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恩部长教我写材料1975年5月组织调我到县委宣传部工作，我离开了十六年的教坛，去作宣传工作。那时正是批林批孔的时候，县委机关每天早晨政治学习，雷打不动；中午参加体育场修建劳动，坚持不懈。工作都是在晚上加班。县上每周向各公社电话了解一次情况，每十天向地区汇报一次。每季县委书记要到地委汇报一次，并且要交汇报材料。我在教育上写过材料，可是行政材料一满没接触过，而且是给县委书记准备材料，这可把我难扎了。正在我为这事犯愁时，高恩部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给我说你初来咋到，这回的材料由我写，你帮我收集些数据。高部长是省上的下放干部，给李启明省长写过材料，部长把四十页稿纸的材料写好后交给我说：“写好了，你再看看有没有个别词句有问题！”我拿到材料就一字一句认真地看起来。高恩部长写材料习惯是事先看文件、看材料，然后列提纲，提纲列的非常细，在写材料时桌子上只放稿纸和提纲。再什么参考的东西都没有。撰写材料一次成型，个别字句有改动句画得也非常整齐、非常清楚，让人一看就象誊写出来的稿子一样。我连续读了几遍，觉得部长水平就是高，观点明确，论据充分，事例生动，的确是我学习的范文。我把稿子送到书记那里时，他问我这次材料是谁搞的，我说是我们部长写的，他放心地把材料装进了文件袋。
下个季度到了，高恩部长把列好的提纲交给了我说：“这次我把提纲列出来了，就照这样写，写时有什么情况随时问我，完成了我再修改，慢慢锻炼就行了。我先把提纲详细看了几遍，不明确地方又作了询问，然后就翻阅文件材料，再汇总各公社和县级单位的情况开始写了。写完后自我感觉良好就交给了部长，部长又修改后把我叫到跟前，具体讲那里为什么加一句，次序为什么做了调换，我听了感到部长指导的非常正确。一篇材料修改过程，就像老师上课那样，讲得既细微又具体，让人有一种喝了蜂蜜糖水的感觉。我把改好的材料誊写后，送到书记那里，他又问这次材料谁写的，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叮嘱我说你们部长是省上大笔杆了，要好好跟上学。”
第三个季度时，部长让我先列提纲，他修改，然后写出材料他再修改，最后部长对我说：“好了，你进步的很快，以后就你直接写吧！”
就这样我跟高部长学会了写材料，这件事我一直难以忘却。以后他调回省上，我曾多次看望过他，去年他还专程来靖边县看望同志们，我们谈了许多往事。2006年9月忽闻高恩部长逝世，令我非常难过，立即向他的子女发了唁电：“惊闻恩师殒，悲恸泪洒襟，回忆在靖村，风范永常存！”
撰写《毛主席转战在靖边》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举行完悼念活动后，高恩部长让我撰写《毛主席转战在靖边》一稿。据原来掌握的材料，我又下小河、青阳岔、天赐湾走访了些群众，然后写成初稿。又把给毛主席夜行军带过路的曹九林给毛主席放过哨的谢志贤请到县上，由我和俩位老人共同给县政机关干部讲述毛主席转战在靖边的情况。这样做有两个意图，一是为悼念毛主席举行的活动，二是听各机关干部对稿子的意见，就这样形成了《毛主席转战在靖边》一稿。以后以宣传部名义印成册子全县发行。当时的《陕西教育》全文转载了这个稿子，1977年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入《人民大救星》一书，全国发行。
这段时间，县上还指定我负责毛主席在靖边三处旧居修复工作，我和熊志明、闫志英同志共同忙了几个月，特别提及到原小河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胡生光同志，带病领民工把小河旧居开始滑坡的三千来方土工程量短时运完。精神十分感人。1977年12月26日，毛主席转战陕北在靖边三处旧居正式修复开放，地委和县委举行了隆重的修复旧居开放仪式，新华社发了电讯，全国各大报纸刊登。《解说词》是我据《毛主席转战在靖边》一文编写的，具体陈列是延安纪念馆来人和特邀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马汉荣、李尔亭从石家庄赶来指点的，三处旧居现在保存完好，成了县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小河旧址还列入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8年我还参加了榆林地委组织的《毛主席转战陕北》一书的编写工作，通过三个月调查，三个月撰写，1980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靖边县各界人士会议回忆1978年正是落实政策的时候，我担任着县上右派摘帽办公室和起义投诚人员办公室的主任。那时候我成天与一些“右派分子”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打交道，通过听取各级会议精神和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再加之翻阅一些会议记录和档案材料，我确实感到1957年的反右斗争是扩大化了过“左”了；觉得以往对一些起义投诚人员的处理是错误的。比如原民办中学教师马金钟，1949年起义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在靖边参加教育工作，1957年鸣放时给《文汇报》写了一篇杂戚联系通知到本人回靖边落实。这期间我们部里的人和摘帽办其它同志，与这些人都交成朋友，他们和我们无话不说，我们也尽力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解决些具体困难。马潮当年五十二岁了，还未成家。安置工作后，很快与一女子结婚，我和部长郑文卿参加了他的婚礼。事后遭到一些非议，因为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年代，人们对党的统战政策不理解。记得在一次县委机关干部会议上，县委副书记黄志中在大会上讲起过这件事：“人家几十年打成右派受过冤屈，现在五十二岁才结婚，我们搞统战人参加一下婚礼，祝贺祝贺有什么不对？同志们，右派分子也是人嘛，更况且人家已经摘帽又回来工作了嘛！”一席话说得大家心里都亮堂了。也就在这时候靖边各界人士对县委信任程度更大，分别向各级组织提建议讲看法。县委根据各界人士参政议政民主风气空前高涨的情况，决定召开一次各界人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摘帽右派、起义投诚、天主教爱国会、工商界、知识界、港澳台亲属等各方代表。当时也通知了我的老师朱维屏参加会议，他来后对我说：“你怎么叫我参加这种会，统战统战就统就战，我以后再不参加这种会议了。”我和他详细攀谈讲党的政策，讲召开会议的目的，我的老师高兴地笑了，那次会上他大胆地提了几条建议。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大家心情舒畅，畅所欲言。向县委提了不少建议，县委书记专门到会表扬了他们关心全县各项事业发展的举措。第二年我们又召开了一次统战工作会，这些人在1984年靖边委员会政协成立时大都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