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天，在美国生活了19年的杨振宁加入了美国籍。这一决定是经过了几年的犹豫与挣扎之后做出的，但入籍之后仍耿耿于怀，怕父亲到死不会原谅他的抛乡弃国之罪。
1．父子情深
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的中国，国内报纸纷纷报道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这时，在上海华东医院的一间病房里，静静地躺着一位老人，当他听到这一消息时，激动得双眼充满了泪水，他就是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抗战胜利后，清华、北大、南开分别迁回北方原址，西南联大解体了。由于生活的艰辛，杨武之患上了严重的伤寒病，全家只好暂时仍留在昆明。他深感自己的精力已不如从前，十分遗憾地说：“我已经不能像老将黄忠一样上阵提刀，转战沙场了。我的脑力和体力已不允许我再搞数学研究，后半生我只能从事教育，也许能再培养一位世界级的数学家。学校的行政工作我也不会再担任了。”
他身体稍有好转，就到昆明师范学院任职，担任数学系主任。
1948年夏天，杨武之告别了家人，一个人回到了北平清华大学任教。不久，平津战役开始了，北平已被解放军包围。他想北平解放已指日可待，而家人仍在昆明，应尽快把家人接来北平。12月21日他乘飞机离开北平，经上海回到昆明。
1949年春天，杨武之带着全家到了上海，想等上海解放后返回北平工作。全家人等啊盼啊，终于盼来了上海的解放。正当杨武之做好回北平的准备翘首以盼的时候，一纸通知送到了他的手里：他被清华大学解聘了！这一消息使他感到万分失望。不久，杨武之被聘为同济大学数学系教授。
1952年夏天，全国大学进行院系调整，他又进入复旦大学教书。
1954年的冬天，杨武之又一次被病魔击倒了，住进了医院，没想到一住就是三年。现在杨武之听到儿子获奖的消息，感慨万分，感慨之余，不禁想起了年初到日内瓦和儿子见面的情景。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久卧病床的杨武之突然接到儿子振宁的来信，说他最近要到瑞士去讲学，希望父母亲能去日内瓦见上一面。儿子的来信，勾起了杨武之对儿子的思念。是啊，转眼振宁离开祖国已经十几年了，这十几年来，他每天都在盼望着和儿子见面的那一天。杨武之在病床上立即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请求能去瑞士同儿子见面。没想到，周总理很快就做了批示，支持他的这一行动。
就这样，杨武之拖着病体千里迢迢经过莫斯科飞往日内瓦。
在日内瓦，杨武之见到了分别十几年的儿子，还见到了儿媳杜致礼、孙子杨光诺。杨武之显得有点滔滔不绝，他向振宁介绍了新中国的各种新气象、新事物，恨不能把祖国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告诉儿子。
有一天，他听说中国驻日内瓦的领事馆放映电影记录片《厦门大桥》，立即拉上振宁一同去观看。短暂的欢聚就要过去了，杨武之要回国了，振宁专门买了一盆终年盛开的非洲紫罗兰，特意照了相，并在相片上写着：“永开的花是国的象征。”
杨武之临别时，送给儿子和儿媳两句话：“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
这次见面，父亲对祖国的热爱之情，给杨振宁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现在，杨武之仍然躺在病床上，他为儿子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同时盼望儿子在时机成熟时能回到祖国来，用他的话来说是“血汗应该洒在自己的国土上”。
2．加入美国籍
杨振宁虽然身在美国，但他的心灵深处无时无刻不在深深地怀念着自己的祖国，在关心着祖国的一切。这种对祖国的感情，从来没有改变过，从来没有削弱过。
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他都满怀深情地回忆起在中国生活和学习的情景，就是在获诺贝尔奖时的讲演中，还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自豪”。可是，在他离开祖国19个年头后的1964年的春天，他加入了美国籍。作出这一决定，杨振宁思想上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犹豫和斗争的。入籍之后他仍然耿耿于怀，每当想起父亲对他的教诲就感到不安，他知道父亲对他加入美国籍是深为不满的，怕父亲到死都不会原谅他这种抛乡弃国之罪，他多么想向父亲表明自己当时充满矛盾的心情啊！对于加入美国籍，杨振宁后来是这样记述的：1964年春，我入了美国籍。从1945～1964年，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9年，包括了我成年的大部分时光。然而，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我猜想，从大多数国家来的许多移民也都有同类问题。
但是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作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移民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曾一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她近100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和剥削，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却这100多年的历史。我父亲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
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不仅如此，我渐渐知道了华人在美国的早期经历。那是我们的历史，是浸透了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偏见、迫害和杀戮的历史。贝蒂？李？宋(Betty lee Sung)将这一段历史归纳如下：“1878年，特拉基镇的中国人被全部集中起来，赶出了镇。
“1885年，28名华人在怀俄明州石泉镇被无耻屠杀。还有许多人受伤，数以百计的人被驱离家园。
“1886年，俄勒冈州的木屋镇又发生一起野蛮的屠杀。”
玛丽？柯立芝(Mary Coolidge)教授写道：“在克尔尼主义年代美国居然还有华人活着，这真是个奇迹。”
接着，又发生了1892年的吉芮法和1904年、1911年、1912年、1913年及1924年的排华法。这些法律使得在美国的华人社区变成畸形的、与美国社会隔离的、受鄙视的、被剥削的独身男子劳工队伍。我1945年来到美国的时候，情形依然如此。60年代初的一天晚上，我在去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途中乘火车从纽约去帕巧格。夜已经很深了，摇摇晃晃的车厢内空荡荡的。一位老人坐在我身后，我便和他搭起话来。他是浙江人，大约生于1890年前后，旅美已经50余年，有时以洗衣为业，有时给餐馆洗碗碟。他没有结过婚，总是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一间屋子里面。他对人显然十分友善。我心里想，难道这意味着他没有痛与恨？车到贝肖，老人蹒跚地顺着灯光惨淡的过道走到车尾，颤巍巍地下了车。看着他那被岁月压弯了的脊背，我心里充满了悲哀和愤怒。歧视虽然不似早年那样猖獗，但时至今日仍然存在。
1954年底，我的妻子和我交付了数百元作为在普林斯顿附近一个住宅区内定购一所新房子的保证金。几周后业主通知说，他必须把保证金退还我们，因为他担心我们是中国人可能会对他出售住宅不利。我们怒不可遏，去找了律师。律师却劝我们不要起诉，因为他认为我们胜诉的机会是零。诚然，有不少因素使我裹足不前。可是我也知道，美国社会对我很宽待。我来美国是根基很好的学生，是这个社会给了我发挥潜力的机会，我知道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对移民如此宽待。我也认识到，我在这儿的根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往深处扎了。
1961年元月，我在电视里观看肯尼迪就职典礼。罗伯特？弗罗斯特应肯尼迪的邀请上台朗诵他的一首诗。他选了《彻底的礼物》。
当我听到：占有我们尚不为之占有的，被已不再占有的所占有。我们所保留的使我们虚弱，直到发现正是我们自己。我们拒绝给予我们生活的土地，于是在投降中得到了新生。似乎什么东西一直触到了我的心灵。
后来在一本集子里我找到了弗罗斯特的这首诗。它确实很美，很有力量。它在我申请入美国籍的决心里起了一些作用。
杨振宁虽然入了美国籍，但祖国永远在他心中。
在这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他所做的一切，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3．跳出象牙之塔
杨振宁来普林斯顿已经17年了。这17年，是杨振宁事业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他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在他一生的事业中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1965年春天的一天，杨振宁正在紧张地工作，电话铃突然响了。
“喂，你好，杨先生，我是托尔，两天后我去拜访你。”
没等杨振宁多说什么，那边的电话就挂了。第三天，托尔教授果然来了。托尔是研究理论物理的，他的到来使杨振宁万分高兴。刚坐下，托尔教授就急不可耐地说开了：“杨先生，纽约州成立了一所新的大学，叫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我已经接受了校长的职务，即将就任。我想请你到那里去做教授，帮助把石溪建成一所研究气氛浓厚的大学，你肯去吗？”
这个问题来得太突然了，杨振宁一时很难作出回答。
见他没有马上回答，托尔教授只好说：“你考虑考虑吧，我等着你的回音。”
托尔教授走了，杨振宁陷入了沉思……杨振宁认真地考虑了几个星期后，接受了托尔教授的邀请。
1966年夏天，他离开普林斯顿到了石溪。关于离开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任职一事，杨振宁在《读书教学四十年》中是这样写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有名的研究所，是一个最成功的、名副其实的象牙之塔。我在普林斯顿前后17年。那是我一生之中研究工作做得最好的时期。那么，为什么要走出象牙之塔？这个问题，从那时候直到今天，常常有朋友问我。他们问：走出象牙之塔是否后悔？我的回答始终是：不后悔。世界不只有象牙之塔，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事业。比如说建立石溪分校，建立中文大学就是。这些事业的重要，跟象牙之塔的重要是不同的。很难说哪一个更重要。
杨振宁的到来，使托尔教授欣喜万分。他热情地欢迎这位年轻有为的物理学家来这里任职，并很快从纽约州申请了一项特别资金，成立了理论物理研究所，请杨振宁担任首任所长。
杨振宁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他把一些很优秀的物理学者请到所里做教授、研究员或者学生，采购了大量的图书仪器。这个物理研究所在他的努力下轰轰烈烈地办起来了。岁月交替，年复一年，杨振宁的鬓发已渐有霜白，而石溪分校已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青年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