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译释】
孔子说:“天下国家可以治理,官爵俸禄可以放弃,雪白的刀刃可以践踏而过,中庸却不容易做到。”
1中庸是极致性的标准
中庸之道是一个在我们身边存在,我们普通人可以实行的,但同时它是一个深奥、无穷尽的,可以包容宇宙万物间各种道理的一个大道,这个道,除了大得天地不能包容以外,还在于实行起来很难。
所以孔子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治理国家的人,可以治理天下,并不难;人各有志,明天给你高官,给你高工资,但你可以辞掉这份工作,也没有什么难的;我们遇见一件事,人家拿白刀子威胁你,面对威胁,你可以挺身而出,你不怕,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做得到的。但中庸很难做到,你想要不偏不倚,一点也没有偏差,完完全全达到那个标准点,是很难的。
中庸是极致性的标准。
比如说射击,射到十环,十环就是正中心,但肯定十环里头还有误差。再比如说我们航天飞机载人返回落到地球,我们给它限定一个范围,误差不超过多少,这就是准确了,你要完全没有误差,做得到吗?
所以,孔子说中庸不可能也,很难很难,大体上做到可以,精密地做到很难,难到什么程度呢?难到比治理天下还难,难到比辞去高官厚禄还难,难到比面对刀枪剑戟还难。中庸是这样一个既易又难的大道理。
孔子把中庸之道的推行看做比“国家可均”、“爵禄可辞”、“白刃可蹈”更难以实现的事情,原因还在于中庸更为内在、持久、日常。孔子以他漫长的坚守而达到中庸之道。在孔子一生中,一直把恪守中庸之道作为人生的最高准则。
一个人要实现中庸之道,不仅仅需要勇敢、智慧和忠义,更加需要坚守、坚持、不受干扰、不受外界的诱惑,最后达到至高境界。如果中庸不能坚守,很快就改变了,你可能永远不能够达到最高境界。正因为如此,孔子对此有感而发,将中庸推到了比赴汤蹈火、治国平天下还难的境地,其目的还是在于引起人们对实行中庸之道的高度重视。
2中庸之道与对症下药
作为文化人和教育家的孔子,要守望的是人性的深远,文化的担当。人类发展史证明,生产力越是发展,人性则变得越难以坚守。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预感到了这一来自于人类自身的致命弱点。所以,他要高扬“君子喻于义”,为“小人喻于利”限速,要以“仁者乐山”的岿然不动来遏止人性流变。
于是他亮出了“中庸之道”的底牌。
“中庸”是德行、行为的一个完美的、极致的标准。这标准非常难以在实践世界中达到,但实践中的人们却不能不借这理想性的范本以提升自己、策勉自己。
比如医师的对症下药,一定配方的药剂总是针对某种确定的疾患,药或稍有过量,或稍有不足,这过量与不足即所谓“过”与“不及”,作为一种并非随意的评判,其评判标准严格说来只是绝对“对症”的那个“度”。实践中的对症下药是不可能做到绝对“对症”或绝对恰到好处的,但衡量实践中对症下药的状况却不能没有一个标准。严格说来,中庸的“度”是超验的,但人们在由“过”或“不及”而趋向“中”的实践中可以真切地体会到它。它是不同于感性真实的又一种真实。这真实存在于价值取向所指的“形而上”,所以如此肯定这种真实的形而上学是价值形而上学,而不是那种确认其在彼岸有实体性存在的实体形而上学。
中庸可以说是一种“成德之教”或“为己之学”。所谓“成德之教”,是说它是一种成全人的道德品操的教化;所谓“为己之学”,是说它是一门为着人的本己心灵安顿的学问。它的经典命意在于人生“境界”的自律性提升,所以孔子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说。境界的高下对于外部条件是无所依赖的,中庸的生命智慧就在于对这“无待”的人格境界的自觉。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帅之所以可夺,是因为它“有待”。任命你做帅的人不再任命你了,你这帅就被夺了;你率领的三军被打垮了,你这帅也就被夺了。志之所以不可夺,是因为它“无待”。一个人心存高尚的志节,即使不幸沦为奴隶(像《伊索寓言》的作者伊索那样),他也会是奴隶中的高尚者,如果不幸沦为囚徒(像文天祥那样),他仍可以是一个宁死不屈的高尚的人。这“志”,只要有志者自己不放弃,任何外部条件的改变都不能夺走它。中庸学说教人“立心”、“立命”,就从这“无待”处说起,一个人一旦在这里立住了,不论他从事什么职业,不论他遭到什么境遇,都会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