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交替之际，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敏感的士人，要么屈服妥协，随波逐流，要么摆脱世俗，追求自然。家住河内山阳（今河南修武县）的嵇康（223-262），以及与他志趣相投的阮籍、山涛、刘伶、王戎、阮咸、向秀七人，“常集于竹林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七贤”高扬“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大旗，摈弃礼俗，倡扬自然，在士林中影响很大，声誉很高。可惜在权势者的高压利诱之下，逐渐分化。只有嵇康始终坚守精神家园，表现了叛逆思想者的尊严人格。
一
《晋书.嵇康传》载：“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怡静寡欲……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同时代人形容嵇康“萧萧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其醉也，傀俄（巍峨）若玉山之将崩”，“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通过各种美好孤洁的事物，描绘了嵇康风度翩翩、气质高雅、学问渊博、超凡脱俗，从外形到内心都透着美的风韵。嵇康性格耿介刚烈，喜欢打铁，锻造铁器，却不受报酬，只有亲友携来鸡酒，才欣然接待，共饮欢谈。他用这种特殊的行为方式，表达自己反虚伪的率真。
嵇康有自知之明，说自己“不识人情，暗于机宜”。他还拿自己和好友阮籍比较，认为阮籍有一种独特的本领，就是躲进醉乡装糊涂。据《晋书.阮籍传》，司马昭想跟阮籍做儿女亲家，阮籍竟能接连大醉六十天，让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而作罢。司马昭的心腹钟会多次问以时政，试探阮籍的态度，想抓住加罪阮籍的借口，但阮籍都以酣醉获免。钱钟书先生曾比较嵇、阮性格的差异，说：“嵇、阮皆为狂士，然阮乃避世之狂，所以免祸；嵇则忤世之狂，故以招祸。……避世佯狂，即属机变，迹似任真，心实饰伪，甘遭诽笑，求免猜疑。忤世之狂则狂狷，狂傲，称心而言，率性而行。”（《管锥编》）说明阮籍的“佯狂”，是老谋深算的“机变”，所以能全身免祸。嵇康则相反，他为人为文都敢于亮出叛逆世俗礼教的特立独行，而且锋芒毕露。他写《太师箴》，揭露司马氏集团握兵擅权，肆行威虐，迫害贤士，现在大权在握，似乎安若山岳，但最终难逃崩溃。这是何等犀利的讨伐！
嵇康这些活动，发生在曹魏政权落到司马氏手中之际。“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曹魏皇帝成了傀儡，司马昭对敢于反抗者，采取“格杀勿论”的肉体消灭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竹林七贤”开始分化。山涛、王戎被司马昭纳入囊中，当了官。阮籍佯狂了一阵，顶不住高压，进入司马昭的幕府，为他起草文书。刘伶和阮咸也先后出仕。追随嵇康的朋友，只剩下向秀一人。嵇康是曹操的孙女婿，封中散大夫，自然站在司马昭的对立面。但嵇康是大名士，司马昭出于政治需要拉拢他。是违心事敌，还是飘然远举？是随遇而安，还是奋起抗争？耿介刚烈的嵇康选择了后者。性格决定命运，嵇康的性格终于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二
钟会是一个城府很深，却有点学问的政客型的士人。他写了一本著作，请嵇康审阅，想得到嵇康的肯定，从而抬高自己的身价。此举也是司马昭对嵇康的试探。嵇康冷冷地拿过钟会的书，一言不发，丢进打铁的炉火，付之一炬。
钟会碰了一鼻子灰，他隐忍了。也许他猜想这是嵇康摆名士架子。为了表示“诚意”，过些时候，钟会再访，带了许多扈从，排场很大，炫耀自己有后台，也向嵇康表示自己给足了他面子。嵇康正在大树下打铁，向秀在旁边拉风箱。嵇康见钟会又来了，挥动铁锤，不断地锻打，完全不搭理愣在一旁的钟会。僵持很久，钟会悻悻地准备离去。嵇康冷不丁冒出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一流传后世的著名问答，实际上是双方各自亮相的“潜台词”。嵇康的“潜台词”是：“我的态度，你该看见了吧！”钟会的“潜台词”是：“你的不合作，我领教了。有你的好果子吃的，你瞧着吧！”
为了避祸，嵇康离家出走，到太行山一带隐居，与道士孙登关系密切。嵇康虽身居深山，却未能忘怀世事。孙登理解嵇康执著的道德情怀，以为他无法做到和光同尘、苟全性命于乱世，所以叹息说：“子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事态的发展，果不出孙登所料。就在两年之后，嵇康过去的朋友山涛，在司马昭手下从吏部选曹郎提升为从事中郎，山涛也许是出于好意，向朝廷推荐嵇康接替继任吏部选曹郎，官阶六品，级别不算高，但负责县以上官员的选拔任用，实权很大，许多人趋之若鹜。而嵇康却视若粪土，写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说自己有“必不堪者七（有七种情况必不可忍），甚不可者二（两件事难以为人认可）”，所谓“七不堪”，主要是自由散漫，率性而行惯了，无法勉强办理公事，应酬官场，迎往送来，交接俗人。所谓“甚不可者二”，第一件不可的事，是常常非难商汤王、周武王夺取天下，鄙薄被世人视为圣贤的周公、孔子，如果做官而不停止这种议论，那显然为礼教所不容。第二件不可的事，是性情倔强，嫉恶如仇，直言不讳，一触即发。这九种毛病，即便不遭外来的灾难，也会有内在的毛病发生，这叫自己怎能长久地生活在人间呢？这些话，实际上是“指桑骂槐”，拒绝与司马昭合作。进而表明自己“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信的最后说：“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意思是写这封信既是为了摆脱你对我的推荐，也是用来告别的。
三
嵇康的绝交书，特别是“非汤武而薄周孔”一句，触到了司马昭的痛处，因为司马昭篡夺曹魏政权，正是打着“汤、武”的旗号，假借“周、孔”的礼教。钟会乘机挑拨，说嵇康是不肯合作、能量很大的“卧龙”，又离经叛道，必须除掉，天下才会太平。司马昭早就想杀嵇康，有了钟会提出的借口，便以“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乱群惑众”的罪名，于262年处决嵇康。
嵇康被押到洛阳东市临刑时，太学生三千人聚会请愿，免杀嵇康，并要求拜他为师，足见嵇康在正直士人心中的声望和感召力。这当然犯了司马昭的大忌而不被允许。嵇康镇静地回头看看太阳的投影，要了一把琴，弹起了他心爱的《广陵散》。嵇康叹息说：“过去有人要向我学《广陵散》，我吝惜而不肯，从今《广陵散》将成绝唱了。”嵇康死时，年仅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
《广陵散》的内容，反映的是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所载的聂政为报友人严仲子知遇之恩，而刺杀严的仇人韩相侠累的故事。聂政杀死侠累后怕连累家人，毁容自杀暴尸刑场。韩国悬赏千金，以辨认刺客。聂政的姐姐心知弟之所为，甘冒杀身之险到刑场扶尸痛哭，过哀而死。这种疾恶如仇、奋不顾身的侠义精神，嵇康十分赞赏，所以临终再弹此曲。
这就是嵇康这位叛逆者尊严之死留给人们的永恒记忆。“顾视日影，索琴弹之”的从容淡定，彰显了视死如归的殉道精神；《广陵散》时而幽怨悲凉，时而慷慨激越的旋律，透露出壮志难酬的千古遗恨。这曾经使多少仁人志士为之怀想、为之动容啊！
四
嵇康绝不会想到，在他身后一千六百多年，会遇到鲁迅这样的大文豪成为“千古知音”。鲁迅先生对魏晋士人有一种特别的关注，于嵇康更是情有独钟。1913年到1933年，鲁迅校勘《嵇康集》九次，费时长达二十二年。在他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校勘《嵇康集》是花费时间最久、心血最多的一项工作。
鲁迅的“嵇康情结”，源于他和嵇康都是旧礼教的叛逆者，对假、恶、丑都怀有强烈的憎恨和批判精神。鲁迅评价“嵇康的论文……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激赏嵇康那种冲破一切束缚、自由发挥真情实感的特立独行的尊严人格。从鲁迅的一些著作，可以看出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借嵇康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
鲁迅和嵇康都处于政治斗争激烈的乱世。嵇康目睹魏晋易代的险恶；鲁迅经历了袁世凯篡权窃国，北洋军阀互相杀伐，蒋介石背叛革命、专制独裁的黑暗。鲁迅的诗——“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可以说是穿越历史、两个时代的共同写照。“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则反映了鲁迅和嵇康的共同感受。
魏晋时代，孔融、杨修、嵇康等精英人物人头落地；鲁迅也“忍看朋辈成新鬼”，被刘和珍、柔石、胡也频等烈士的鲜血淤塞心头。鲁迅写《为了忘却的记念》，便是以嵇康之死来隐喻“龙华五烈士”的遇害，这篇文章里说：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向子期，即嵇康的友好向秀。嵇康刚死，他便被“推荐”强制入仕。在去洛阳上任的路上，他特地绕道去嵇康故居，睹物怀人，写下了《思旧赋》，发自肺腑的哀悼，表达了对亡友深切的思念。赋很短，很含蓄，如鲁迅说的“刚开头却又煞了尾”。在那种严重的恐怖气氛下，绕道去才被杀头的嵇康故居，本身就是一种冒险的行动，所以只能“含不尽之意于言外”，鲁迅自己也正有“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的痛感，于是便产生“懂得了”的共鸣。
嵇康的文化人格，感染了鲁迅，仿佛黑暗王国的闪电雷鸣，在鲁迅的作品里显现出亮点并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