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 第一届数学竞赛活动开始了。北京、上海、天津、陕西、安徽、辽宁、四川、广东八省市展开了空前规模的竞赛。华罗庚再度出任竞赛委员会主任，并亲自主持出试题与评卷 等工作，还出版了《全国中学数学竞赛题解》一书。在谈到这次竞赛活动时，华罗庚动情地说：“这样的事，只有在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后才会出现，其影响遍及全国，其意义之深远是难以估计的，我参与其事的体会是说不尽的。”
1979年，中学数学竞赛发展为29个省、市、自治区参加的大联赛。为了更好地领导这一工作，1980年在大连召开了全国数学普及工作会议，总结了以往数学竞赛的经验，确定了以后的方针，许多年轻的数学家积极参与了这一工作。
4．治学之道
随着社会影响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对华罗庚的学习方法深感兴趣，不少人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他提出了这一问题。再加上新闻媒体存在着一些浮夸的宣传，把华罗庚说成是“天才”。为此，他花费了不少时间与精力，在报刊上发表文 章，力求客观地把自己的学习经验与体会介绍给广大青年，在一篇题为《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的文章中，华罗庚谆谆教诲青年人说：“许多有名的科学家和作家，都是经过很多次失败，走过很多弯路才成功的。大家平常看见一个作家写出一本好小说，或者看见一个科学家发表几篇有分量的论文，便都仰慕不已，很想自己能够信手拈来，便成妙谛，一觉醒来，誉满天下。其实，成功的论文 和作品只不过是作者们整个创作和研究中的极小部分，甚至这些作品在数量上还不及失败的作品的十分之一。
“有的同志也许觉得我在数学方面有什么天才，其实从我身上是找不到这种天才的痕迹的。我读小学时，因为成绩不好就没有拿到毕业证，只拿到了一张修业证书，在初中一年级时，我的数学也是经常补考才及格的。从初中二年级以后，就发生了一个根本转变，这就是因为我认识到既然我的资质差些，就应该多用点时间来学习，别人只学一小时，我就学两个小时，这样我的数学成绩才不断提高。”
华罗庚还反复强调了积累的重要性，他说：“首先应当提出的是不急不躁，细嚼慢咽。一步不懂不轻易走下一步，每一方法都力求运用熟练。读十本八本，不甚了解，反不如把一本书从头到尾读得精通烂熟。所谓烂熟不只是会背会算，而是能掌握基本精神、基本原理，能够灵活运用，并且必须注意它的连贯性，依照深浅，一本一本地学习下去。……一言以蔽之，我们必须认识科学知识的积累性。学习科学知识有如筑塔，级级上升，每一级都建筑在以下诸级之上。因之，一级不稳，就筑不上去。”
1956年1月20日，华罗庚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封给青年的热情洋溢的信，他以数学所几位青年的成长历程为例子，鼓舞成千上万的青年们脚踏实地寻找一种适合自身的学习方法，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地朝前走。并指出，只有不怕辛勤与艰苦，忘我劳动的人，才有可能攀登别人没有登过的顶峰。
随着时间的推移，华罗庚不断对自己的治学方法进行新的补充与发展。1962年，他把学习过程总结为“由薄到厚”和“由厚到薄”两个阶段。所谓“由薄到厚”是指学习、接受知识的过程。“譬如我们读一本书，厚厚的一本，加上自己的注解，就愈读愈厚，我们知道的东西也就‘由薄到厚’了。但是，这个过程主要是接受和记忆的过程。‘学’并不到此为止，‘懂’并不到此为透。”所谓“由厚变薄”是指“把那些学到的东西，经过咀嚼、消化、融会贯通，提炼出关键性的问题来”。这时，你就会觉得这本书和这帙资料已经变薄了。
70年代末，华罗庚又提出治学之道是“宽、专、漫”，即“基础要宽，然后对专业要专，并且还要使自己的专业知识漫到其他领域”。
华罗庚的上述经验之谈，不仅指导了年轻人的学习，而且对科学研究也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从这些言谈中，也可以充分地体现出华罗庚对青年一代的厚爱与期望。
5．新星出现
1956年的一天，华罗庚收到一封署名“陈景润”的来信，信中附有一篇题为《塔内问题》的论文，让华罗庚过目。
“太好了！文章颇有新意。”华罗庚读后，大加称赞。“这个陈景润真有想法，这人很值得培养；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华罗庚问道。“咳，他呀，是厦门大学的图书管理员，华先生怎么对他这么有兴趣？”厦门大学一位正在数学研究所进修的教师林坚冰说。
一天，陆启铿要去南方出差，华罗庚特地交代他说：“你到了厦门，一定要去拜访一下陈景润，问问他如果愿意的话，就说我请他作为特邀代表，到北京参加数学讨论会，路费全部由我们付。还请你拜访一下厦门大学的负责人，就说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想把陈景润调到北京来工作。”
当着老师的面，陆启铿没有说什么，只是满口答应了先生的安排。可直到坐在了火车上，陆启铿仍在纳闷：陈景润何许人也？值得华先生如此器重吗？
陈景润，1933年生，福建省福州市人。50年代初，当华罗庚在数学研究所大力选拔人才之际，陈景润正在厦门大学数学系上学。
数学教员李文清是陈景润极为崇拜的人，也是给予了陈景润很多影响与帮助的人。有一次，李老师在课堂上提到了哥德巴赫猜想问题，陈景润听得格外认真。李老师讲道：“同学们！在数论发展史上，还有三个没有解决的大难题，这就是费尔马问题、孪生素数问题和哥德巴赫猜想。”
李老师环顾了一下教室里的同学，又接着说：“1742年，德国有位名叫哥德巴赫的数学家，给大数学家欧拉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出了两个猜想，一个猜想是：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 第二个猜想是：任何一个大于5的奇数，都是三个素数之和。欧拉给哥德巴赫回 信说，他相信这个猜想是对的，但是他说，他不能证明。18世纪、19世纪的数学家们都试探过，都没有能够作出证明，以至于到了1900年，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在第二届国际数学家大会的著名演说中，把它作为19世纪最重要的未能解决的数学问题之一，留给了20世纪的数学家们。1921年在剑桥大学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德国数学家朗道无可奈何地承认：‘用现今的数学方法，要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是力所不及的。’”
“这么难证明吗？真的无人能突破吗？”听着老师的话，陈景润暗暗地想。
“同学们，俗话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将来你们当中要是有人解决了其中的一个问题，对世界数学的科学研究都是极为了不起的贡献。”老师的话使陈景润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陈景润家境很苦，父亲是一位小职员，母亲病逝得很早，贫穷夺走了他6个兄妹的生命，他虽然活了下来，但因营养不良，长得又矮又瘦。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陈景润沉默寡言，很少与人交往，在学校里也是只知道读书，不懂人情世故。大学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四中教书，但一贯离群索居的他竟然无法适应这份工作，常常站在黑板前不知所措。他把自己的苦衷写信告诉了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在王校长的努力下，他被调回厦门大学图书馆当上了图书管理员。
无论工作如何变动，陈景润对数学的浓厚兴趣丝毫不减。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是他天天随身携带的书，走到哪里，读到哪里，算到哪里，这本书他从头至尾，研读了七八遍，一些重要的章节竟然读了四十多遍。厦门地处海防前线，解放初期，国民党的飞机常来骚扰，学校里响起防空警报时，师生们必须尽快躲到防空洞里去。
为了能把躲警报的时间也用来读书，陈景润把华罗庚的书一章一章地拆开装在口袋里，借着暗淡的光线，认真阅读。
一天晚上，夜深人静之时，两位查夜的学生看到校园的灯火都灭了，只有一个窗口透出了微弱的光亮。仔细往里一看，只见一个很大的黑色灯罩遮着灯光，灯光下的人也变成了一个黑影。
“这里是海防前哨，会不会有人在搞破坏呢？”一位学生小声说。
“进去看个明白。”于是，他们敲了门。
当他们走进这间屋子时，看到的是写满数学公式的稿纸散落在桌上、床上、地上，屋子的主人陈景润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对不起！”两个学生道歉后便离去了。
通过对《堆垒素数论》的反复研究，陈景润发现，该书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可以利用第五章中所阐述的方法对第四章中的某些结果进行改进。他把自己的想法写了出来，这就是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塔内问题》。
他把自己的论文 首先交给李文 清老师过目，一天，李老师来到了陈景润的宿舍。“你的这篇论文我和几位老师都看过了。我们认为你的改进使《堆垒素数论》更完美了。这本书如一颗明珠，你的工作好比把这颗明珠上的灰尘拭掉了。因此，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觉得应该把它寄给华罗庚教授看看。”
“这，合适吗？这是数学大师的著作，这样做是不是显得太狂妄呢？”
“不会，不会！华罗庚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凡是真正的科学家都崇尚真理，不迷信权威，都会提携后辈的。”李老师极力鼓励他打消顾虑。
过了几天，陈景润便怀着矛盾的心理，把论文 寄给了华罗庚。
正如李文 清老师所说的一样，华罗庚十分豁达大度。他的《堆垒素数论》自问世以后，听到的只是赞誉之词，从来没有人提出异议。现在，突然有一位无名青年不仅提了问题，而且还提出了合理的改正意见。他确实十分高兴，并颇有感慨地对他的学生们说：“你们天天待在我的身边，怎么就没有对我的著作提意见呢？倒让一位素不相识的青年改进了我的工作。”
事后不久，华罗庚吩咐他的助手：“给陈景润发个请帖，说我请他作为特邀代表，到北京来参加数学讨论会。”
当陈景润收到了华罗庚的邀请信与一张事先预订的从厦门到北京的软席卧铺票时，他激动得潸然泪下。
那天晚上，他一夜未睡，脑子里老是在转着这样一个念头：“华教授真是天下最好的人！他这样提携一位无名小辈，真是太感人了。”
这件事很快在厦门大学传开了。几天之后，陈景润乘上了北去的列车，来到了位于西苑大旅社的会议报到处。负责会议工作的王元立即安排了他与华罗庚先生的会面。
“你好，你就是陈景润？”在一间会客室里，华罗庚仔细打量了这位腼腆的青年人。
“谢谢，谢谢华老师！”局促不安的陈景润除了“谢谢华老师”之外，似乎已找不出第二句话来。
“你写的《塔内问题》我看过了，写得很好，很有想法。”“谢谢，谢谢……”
第二天，华罗庚还亲自推荐陈景润，在会上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学术讨论会结束以后，华罗庚便为陈景润进京工作之事而忙碌。当时，不少朋友、同事曾给他推荐人选，他都婉言谢绝，唯独这位陈景润他十分乐意留下。陈景润是华先生一生中点名要的第一个人，也是最后一个人。
1956年一个晴朗的秋日，陈景润提着行李走进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大门，面对着这一名家云集的专业研究机构，他终于体会到了华罗庚当年揣着熊庆来的电报步入清华园的心态。
丰富的藏书、名师的指导、充分的研究时间，使陈景润如鱼得水。为了读书，他终日埋在图书馆里，饿了啃几口干馒头，渴了喝点白开水，一坐就是一天。甚至连下班的铃声也没听到，被工作人员反锁在屋里。为了思考问题，他竟然把头撞在大树上，碰了一个大包，还问是谁撞了他。他不止一次地拿着碗去食堂吃饭，空转一圈，又拐到了宿舍，竟然把吃饭的事忘了。见了熟人、同事常常一句话也不说，别人跟他打招呼，他也是半天没有反应。
“华教授不知怎么想的，从那么远的地方调来了这么个怪物！”
“就他那么个傻劲儿，能有什么惊人之举！”
个别同志在背后开始议论了。当这些话传到华罗庚的耳朵里时，他笑着说：“你们别小瞧这个陈景润，他将来很可能会成为一颗新星，超过你们中的许多人。”
华罗庚极为关心陈景润，不仅在学业上给他以引导，而且把他树为“安、钻、迷”的典型，让全所同志都学习他的钻研精神。1963年，当全所科技人员提职时，华罗庚极力争取，把陈景润从实习研究员提升为助理研究员。
60年代初，陈景润在华林问题、圆内整点问题、球内整点问题与除数问题上连续取得进展，并开始向哥德巴赫猜想挑战，而且最终攻克了这一难题，摘取了数学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在此过程中，华罗庚给予他的鼓励、关怀与帮助，陈景润一直铭记在心。
当著名的“陈氏定理”轰动国际数学界时，陈景润被誉为“移动群山之人”！这时，他仍然没有忘记华罗庚的教导之恩，他常说：“我的老师华罗庚栽培了我，没有他的提携，我绝对不可能有今天！”
陈景润的出名，使华罗庚非常高兴。他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也庆幸自己的事业有了出类拔萃的继承人。他不止一次地说：“当年给陈景润开的‘后门’确实开对了，中国多几个陈景润，就多几分希望。”1963年起，他多次在自己的著作中推荐陈景润的研究成果，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