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第三章第二节哪怕做死在无锡，也不能丢脸
接下来的情况，就没有这么顺利了。
施正荣很快面临一个致命的问题，公司虽然已经宣布成立，但股东们的出资掏得并不是很痛快，以至于厂房建设、设备购置也都进展缓慢，甚至很快连员工工资都成了问题。因为那些公司毕竟是被游说过来的，自然带有几分勉强。等到真正让大家掏钱的时候，它们还是要再掂量几分的。
第一笔钱到位后，几乎全部用于购买设备了。资金上的捉襟现肘让当时的施正荣饱尝心酸。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不能够靠吃皇粮，创业初的几百万美元的投资是无锡市政府花了力气给拼凑起来的，很多企业原本并不看好这个项目，只是出于无奈投资进来的。不仅如此，他本人的全部身家也已经押在项目上面了。既然风险共担，投资方又持消极态度，自己已经身无分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不寻求突破，那真的只有死路一条，几百万美元就要打水漂了。
基于这一点，施正荣当时的理念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把生产线建成。所以，在创业的头一年当中，他是一个总工程师，几乎所有生产线的设计，包括图纸都是自己干，每天都工作16个小时以上，累了在桌上趴一会儿，有时候就睡着了，醒过来再继续做。经过不懈的努力，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候，第一条生产线全部调试安装完毕，这条生产线也是当时国内最大的一条10兆瓦的太阳能电池生产线。该线生产的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的转换率达到14%以上，也是施正荣跟董事会承诺的多晶硅电池的转换效率，达到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而产能则相当于之前中国太阳能电池产量4年的总和。当第一台设备在众人的怀疑声中顺利生产时，施正荣第一次看到了别人信任的眼神。一位年轻的老工程师对施正荣说道：“你现在可以扬眉吐气了！”
然而，施正荣还远没有到达扬眉吐气的时候。虽然可以顺利生产了，其他的问题接踵而来。首先就是资金问题，当初投入的资金到此已经全部用完，而此时的尚德，在市场方面根本没有成型，还没有自己的客户，连知名度都没有，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工人的工资发不出。这对于一个创业初期本来人员流动量就很大的企业而言，更加是雪上加霜。“从2002年3月到2004年底，我都带头只拿四分之一工资。我从澳洲带回来的一位博士也走了，这下子更多人都觉得我不行了，连自己带回来的人都跑了。”施正荣这样说道。
为了生存，施正荣曾经让员工把进口的硅棒切割，变成内销的产品。另外，施正荣还动过生产热棒的念头，这是一种借助地热来调节温度的高科技产品，与太阳能电池并不相关。在最艰难的时期，尚德甚至有两个月发不出工资，靠股东担保、银行贷款才渡过难关。一个人民币2万元的工程合同，在建设过程中，款已预支一半的情况下，工程公司员工冲进施正荣的办公室逼债，扬言搬走设备抵款。连清洗公司员工都冲进他的办公室耀武扬威。在设备抵达尚德前的日子里，这样的事情一个星期可能发生好几起。施正荣感到窝囊至极，狠咬一口牙，暗暗发誓：“哪怕做死在无锡，也不能给支持自己的人丢脸。”
在尚德，施正荣最初的“嫡系”创业伙伴有四个人：曾和施正荣在澳大利亚共事五年的张凤鸣博士、澳大利亚人泰德、两位曾经帮助他落户无锡的功臣——杨怀进与徐成荣。2002年至2003年间，这四人相继离开了尚德。2004年，先后离开尚德的张凤鸣、杨怀进、泰德等人又在徐成荣的召集下，与归国的赵建华夫妇共同在扬中创业，组建了现在的南京中电光伏。现在四人都在从事光伏电池行业，成为施正荣的竞争对手。对于他们缘何要离开，个中的细节，我们无法去详细了解，但是我们从施正荣日后的一段话，或者可以看出些什么：“从2003年底到2005年年中，这一年半时间，可以说，我是中国社会大学博士速成。我对中国那些至理名言的理解可以说是入木三分，以前在中学、小学学到的那些成语，原来只是记住了，并没有深刻的理解，现在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天时地利人和’，什么叫‘任重道远’、‘同甘共苦’，什么叫‘颠倒黑白’。”
在最困难的时期，施正荣的嫡系离开了他，这对施正荣的负面影响非常大，包括董事会的一些人，也开始找他谈话。此时的施正荣一肚子委屈，他觉得那些人讲的一些情况严重偏离了事实，对他的个人形象造成了诋毁性的打击，他很想站出来辩解，但还是忍过去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他觉得自己没有必要说太多，说得多了，反倒可能弄巧成拙，你越是辩驳，人家越是怀疑你，说你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倒不如什么都不说，闷头把事情干好，事情真的做好了，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施正荣于是选择了沉默，一肩扛起了大梁。人各有志，强扭的瓜不甜，那么，他也只能走自己的路了。
2002年，尚德亏损近百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