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七日重庆《新蜀报·十日国际》第十二期，原题为《亦石是真死了吗？》。
亦石，即钱亦石（1889—1938），原名城，字介盘，湖北咸宁人。国际问题专家。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后，任国民党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少将队长。著有《近代中国经济史》、《中国外交史》、《中国政治史讲话》等。
一
钱亦石是死于病，死于伤寒与赤痢，但他事实上是死于战阵，死于国事。
亦石的病是参加战地工作而得的，假使不参加战地工作不至于得那样的病，即使得了那样的病也能早期适当治疗，不至于便死。
想到这层，我对于亦石的死，比起别的朋友来，更有一番沉痛的感觉。因为亦石的挺身参加战地工作是由于我的介绍。
我这样的人为什么不死，而偏偏要死亦石呢？
二
我认识亦石是在北伐战役，革命军打到武昌城下的时候。
那时候他在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重要工作，我们在武昌城下的南湖文科大学前身在清末称“方言学堂”，民国初年为“外国语学校”，后改为“武昌文科大学”。校址在武昌南湖。第一次见面，共同在一个地方工作了几天。他帮了政治部不少的忙，政治部也帮了省党部不少的忙。
在那时的武汉政府时代，我们接触的机会很多，然而在私谊上却很少接触。
我们在私谊上增加了亲密，是在共同在日本亡命的时候。
一九二八年的初头，我们有一段短短的时间同住在日本东京，他很关心我，认为日本危险，不宜久居，要我离开。然而他很顺畅地离开了日本，而我却没有办到。
三
他从日本到苏联，在事前是告诉过我的。
他到了海参崴曾经写过信给我。
他到了莫斯科也曾经写过信给我。
他始终关心着我在日本的安否。
他从苏联回国，第二次又游历日本的时候，也冒着被宪兵和刑士注意的危险，到我住的地方来访问过我好几次。
他总是关心着我的生活，关心着我的安全。
那恳切的友情，现在想起来，都使我的眼睛要生出湿意。
四
芦沟桥事变发生了，我回到中国来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曾经热烈地拥抱过。
张发奎当时在担任浦东的防卫，感觉军队政治工作的必要，要我设法帮他组织政工队，我应允了他。而这政工队的组织，我认为非亦石负责不可，待我向他提出时，他也就应允了。
就这样在淞沪抗战的最高潮中，上海的一群爱国的文化人士便在亦石的领导之下参加了战地工作。
亦石所领导的政工队，是抗战发生以来的第一队，也是政治部复活的第一声。
然而亦石却为这工作的艰苦而得病而牺牲了！亦石也就成为了为抗战而牺牲的文化人中的第一人。
五
亦石之死，实在是国家的一大损失。
别的且不说，单就他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他的知识的渊博，见解的精当，实在是侪辈中的白眉典出《三国志·蜀志·马良传》：“马良字季常，……兄弟五人，并有才名。乡里为之谚曰，‘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称之。”。
数年以来，国际变化波谲云诡，俨然象在播弄着一切的所谓国际问题专家。
每逢一次问题发生，令人首先想起的便是，假使亦石不死呀！
然而亦石死了！为什么象我这样的人不死，而偏偏要死亦石呢？
然而亦石是真正死了吗？
1942年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