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政府规定，国民生产总值的5%，必须用来投入到国家的艺术事业。而这个5%，对于韩国来说，仅次于国防开支。应该说，这是个不得了的事情。在韩国政府看来，艺术不但是一项教育事业，还是一项更富有创造性意义的教育。创造是什么？创造是让一个国家和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的源泉。所以，这个5%他们拿得干脆利落，掏得心安理得。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就规定，要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4%来投入到教育事业上。但是就在那个教育部张副部长退下来之前，还在痛惜我们非但没有达到4%反而有所下降的事实。咋回事？是我们没有钱，还是实在有比教育更重要更需要钱的地方？恐怕更多的还是一个认识问题。陈丹青算过，说国内现在的学费，以家庭收入计算是全世界最昂贵学费的3倍。我们来看看，一方面是国家投入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又是大学校长拿着学生交来的钱炒股。学校变成了什么？重庆一个大二学生在辞学时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看不起学校。”太多的丑陋甚至耻辱，明明白白地发生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甚至发生在北大，怎么让我们有更多的崇尚？这是投入方面，不过大多的毛病都是围绕投入而引发的。还有另一个方面，大约更让我们惶恐。譬如从美国回到香港执教的许子东博士，就曾经这样明言：“香港的教育是训练公务员的，而不是培养思想者。”我们内地呢？陈丹青说：“海外经历最可贵的财富不是所谓前沿专业知识，而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因此体现的一系列价值观。”而这个，又是陈寅恪早几十年前就孜孜以求的了。
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是，2006年我们有400万大学毕业生需要就业，而这个数字，每年都在递增。因此，1万个公务员职位，就会冒出36万个大学生来争。这一方面反映出政治经济体制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教育的开放精神不无关联。5%用于投入艺术事业和不足4%用于投入教育事业，这样的对比，显然会让我们感到黯然。还是熊彼得说得好，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就是它的意识形态。让我们欣喜的是，这种支出或者叫意识形态正在发生变化，千年农业税已经成为历史，中西部农村中小学学杂费已经全免，还有，还有许多已经开始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