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奏疏，嘉靖已然大怒。这嘉靖皇帝，本来就喜怒无常，近三十年来，又服食了大量丹丸，肝气更旺。看到奏疏说自己身边人都成了间谍，严嵩利用他们掌握自己心思，达到害人目的，自己岂不是“察人不明”，成了被严嵩玩了的木偶，是个昏君么？岂能容得！
不说嘉靖怒，且说严嵩慌神。说白了，杨继盛的“十罪五奸”，多数属实。如何度过这一关，实在大伤脑筋。已经七十三岁的严嵩，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他茫然地翻来覆去读那奏折的副本，竭力想找出点瑕疵，也不知读到第几遍，或问二王”四个字跳入了眼帘。就像即将淹“死的人抓住了救命稻草，严嵩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了。
这“或问二王”是什么意思？就是圣上如果不信严嵩有罪，可召问自己的亲儿子裕王载垕、景王载圳。封建王朝有不少禁区，犯禁就是重罪，边将交结近侍是一条，曾铣、夏言为此莫须有而送命；廷臣交结王子是一条，先与后补皇帝搭上关系，不就是对当今圣上不忠，有二心么？严嵩看到“或问二王”便盘算开了。
严嵩当即晋见嘉靖，轻描淡写地挑唆道：“杨继盛劾臣，臣无怨言，只不知杨继盛与二王是何关系？”这不啻是火上浇油，那不是提前巴结，盼朕早死么？嘉靖立即把杨继盛打入大牢，重点审他与二王的关系。可怜自以为忠君的杨继盛被打得遍体鳞伤，半死不活。刑部侍郎王学益是严嵩党羽，定杨继盛诈传亲王令旨罪，论绞刑。郎中史朝宾认为判重了，与之争辩，被调出京城。尚书何鳌听命于严嵩，论定杨继盛绞刑。
京口人杨继盛确实是条汉子，施行廷杖前，友人送来了蟒蛇胆，说服了它可以壮胆，杨拒绝了，说：“我自己有胆，何足惧哉！”
狱中，杨继盛死而复苏，但身上的创伤都糜烂了。他命狱卒掌灯，敲碎杯子，用碎片刮腐肉，刮到近骨处、筋络粘连的地方，吓得掌灯的狱卒心惊胆战。
杨继盛落得如此下场，严嵩仍不罢休，要杨交代与二王的关系，指使人是谁？杨继盛说：“为国除奸，是臣子本分，何用人来指使？”
看来杨继盛案是深入不下去了，严嵩也无计可施。
在严嵩看来，最好结果是顺势扳倒徐阶。
在整个弹劾风暴中，最沉得住气的是徐阶。杨继盛和张居正一样，都是徐阶看好重点培养的学生，二人都是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的进士。在重点培养的过程中，徐阶发觉这两位高足都不够成熟，尚需慢慢磨练。张居正感到国事糜烂，严嵩的势力正在养成，权奸无法扫除，自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他寄希望于自己的恩师徐阶，但看到的是一个始终小心翼翼的徐阶，觉得太憋气。杨继盛对徐阶也有同感，做官何必如此窝囊，放手一搏，死也图个痛快。
杨继盛要图个痛快的死法，他压根儿没有想到，恩师徐阶差点儿当了陪葬。封建时代讲究的是师门，谁是老师，谁就是靠山，杨继盛弹劾严嵩，谁都会想到背后的指使，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严嵩全力追查指使者，目标也早锁定。但杨继盛有一点好，心中对徐阶的怨气居然也写进了奏本里，指责大学士徐阶蒙陛下破格提拔，乃遇事常常模棱两可，不敢坚持正义，不可不说有负圣恩。
就这句话，嘉靖丝毫不疑徐阶，严嵩也难以穷追猛打，株连政敌。
倒是徐阶，对指斥他的学生并不恼怒，反而努力挽救。徐阶对严嵩说：“杨继盛询问二王，不能证明他与二王有交往。首辅不必太在意。毕竟圣上与二王有父子之情。如果此案波及二王，后果将不堪设想。”严嵩就此收手。
岁判绞刑，但嘉靖不杀杨继盛，且把他在狱中关着。徐阶也不急着救，他要等待机会。
但是有一件事徐阶不肯等，他利用次辅的权力慢慢地布局。严嵩不是拼命捞钱么？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傻。严嵩不是拼命提拔义子干儿打击正直官员么？我能说就说几句，尽量保护，不听也不硬顶。但严嵩能力上最大的盲点就是军事，徐阶就采用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办法，渐渐配备军事将领，包括六部尚书。被徐阶安排为礼部侍郎的欧阳德登上尚书位，兵部侍郎聂豹当上了兵部尚书。根据大明惯例，徐阶可以荫一子，他就上奏朝廷授任徐璠为右府都事。善战的将帅因战争偶然失利被贬，徐阶请奏起用。徐阶想，先对付鞑靼的骚扰，解百姓于倒悬，有了显效，慢慢再来治内吧。
徐阶渐渐展开布局，但不迟不早，他的爱徒张居正此时告病回乡了。这让他感到有点沮丧。在张居正看来，自己的恩师太没有担当。夏言刚愎，严嵩柔奸，柔能克刚，所以夏言失败了。可自己的恩师呢，既不刚，又不柔，倒像一块橡皮，遇到强压，往往压不出声。张居正太年轻，他不知道徐阶的橡皮性格，是身处乱局的最佳选择。橡皮的可贵是遇强压能屈、能退，但决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强压一减就弹回原样。有人说这种性格是滑头，恰恰相反，这正是政治家的风度。失望已极的翰林编修张居正在三十岁时告假养病去了。
接读张居正临走时交给自己的那封信，徐阶苦笑连连。信中说朝中有为大臣能臣“毅然以天下为己任”，有的入内阁不满一年就病逝了。礼部尚书欧阳德“人伦冠冕”，正当发挥作用之时，也病死了。时不我待，正人能臣相继去世，谁能与相公你共举大事呢？信中充满了时不我待的急迫，蕴涵了对徐阶优柔寡断的不满。希望徐阶亮出旗号，丢弃顾虑，与那恶势力公开一搏。五十一岁的大学士拜读三十岁编修的书信，觉得张居正说得都对，但现实是无法实施。在固执己见、颇护己短的嘉靖面前，弹劾严嵩，起来一个，倒掉一个。杨继盛不就摆在眼前吗？张居正劝恩师奋力一搏，不成功就告官回乡做隐士，但在老道的徐阶看来过于天真。严嵩掌权，你与严嵩决裂，还想安然退归林下？年轻人不知深浅，走就走吧，为师的苦心，以后你会明白的。
徐阶的强军措施得到嘉靖支持，在兵部尚书聂豹的配合下逐渐施行，长城一带抵御鞑靼的军事侵扰有了明显的效果。平价粮充裕，粮价抑制了，粮荒消失了；将帅稍有自主权，行动迅速了；军队精悍了，敢于出击了；自守一方，自当一面，不再动辄请求援兵了。总之，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到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间，对鞑靼的几场战争，不再处处挨打，已然胜负参半，形成相持态势。尤其是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蓟镇、山西、宣府、大同几场战争取得了胜利，嘉靖对严嵩、聂豹以下都“升赏有差”。
但是，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日益嚣张。
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正月，倭寇掠抢苏州、松江；二月，倭寇攻松江，县丞刘东阳战死；三月，倭寇又掠苏州、松江，入侵浙江宁波；四月，犯嘉兴，陷嘉善。总之，一年之内，倭患竟达十余次，仅浙江军民被倭寇残害的就达二十余万人，东南沿海告急。
东南沿海特别是浙江、苏州、松江乃朝廷税赋重地，东南沿海如果不保，朝廷财赋就受到威胁，这可是当务之急呀。嘉靖坐不住了，他知道严嵩拿不出什么计策，便召来徐阶问计：“倭贼蹂躏东南沿海，爱卿家乡也深受其害，朕知卿晓畅军事，是剿是和，计将安出？”
徐阶在县学读书时就亲闻家乡父老遭倭寇劫掠的惨状，自然痛恨之极，当下就说：“回陛下，东南诸郡乃国家财赋命脉所在，今蕞尔小丑竟成大患，危及国用。臣以为只有坚决征剿一法，姑息不得，更不可以安抚为名，纵其掳掠！”
徐阶对嘉靖的回话，语中留有伏笔，这伏笔就是杀机，自然是针对严嵩的。徐阶与严嵩并无个人私仇，但他强烈地感觉到，只要严嵩仍在首辅职位，这大明江山就无宁日。细观严嵩入阁以后，除了写青词，谄谀，捞取钱财，重用佞臣，陷害正人君子之外，于国家经济、军事，既无积极建言，又无尺寸之功，反倒是几次误国。俺答兵临北京，严嵩阻止出战；俺答饱掠撤兵，严嵩又阻追击，误国之罪，不可谓不大。对待东南沿海的倭寇，严嵩也毫无良策，相反，倒是从中干扰，致将帅被杀，尤为严重的是，他还重用义子赵文华，主张安抚，致倭贼更加猖獗。徐阶不想置严嵩于死地，却不得不努力把他拉下马来，免得他祸国殃民。而“不可以安抚为名，纵其掳掠”这句话，就是日后拉严嵩下马的伏笔。
倭寇从太祖洪武初就入扰中国，因当时明军强大善战，未酿成大祸。嗣后历代，倭患不息。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时，剿倭重臣其一为右副都御史王忬巡抚福建，王忬重用参将俞大猷、汤克宽，屡建奇功；另一剿倭重臣乃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浙江福建及江南军务，也时有胜绩。可自从严嵩义子时任工部侍郎的赵文华插手，剿倭大局，就分崩离析了。
赵文华向嘉靖提议的剿倭大计说来可笑，竟是“祷祀东海之神镇之”。实在是把剿倭大计当儿戏，简直是见鬼了。但这见鬼的胡搞，竟深得一生中都在弄鬼的嘉靖的嘉许。严嵩大喜，便票拟让赵文华往江南祭东海，更兼“督察沿海军务”，于是，赵文华以钦差名义来到江南。在大发利市的同时，赵文华倾轧官吏，官民被扰，江南就此益无宁日。
赵文华奉旨祭海，又督察沿海军务，上头有严嵩罩着，一路上摆谱显威，做张做智，江南地方官员，想巴结严嵩的，无不千里迎送，大摆宴席，灯红酒绿，昏天黑地，然后一箱一箱的财物，扛上堂来。到一地，玩一地；走一路，卷一票，张狂得可以。凡不想巴结严嵩的，也不敢怠慢，只得忍气恭迎，设席言欢，最后，也不得不送上厚礼。敢顶的江南官员凤毛麟角，可见官场风气之一斑。
欺凌百官，公私告扰，还不算大害，他那大害却是不懂军事，偏要瞎指挥，就像他的义父害死御边大将曾铣一样，害死了一个总督沿海军务的张经。
赵文华来到松江，找了处绝好的地方得胜港，请来道士装神弄鬼，祭了东海之神。在松江赵文华照旧大肆搜刮。他的一举一动，徐阶尽收眼底。祭完东海之后，赵文华便屡催张经出战，进剿倭寇。张经在军事上早有安排，但军机不可泄漏，便回答：“尚未计划定当，不便轻易出战。”赵文华见张经对自己言不从计不听，觉得大损威严，便向嘉靖密告张经“拥兵自重，怯战纵寇”。
殊不知此时张经已经张开了大口袋，准备将偷袭嘉兴的四千倭寇，一举歼灭。当时的态势是四千倭寇接近嘉兴的王江泾，张经外调来广西壮族军队，包括田州瓦氏兵、东蓝兵、那地兵、南丹兵、归顺、思思、东莞兵，分隶总兵俞大猷、游击邹继芳、参将汤克宽分别驻扎在金山卫、闵港、乍浦，只消永顺、保靖调来的兵一到，来个四面合击。张经运筹帷幄，煞费苦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赵文华竟促瓦氏兵出战，壮族士兵不熟悉金山卫的地形，以致首战失利。骁勇善战的瓦氏夫人披发杀出重围，才未全军覆没。
赵文华参张经的奏本递上朝廷不久，永顺、保靖兵到，张经指挥的大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那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四月，先是倭寇三千余众，突袭金山卫，俞大猷率军作殊死战，双方士卒似潮水般，杀声震天，时拥向前，时退向后。这时被封为“女官参将总兵”的田州瓦氏兵统帅瓦氏夫人，匹马突入贼阵，瓦氏兵蜂拥而上，把倭寇杀得鬼哭狼嚎，四散奔逃，首战告捷。继战在四月二十四日，四千余倭寇突袭嘉兴，张经指挥各军与适时合围的永顺、保靖兵一起，形成口袋，把四千倭寇装进了王江泾，壮族士兵与明军一起，发起天崩地裂般的一阵又一阵冲杀，把倭寇杀得抱头鼠窜，一举歼敌三千余。六月，明军与壮族士兵又在陆泾县（今属江苏苏州），杀溃倭三百余人，焚烧贼船三十余艘。王江泾大捷，大张了明军的军威，也杀出了壮族士兵的兵威，江浙沿海传诵着“花瓦家，能杀倭”的民谣。
王江泾大捷大张国威，但是赵文华脸上挂不住了。自己那参奏张经“拥兵自重，怯战纵倭”的奏本不是已送上朝廷了吗，何以自圆其说？严嵩那张老脸也扭曲了，前不久还在嘉靖前说张经的坏话，这场大捷如何奏报啊，真是难煞人也！
其实，说难也不难。严嵩有个颇有计谋的儿子，他们于密室筹划，终于定了一条计策，把王江泾大捷这笔账就记在赵文华名下，严嵩遣密使嘱赵文华先上本奏捷，可称：“张经怯战，赵文华亲自指挥，胡宗宪率军出战，致王江泾大捷，歼倭寇三千余人，张我国威。”
嘉靖接报，开始时也有些疑惑，便问严嵩：“这事爱卿怎么看？”严嵩说：“广西兵到后，张经仍不许出战，苏州、松江百姓都恨死了张经。”
这嘉靖的脑子好像进水了。他想，祭东海是赵文华的主张，这东海也是赵文华代表自己主祭的，莫非东海神庇护，让赵文华立此大功？这么一想，也就释然，立即下旨逮捕张经、汤克宽，任命应天巡抚周珫为兵部侍郎，取代张经。严嵩巴不得如此，立即票拟，于是圣旨下达。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秋审，张经处死。此次张经冤案，严嵩还有一大收获，就是把杨继盛的名字填在张经案被处死的人员中。嘉靖哪能一个个细核名头，朱笔一挥，大明朝又多了一个冤魂。为了一己私利，严嵩毁了抵御俺答的悍将；同样为了一己私利，不顾国家安危，严嵩又毁了剿倭大捷的总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