时秦王府记室房玄龄问李世民说：“府僚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之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
李世民闻听大惊，道：“尔不言，只失此人矣。”李世民遂奏留杜如晦为府属。由于李世民对杜如晦、房玄龄等早期人才的搜罗，此风已开，一干才俊便逐渐开始形成了以秦王李世民为核心的政治集团。
在统一战争中，李世民又乘机罗致了大批将才，使自己的手下有颇多名将。如在破刘武周时招抚的著名将领尉迟敬德，此人不但在洛阳之战中救李世民于单雄信槊下，而且在后来的玄武门之变中有上乘表现。又如屈突通，原为隋朝大将，其人性刚毅，好武略，善骑射，后兵败降唐，乃为秦王府行军元帅长史，并从平薛举，又讨王世充，功不可没。这样的人才后来更多。如刘帅立，初为王世充的将军，洛阳平定后，本当诛戮，但因秦王惜其才，特免其死，为左亲卫，成为手下的亲信。张公谨初为王世充的治州长史，降唐后，因李世勋与尉迟敬德的推荐，被秦王引入幕府成为心腹。秦叔宝、程知节原从李密，后归王世充，但他们认为王世充“器度浅狭”，不是拨乱之主，非托身之所，故于两军阵前归唐，又如侯君集、李群羡、田留安、戴胄都成了李世民的心腹爱将。
作为一个有抱负、有远见的年轻军事家、政治家，李世民懂得，天下动荡不安之时，要靠军事实力削平全国各地割据之雄，而要征伐战斗，就必须依赖于善战的武将。这种方略是在战争时期所通用的。然而，战争毕竟是有阶级性的，战争的目的是获得政权，这个目的一经达到，方略就会变成另一种样子，旧的方略便不再适用于新的形势。这是因为，政权只能由马上得之，而不可在马上治之，这时，就需要文才儒学之士了。
用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统一，李世民敏锐地感觉到文治之重于武功的好处。正是凭着这种延揽能人的思想，李世民引入并重用了儒生房玄龄和杜如晦。
房玄龄自幼聪敏，在隋时就已被伯乐视为“必成伟器”的、有“王佐之才”的人才。李渊起兵后，房玄龄杖策谒于军门，受到李世民重用，成为军中记室参军，他“每军书表奏，驻马之成，文约理赔，初无稿草”。可见其写作能力很强。房玄龄在秦王府十几年中拿典管记，对李世民忠心耿耿。每次战争之后，“众人竟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乃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为”。昔在秦末，刘邦率军攻入咸阳阿房宫，一些将军们纷纷掠珍玩、掳女人，唯萧何则直奔秦朝的籍簿和文册。房玄龄有轻物重人之德，真是比之汉朝萧何有过之而无不及。李世民身边之所以有如此多的能人强将，与房玄龄的伯乐之德不无关系。
再如杜如晦，在李世民领导的统一战争中，他为李世民运筹帷幄，“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
此外，李世民用人不避亲，他所任用的自己的妻兄长孙无忌，从小就和自己是好朋友，随后跟着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
李世民以武定祸乱，出入行走之时，跟随的都是骁武的勇士。到了天下已定之时，又建立弘文馆，招揽了诸如于志宁、姚思廉、苏世长、薛收、诸亮、盖文达等人才。这些人后来便成了李世民政治上的决策团。
古人讲，“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各级领导干部更需要确立与时俱进的用人观，具备识才的慧眼，用才的气魄，爱才的感情，聚才的方法，下大力选拔、培养、使用人才，确实形成人才济济、群贤毕至的局面。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
2以自身的德行感召人才
孔子认为，为政之道，在于得到人才，而得人才的方法，在于领导者能修养自身，以德行感召人才。
优秀的领导者首先应该是君子，具备善良、正直和宽厚的品德。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胸怀国家与民族的复兴，这种责任与使命感使他充满活力与魅力。这样的领导者身上自然闪烁着耀眼的光环，会被追随者视为精神的坐标。
三国时代人才辈出。人们谈论三国时常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占了天时；孙权雄踞江东，占了地利；刘备既无天时也无地利，靠的是人和。”
确实如此。论个人才干，刘备并非一流人物。他的才能极平常，但却成就了一番大事业。他靠的不是个人才干，而是得益于众多的有才之人聚集在他周围，如诸葛亮、庞统、徐庶、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等。刘备靠这些人的力量而崛起并雄霸一方，建立了蜀国。
“远得人心，近得民望”是刘备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所表现出来的个人品德具有非凡的感召力，如果没有这种潜在的道德形象与道德感染力，刘备不可能创立蜀国。
自古得人才者得天下，而得人才在于得人心。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已成为千古佳话，成为领导求贤用才的楷模。诸葛亮之所以在刘备尚无立锥之地的时候慨然出山相辅，也是因为相信刘备是当时最值得信赖的领袖，更有其真诚相待的因素，最后终于为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赵云飘零半生，在古城遇到了刘备，两人一见如故。刘备宽厚稳重、待人诚恳，使赵云决心终身相随。后来刘备弃新野，走樊城，被曹兵打散，刘备之子阿斗性命危在旦夕，赵云浑身是胆，只身于敌军重重围攻之中救出阿斗。面对九死一生、身负重伤回来的赵云，刘备出人意料地将阿斗摔在地上，说道：“为了你，险些让我爱将丧失性命。”赵云更是感激涕零，说道：“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大战之后家人重逢，嘘寒问暖是人之常情，刘备却把手下将领摆在比家人更重要的位置上，怎不令人感动。
爱子之心人皆有之，刘备也不例外，甚至更甚之。刘备此举既折服一员大将，又教育了诸将，还为阿斗的将来培植了一位忠诚的辅佐重臣。公元223年，刘备白帝城托孤，赵云就是六员托孤之臣之一。
现在有很多人说刘备是伪君子，从统治权术的角度看这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客观地说也不尽然，因为他在临终时对刘禅说过这么一段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他说这段话应该是发自真心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没有人会在临终并且是对自己的儿子说假话。他之所以要说这段话嘱托刘禅，是因为这“廿二真言”确实是刘备一生的感悟，也是他的立身之本与成事之器，他希望刘禅也能像他一样这样做，只可惜天不遂人愿，刘禅终没有将人做到乃父的高度。
刘备是这么说的，也尽全力这么做了。我们遍翻史籍，决不会发现刘备有像曹操那样滥杀屠城，也绝少像孙权那样诛杀忠臣。军阀乱战时期，刘备能做到不乱杀不嗜杀就已经非常难得了，而他非但不乱杀，相反是爱民如命。
在曹操南征荆州，刘备逃亡之时有这样一件事：比至当阳，众十余万，日行十余里……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据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他在有累卵之危时不但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而且还以忧民为怀。
在当阳县长坂坡，刘备虽被击得溃败，差点丧命，但却有十多万军民相随，由此可见，刘备在荆州军民心中的领袖地位与人格力量。正是这种人格力量，使得刘备即使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有不少策士、猛将紧随身旁，与之同甘苦、共患难，他们对刘备似乎有着一种期待。
刘备以其人格的魅力获得人才的追随、部下的钦佩和百姓的信任。就连他的敌人，曹营首席谋士郭嘉都称赞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人心。”如此让名士、友人、部下甚至敌人都能为之倾心的力量，是他日后得以成就事业的重要保证。
不过刘备毕竟是一个政治家，搞政治就需要人、地、财、粮，这些东西不会凭空而降，而是需要用实力去竞争，去拼抢的，所以刘备也必然会做出损人兵将、夺人疆土之事，并且经常会御之以权谋与诡道。这是天道，就像渔人渔、樵人樵一样。如果有人以这些为依据来批驳刘备寡德的话那就有点迂腐了。
3治国之道，以仁为本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流、主旋律。孔子的“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爱人”。后来，孟子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出发，把它扩充发展成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就是“仁政”。“仁政”的基本精神也是对人民有深切的同情和爱心。
孟子的“仁政”学说主要体现三点：
一是“民贵君轻”。在民、社稷、君三者的关系上，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民心最重要；作为国家象征的土神、谷神次之；君主的地位更次之。
二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在孟子眼中，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民心的向背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三是“制恒产、薄其赋敛”。君主如何才能得到天下民心的归附呢？其一，“制恒产”，确保每家拥有“五亩之宅、百亩之地”，不违农时，以实现民众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其二，“薄其赋敛”，取消各种苛捐杂税，只征收“十税一”的田赋，减轻民众的负担。这些施恩于民的仁政措施都是赢得天下民心归附的关键。
历史的正反经验告诉我们：民为国本，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民众是决定统治者兴衰存亡的决定性力量。统治者的政治活动必须重民、亲民，才能赢得民众的真心拥护，借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实施暴政的秦朝灭亡后，刘邦不想再做第二个秦二世。为此，汉高祖刘邦采取了一系列重民、亲民的措施，以恢复国家经济，巩固新生的汉政权。
人是恢复生产的决定因素。为解决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困难，他首先从挖掘现有人口潜力着手，用赦免罪人、招抚流亡、复员军队、解放奴婢、鼓励生育等方法增加生产人手。
刘邦刚刚打败项羽，在定陶即皇帝位时，就下了一道大赦令。赦令说：“八年战争给老百姓造成莫大灾难。现在天下太平了，可以赦免狱中除死罪外的所有囚犯。”在以后的几年里，像这样的赦令，他还下达了七次。
由于战争，使得很多人流亡外地。刘邦移驻洛阳不久，便颁发了“复故爵田宅”的诏令。他宣布：“以前流亡隐匿在山泽而没有登记户籍的人，只要返回家园，就恢复其原来的爵位和田宅。”
汉政府鼓励从军的吏座复员，从事社会生产。愿意留在关中的，免除12年徭役；返回故乡的，免除6年徭役。复员的士卒因犯罪或其他原因而失去爵位的，或虽有爵位但没有达到大夫一级的，一律赐给大夫级的爵位；已有大夫级以上爵位的，再给增加一级。
奴婢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刘邦下诏规定：凡是因饥饿而卖给别人当奴婢的，一律恢复其自由人身份。
为了鼓励生育，高祖七年，刘邦颁布诏令宣布：“老百姓家生了儿子，可以免除两年徭役。”
农业要发展，土地是关键。为了使弃耕的土地得以充分利用，刘邦早在楚汉战争时期，就命令开放过去秦王朝的园地，准许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垦殖。他称帝之后，进一步落实“以军功行田宅”的政策，按军功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赏赐给从军士卒数目不等的土地，使他们成为自耕农或中小地主。
刘邦还用轻徭薄赋的政策来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汉朝的徭役制度基本上沿用秦朝规定，但在执行时有很大放宽。秦代男子法定服役年龄段是15～56岁。由于秦统治者急功近利，大兴土木，实际征发时还常常超过这个年龄段。刘邦则把它缩减为23～56岁。他对服役的天数也做了严格规定：每年在本郡或本县服役一月，称“更卒”，主要从事筑城、修垒或其他社会公益劳动；每人一生中到边疆戍守一年，称“屯戍”；到京城服务一年，称“正卒”。一般情况下按规定执行，如果条件允许，还适当予以减免。
汉初征收的简税也不算太重。秦时“收泰半之赋”（征收农民收获物的一大半）。刘邦规定“轻田租，什伍而税一”（征收实际收获物的1／15）的制度。并根据官吏薪俸和政府开支的需要，制定赋税的总额，认真执行，不许乱征。田租之外，征收“算赋”，即人头税，规定从15～56岁的人，每人每年出120钱，叫做一等。算赋收入用于军费支出。7～14岁，不论男女，每人每年交20钱。称为“口钱”，这是奉给皇帝的。另外还有户赋，每户每月交200钱。这些规定，只许减低，不许突破。刘邦当政期间，就几次下令免除一些地方老百姓一年或几年的国税。
高祖刘邦实施的宽政措施获得了显著成绩。秦末以来凋敝的经济出现了转机，而且作为“祖宗之法”，被他的后继者严格地承袭下来。
国泰民安，政权稳固是每一个君主所追求的目标。只有人民安居乐业了，经济才能繁荣昌盛，国家政权才可以稳固。而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施政者就应采取重民、亲民的方针，以仁治国，以仁兴国。
4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关于治理天下的九条原则，方方面面，实际上是《大学》里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几个阶段的具体展开，是实用的统治学理论。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思想。这与孔子所说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相近，都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或者说是“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思想，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值得我们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而不仅仅适用于政治范畴。
做任何事，都要事先做好准备，不仅要着眼于目前，还应该高瞻远瞩，见其远；不要短视浅见，只把眼睛看在鼻尖上。
在近代中国，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是如何加强海防以抵御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林则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仿造外国船舰的主张和活动，显露出了中国海防近代化的新迹象。林则徐认识到中国的旧式师船已难以对付英国的新式舰船，于是决意加以仿造。他的目的在于“师敌制敌”。19世纪50～60年代，由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创痛，使得中国社会各层面的矛盾交织在一起。重新审视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问题，以及清政府与太平天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互相克制的问题，促使仿造外国船炮的意识与初步实践活动开始活跃起来。
1863年，左宗棠正式上书总理衙门，提出要仿制外国轮船，以求“为海疆长久之计”。后来左宗棠把自己的这一主张和如何富国强兵联系在一起，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师夷长技”的思想，使洋务运动具有更深刻的时代和历史意义。
1865年，左宗棠上书总理衙门，再一次陈述自己的观点。
他说：“至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此项人断不可不罗致，此项钱断不可不打算，亦当及时竭力筹维。转瞬换约，届期须预为绸缪也。”
1866年，左宗棠在关于筹议洋务事宜的奏折中谈到制造轮船之事时说：“宗棠于此事思之十余年，诹之洋人，谋之海疆官绅又已三载。”
这一年，左宗棠特别忙，但是，他时时牵挂着仿造轮船一事。当他终于消灭了太平军的余部，从广州回到福州时，正赶上清政府商量购雇轮船之事。左宗棠闻讯后，立即给总理衙门写信，陈述自己的观点。从而更加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作为“师夷之长以制夷”策略的第一步——仿造轮船的主张。
从太平天国的情况来看，其购买和仿制外国船炮的意图是带有打击清王朝的统治和顺应世界近代化潮流的双重含义的。自咸丰三年（公元1853）起，太平军开始装备西洋枪炮。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的军事谋略，以图“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
在太平天国的近代化方案中能够把“火船、火车”等西洋器物称为“夺造化之巧”、“正正堂堂之技”，带有强烈的学习西方的色彩，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就清政府方面的情形而言，清朝统治集团面对内忧与外患的困厄，同样把购买和仿制外国船炮视为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和对外抵御列强侵略的工具。
就在咸丰三年，左宗棠筹划湖南防守时主张“造船以争大江之险”，曾国藩则着手在衡州创立了湘军水师。第二年，曾国藩率湘军同太平军展开湘潭战役时已开始使用洋炮，认为此战获胜“实赖洋炮之力”。于是，湘军自咸丰四年起，逐步装备了洋枪洋炮。咸丰十年，西方列强鉴于通过发动侵华战争攫取到了新的权益，向清政府表示了“中外合好”的姿态，并建议清政府“借师助剿”，以便共同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左宗棠抓住了清政府与列强关系暂时缓和这一机遇，开始了仿造轮船的活动。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军械所，启用徐寿、华蘅芳等科技人才。次年夏，徐寿等人研制出轮船所用蒸汽机一台，到年底制成了一艘长约二丈八九尺的小轮船，试航于安庆江面。曾国藩亲自登船观看，建议将船“以次放大”。同治四年（公元1865），轮船的放大试制在南京完成，曾国藩把该船命名为“黄鹄”。曾国藩的造船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而他向清政府提出的购船建议却因“中英联合舰队事件”而受挫。同治元年至二年间，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李泰国在英国为清政府买下了一支舰队，却擅自任命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担任舰队司令。总理衙门大臣奕等人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结果是该舰队被遣散，已买回的军舰变价出售，清政府在这次购船过程中经一买一卖的折腾花掉了七十万两白银的“学费”。鉴于此况，左宗棠反复阐述自造轮船的重要性，并于同治之年在杭州仿造小轮船一艘，试航于西湖。直到同治四年十二月（公元1866年2月），左宗棠镇压了太平军余部后，才集中精力把加强海防，以御外侮，设厂造船的问题置于主导地位。同治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公元1866年4月3日），左宗棠行抵福州。此刻，他作为总督闽浙的封疆大吏，深为身莅林则徐的故乡任职而倍感自豪。
他决心将林则徐仿造轮船的未竟之业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经两个多月的深思熟虑，于五月十三日（6月25日）正式向清廷提出了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奏请。
左宗棠认为，中国东南部的安宁，在于海防是否安全，而自海上用兵以来，西方列强的火轮兵船横行于中国沿海，无法抵挡。
左宗棠觉察到了世界许多国家争先恐后的军备竞争情况，深刻指出：“西欧国家以及俄罗斯、美利坚，多年来很讲求轮船的性能优劣，相互借鉴学习，制造方法日趋精湛，东洋日本开始是买轮船，拆开研究后想仿造未能成功，近来又派人去英吉利学语言，研究这些轮船数据，为仿造打基础，不多年以后，日本必然也能造船，而独独只有中国因年年军事繁忙，没顾得研究，这样双方隔海相望，它有能力来要挟我们，而我们却没有，就像是渡河，人家划船而我们撑筏，等于人家骑马而我们赶驴，这样能行吗？”
左宗棠能认识到世界大势的这一变化，诚为难得。这时，中日两国的造船都处在起步阶段，左宗棠设厂造船的主张及活动，使中国的海防暂时还没有落伍于日本。很明显，抵御列强对中国沿海的进一步染指，达到未雨绸缪之目的，是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思想动因。
清廷对左宗棠设厂造船的奏议表示赞许，在“上谕”中称：“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见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意思是中国自强的道路，在于振奋精神破除陈规，讲究实际运用，令你按计划在福建选择场地建厂，买机器，雇外国技师，试造轮船，实为当前要办的急事。于是，福州船政局得以创办，它成为近代海防的产物。
左宗棠的远见卓识，周密计划，使他成为清政府建设海防的重要人物，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都是值得推崇的一位民族优秀人物。
5勤奋必能通向成功
本章最后说到如何做到真诚的问题。“择善固执”是纲，选定美好的目标而执著追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是目，是追求的手段；立于“弗措”的精神，“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态度，则都是执著的体现。“弗措”的精神，也就是《荀子·劝学》里的名言“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精神；“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态度，也就是俗语所说的“笨鸟先飞”的勤奋态度。
其实，无论是纲还是目，也无论是精神还是态度，都决不仅仅适用于对真诚的追求，凡学习、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抓住这样的纲，张开这样的目，坚持这样的精神与态度，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克服，有什么样的成功不能取得呢？如果真的能用这种方法，达到如此勤奋的程度，即使你是一个愚蠢的人也会变得聪明，即使你是一个柔弱的人也会变得刚强。
任何一个想取得一番成就的人都必须勤奋。没有勤奋就没有成功，这就正如春天不播种，夏天就不能生长，秋天就不能收获，冬天就不能品尝。你要想取得成功，那就要变得勤奋起来。你要想与幸运握手，那就要付出艰辛的劳动。
勤奋与成功的关系密切，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付出，就会有相应的成就回报你。如果以勤付出，你的回报也将是非常丰厚的。所以养成勤的习惯，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必需的。
朱熹从小就立志将来要像孔子一样有学问。在他读书时，态度非常认真。一天上午，老师有事外出，没有上课，学生们高兴极了，如脱缰的野马，纷纷跑到院子里的沙堆上游戏、打闹。小小的院子里欢声笑语，沸沸扬扬。这时候，老师从外面回来了。他站在门口，看到这群顽皮天真的孩子们贪玩的情景，失望地摇摇头。猛然，他发现只有朱熹一个人没有参加孩子们的打闹，他正坐在沙堆旁，用手指聚精会神地画着什么。先生慢慢地走到朱熹身边，发现他正画着《易经》的八卦图呢！从此，先生便对他另眼相看了。
朱熹刻苦好学，很快成为博学的人。十岁的时候，他已经能够读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典籍了。孟子曾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人。”当朱熹无意中读到这句话时，他高兴得跳了起来。他自言自语地说：“是呀，圣人有什么神秘呢？只要努力，人人都能够成为圣人啊！”后来，朱熹终于成为南宋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成功之路就如同登山，唯有攀登不辍，才能一步步靠近峰顶。“一览众山小”的圣人们的成功其实也是由勤奋得来的。不管你是一个凡人，还是一个圣人，“勤”在你成为圣人的过程中，始终不可缺少。
世上成功之事，缺了勤就会变得不易实现，如果有了勤，成功也就不会太难了。
有这样一个关于勤奋的故事：
有一位一心想成为大富翁的年轻人，他认为成功的捷径便是学会炼金术。于是他把全部的时间、金钱和精力都用在了炼金术上。不久，他用光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家中变得一贫如洗，连饭也吃不上了。
妻子无奈，跑到父母那里诉苦，她父母决定帮女婿摆脱幻想。他们对女婿说：“我们已经掌握了炼金术，只是现在还缺少炼金的东西。”“快告诉我，还缺少什么东西？”年轻人迫不及待追问道。“我们需要3公斤从香蕉叶下搜集起来的白色绒毛，这些绒毛必须是你自己亲自种下的香蕉树上的，等到收完绒毛后，我们便告诉你炼金的方法。”
年轻人回家后立即将已荒废多年的田地种上了香蕉，为了尽快凑齐绒毛，他除了种自家以前就有的田地外，还开垦了大量的荒地。
当香蕉成熟后，他小心地从每片香蕉叶下收刮白绒毛，而他的妻子和仆人则抬着一串串香蕉到市场上去卖。就这样，10年过去了，他终于收集够了3公斤的绒毛。这天，他一脸兴奋地提着绒毛来到岳父母的家里，向岳父母讨要炼金之术，岳父母让他打开了院中的一间房门，他立即看到满屋的黄金，妻子站在屋中，告诉他，这些金子都是用他10年里所种的香蕉换来的。面对满屋实实在在的黄金，年轻人恍然大悟。从此，他努力劳作，终于成了一名富翁。
在现实生活中，人人都有梦想，都渴望成功，都想学会炼金术。其实，成功的捷径就是勤奋。懒惰是人的本性之一，稍不留神就会流露出来。所以要时刻提醒自己：“成事在勤，谋事忌惰。”因为人生短暂，懒惰就如自杀。
我们都知道金子很珍贵，但是纵然你有黄金万两，若坐吃山空，总会有穷困的一天。唯有勤奋才是永不枯竭的财源。勤使人走向成功，聪明的人，勤奋能成就大事，而比较愚笨的人，如果能以勤为本，笨鸟先飞，同样能成为获得成功的赢家，因为勤奋往往是弥补你自己某一方面缺陷的良药。
自古以来，唯有勤奋才是无往不胜的成功秘诀。头悬梁、锥刺股，凿壁透光，闻鸡起舞……无不体现着一个“勤”字。我们要养成勤的习惯，唯有如此，才会在成功之路上少走一些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