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做学生的时代，正是东亚病夫的《孽海花》在《小说林》上陆续刊登的时候，我的哥哥绍之曾对我说这位作者就是曾孟朴先生。
隔了近二十年，我才有认识曾先生的机会。我那时在上海住家，曾先生正在发愿努力翻译法国文学大家嚣俄的戏剧全集。我们相见的次数很少，但他的谦逊虚心，他的奖掖后进的热心，他的勤奋工作，都使我永远不能忘记。
我在民国六年七年之间，曾在《新青年》上和钱玄同先生通信讨论中国新旧的小说；在那些讨论里我们当然提到《孽海花》，但我曾很老实的批评《孽海花》的短处。十年后我见着曾孟朴先生，他从不曾向我辩护此书，也不曾因此减少他待我的好意。
他对我的好意，和他对于我的文学革命主张的热烈的同情，都曾使我十分感动。他给我的信里曾有这样的话：
您本是……国故田园里培养成熟的强苗，在根本上，环境上，看透了文学有改革的必要，独能不顾一切，在遗传的重重罗网里杀出一条血路来，终究得到了多数的同情，引起了青年的狂热。我不佩服你别的，我只佩服你当初这种勇决的精神，比着托尔斯泰弃爵放农身殉主义的精神，有何多让！
这样热烈的同情，从一位自称“时代消磨了色彩的老文人”坦白的表述出来，如何能不使我又感动又感谢呢！
我们知道他这样的热情一部分是因为他要鼓励一个年轻的后辈，大部分是因为他自己也曾发过“文学狂”，也曾发下宏愿要把外国文学的重要作品翻译成中国文，也曾有过“扩大我们文学的旧领域”的雄心。正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梦想改革中国文学的老文人，所以他对于我们一班少年人都抱着热烈的同情，存着绝大的期望。
我最感谢的一件事是我们的短短交谊居然引起了他写给我的那封六千字的自叙传的长信（胡适文存三集，页一一二五——一一三八）。在那信里，他叙述他自己从光绪乙未（一八九五）开始学法文，到戊戌（一八九八）认识了陈季同将军，方才知道西洋文学的源流派别和重要作家的杰作。后来他开办了小说林和宏文馆书店，——我那时候每次走过棋盘街，总感觉这个书店的双名有点奇怪，——他告诉我们，他的原意是要“先就小说上做成个有统系的译述，逐渐推广范围，所以店名定了两个”。他又告诉我们，他曾劝林琴南先生用白话翻译外国的“重要名作”，但林先生听不懂他的劝告。他说：
我在畏卢先生（林纾）身上不能满足我的希望后，从此便不愿和人再谈文学了。
他对于我们的文学革命论十分同情，正是因为我们的主张是比较能够“满足他的希望”的。
但是他的冷眼观察使他对于那个开创时期的新文学“总觉得不十分满足”。他说：
我们在这新辟的文艺之园里巡游了一周，敢说一句话：精致的作品是发现了，只缺少了伟大。
这真是他的老眼无花，一针见血！他指出中国新文艺所以缺乏伟大，不外两个原因：一是懒惰，一是欲速。因为懒惰，所以多数少年作家只肯做那些“用力少而成功易”的小品文和短篇小说。因为欲速，所以他们“一开手便轻蔑了翻译，全力提倡创作”。他很严厉的对我们说：
现在要完成新文学的事业，非力防这两样毛病不可；
欲除这两样毛病，非注重翻译不可。他自己创办真美善书店，用意只是要替中国新文艺补偏救弊，要替它医病，要我们少年人看看他老人家的榜样，不可轻蔑翻译事业，应该努力“把世界已造成的作品，做培养我们创造的源泉”。
我们今日追悼这一位中国新文坛的老先觉，不要忘了他留给我们的遗训！
一九三五，九，十一夜半，在上海新亚饭店
（原栽1935年10月1日《宇宙风》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