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异国他乡，却心系祖国。
1972年之后，李政道多次回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出谋划策，尤其为祖国的物理理论科学研究和实验立下了功勋。在祖国物理人才培训方面，李政道的言行更使人们交口称赞。
1．魂牵梦萦：1972年第一次回国
故乡，这是一个令人魂牵梦萦的字眼。对海外游子来说，更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
李政道1946年离开祖国，一去就是几十年，他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祖国。他多少次梦回祖国，登上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领略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他多少次梦回上海，站在黄浦江边，和父母、兄弟、朋友一起话说离别后的思念。
李政道到美国留学不久，在大陆的父母兄妹就迁居到台湾。他的母亲和哥哥崇道因在淡水家中留宿一位广西大学的同窗好友曾被捕入狱。后来，他的父亲又到了日本，最后病逝在日本。
1972年9月19日，李政道教授偕夫人踏上了阔别26年的故土。按照预先订的计划，李政道一行首先飞抵上海。当他走出飞机舱门时，感到一股热浪迎面扑来，他闻到了故土的气息，他又看到了黄皮肤、黑头发同胞的笑脸。
李政道突然意识到，他又开始了新的人生——为祖国繁荣富强贡献力量的人生。在上海，李政道看望了自己的亲人，会见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同学和朋友。他对上海的一物一景、大街小巷，都感到十分亲切，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北京，中国人民的首都，李政道非常向往。他偕夫人离开上海，第二站就到了北京。10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了李政道夫妇。会见亲切而又愉快。周恩来总理详细地询问了美国的各种社会情况。对周恩来的问题，李政道和夫人秦惠都一一认真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周恩来总理对李政道先生回到祖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对李政道和杨振宁成为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炎黄子孙表示诚挚的敬意。周总理还鼓励李政道为中美的文化、教育、科学交流和发展多做贡献。120分钟的融洽畅谈，李政道感觉非常良好，并从内心敬佩周恩来的学识和政治家的风度及对祖国鞠躬尽瘁的伟大品格。在北京停留期间，李政道登上了梦寐以求的万里长城，亲眼目睹了壮丽的北国风光。站在长城最高处，给他感触最深的是那一望无际、蜿蜒上下的奔腾态势，既简单而又坚强。
2．历史一瞬：李政道与毛泽东的会晤
1974年5月，李政道教授又和夫人秦惠、妹妹李雅芸、儿子李中汉一起再次回国访问和讲学。在第一次回国浏览时，他感到祖国的教育还比较落后，他认为帮助祖国振兴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也希望自己能在教育、科学等方面对祖国有所贡献。身患重病、体质极差的周恩来总理抱病再次会见了李政道一行。这次会见，参加的人更多了，有邓小平、郭沫若、周荣鑫、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朱光亚、王淦昌、周光召、何祚庥等。在亲切的交谈中，李政道向周恩来提出建议说，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理工大学要重视基础教育和理论研究，把大批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工厂从事体力劳动，并作为改造对象不利于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他还诚恳地建议知识分子政策一定要落到实处，决不能教条主义和搞形式。
李政道和周恩来的会谈非常投机和融洽。周恩来的热情、诚恳、谦虚、坚毅给李政道留下了非常深刻而美好的印象。5月30日清晨6点钟，同平常一样，具有早起习惯的李政道正在刷牙洗脸。突然，电话铃声响了。
李政道拿起了电话，只听电话里传出标准的北京口音：“您是李政道教授吗？”
“是，我是李政道。”
“李教授，您好！一个小时之后，毛泽东主席要在中南海他的寓所里接见您。请您做好准备，车子马上就到。”
对方的电话放下了，可李政道手里的电话听筒久久没有放下。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是真的吗？”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李政道感到又惊又喜：惊的是，这次回祖国访问讲学，不仅惊动了多病的周恩来总理及各位物理专家，而且连多病的毛泽东主席也要会见他；喜的则是今天终于能够见到毛泽东主席了。
他早就有拜见毛泽东主席的愿望，但他知道毛泽东很忙，又听说毛泽东身体不好，所以打消了这个念头。“嘟嘟嘟！”
传来了敲门声。
李政道迅速打开了房门。一个年轻人很有礼貌地站在门口。“李教授，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啦！”
李政道在这位解放军的引导下坐进了红旗轿车。红旗轿车穿过西长安街，驶进有两个解放军战士站岗的新华门，绕过红墙，再经过安静无人的甬道，驶进了丰泽园。车子停下来了，早在此等候的朱光亚等人迅速迎上来和李政道握手。朱光亚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也是吴大猷先生的学生，他们一起被吴先生推荐到美国留学。朱光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于1950年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北大学任教，1954年调到北京大学参加开办技术物理系，而后又担任原子能研究所应用核物理研究室的副主任，是中国核能技术的开拓者之一。在朱光亚引导下，李政道等人走进毛泽东主席的书房。毛泽东的书房是一个比较大的房间，四周靠墙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上也都堆着书。这个房间看上去，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位学者的住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领袖的会客室。房间里一边摆放着一张简易的木床，另一边则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沙发上都有棕色的布套，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毛泽东主席身旁的茶几上总是放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
李政道教授和朱光亚等人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在两个护理人员的搀扶下站起来迎接客人。毛泽东的脸上露着真挚而慈祥的微笑，紧紧地握住了李政道的手。当毛泽东和李政道握手时，记者迅速地拍下了这一珍贵的镜头。毛泽东没有客套寒暄，开门见山地问李政道：“什么是物理学中的对称？”
李政道回答说：“对称就是‘对比相称’，它本质上是一种静态观念。”
看着年迈的毛泽东主席，李政道很惊讶。毛泽东很忙，并且年事已高，但思维却很清晰，还关心着物理学中的对称。
李政道看着毛泽东，感到眼前这位老人一点也不像一个大国的领袖，倒非常像学校里的教授。他感到他们之间的交谈，像在进行某一学术问题的沟通磋商，而根本不是一次高级会晤。为了证明物理学中的对称，李政道在毛泽东的面前做了一个实验。
李政道看到茶几上放着一些纸张、铅笔，他拿起一张纸和铅笔，把铅笔放在纸张上，然后把纸宽松地折叠起来，先把这纸向毛泽东一边倾斜，然后再向自己这边倾斜。这样，铅笔就在较宽的纸槽里先流动到毛泽东那边，然后又流动到自己这边。同时李政道向毛泽东解释说：“这个实验是在不断运动中的，一刻也没有静止，但从整个运动过程来看则是对称的。”
毛泽东理解后又问李政道：“物理学家能不能根据‘对称’有系统地制订宇宙性的法则？”
李政道很感动。他认识到，毛泽东所关心和思考的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身边的问题，而是无边无际的宇宙问题。
李政道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解释了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在毛泽东和李政道的整个交谈中，他们还谈到了粒子与反粒子的对称关系和这些粒子的创生与湮灭的动力过程。毛泽东很认真地对李政道说，他对物理学很感兴趣，但后悔自己没有时间多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但他还清楚地记得他年轻时读过生物学家汤姆逊所著的那一套《科学大纲》书籍。毛泽东说那套书言简意赅的科学知识至今仍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一个小时过去了，谈话还没有结束的迹象。他们还把话题从自然科学转到社会科学，即人类活动问题上来。
李政道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谈了自己的看法，提出要学习和总结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他还特别提到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毛泽东坦诚地接受了李政道的建议，认为中国的教育必须加强和提高。他高兴地说：“你的建议很好，很值得考虑。”
毛泽东后来采纳了李政道的建议，在科技大学创办了中国少年班，专收十几岁有天赋的学生进行特殊培养。整个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最后毛泽东还是坚持把李政道送到了门口。这是李政道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第二天，李政道一行就要离开北京。在首都机场，李政道意外地发现了毛泽东主席办公厅的同志。这位同志双手送上毛泽东主席赠送给李政道的临别礼物。
李政道打开一看，这正是1923年原版的毛泽东所说的汤姆逊所著的那套《科学大纲》。
3．一片赤诚：各地讲学和高能物理建设
1980年1月5日，在山清水秀、莺啼燕啭的广东从化温泉这个美丽的地方，召开了广州粒子物理理论研讨会。来自美国、英国、西德、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近50位华侨、华裔学者，还有来自香港的学者，以及国内各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的100多位科学家和研究工作者，参加了会议。
李政道和杨振宁都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还被推选为本次会议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参与研究讨论中国粒子物理发展的计划。
李政道在会前还拜见了周培源先生，高兴地说，这次会议是“五代同堂”。继70年代初次回国后，他已是第5次回到祖国。在这次会议上，李政道宣读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作了关于量子色动力学与强子的口袋模型的学术报告。他以自己独特的演讲方式，简明扼要地把听众带到了当今世界物理研究的最前沿，从而使参加会议的人大开眼界。他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科研方面进步非常快。他指出，当时的中国科学研究，国内是主流，国外是支流，他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感到高兴和骄傲。会议结束后，李政道在大陆继续讲学访问。
李政道工作作风十分严谨，一丝不苟。他每天至少要工作5到6个小时，多少年如一日从不间断。他曾说过一句：“研究工作是一种连续不断的事情，你不能计算早晨和黄昏，一天24小时都是你的工作时间。”
李政道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为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讲学。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多讲授课程，他坚持每天讲课3小时，连续7周讲授110个小时。在美国，李政道通常一年中只需要讲授28至30个学时。按此计算，他要用7周时间授完在美国3年内的课程量。每天早晨三四点钟，李政道房间的灯光就亮了。
上午11点前的时间，他总是在搞研究和备课。讲课一般从下午2点钟到5点钟，中间的课间休息找研究生谈话。中午吃饭他总是和学生在一起，利用午餐时间听取意见。在这次讲学期间，除了利用周末到外地去过一次和看过一次电影外，天天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中，就连五一劳动节也照常上课。不管头一天晚上休息多么晚，第二天早晨他总是准时起床。
李政道说：“每天三四点钟起床工作，这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已经变成下意识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不以为奇，更不以为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