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审美角度看，旅游是文化创造、继承和传播的一种方式。中国旅游史上，留下若干意义深远的煌煌巨篇，如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开拓了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玄奘西涉印度，鉴真东渡日本，增进了中外文化交流等。
对我来说，更为感动难忘的，恐怕要算司马迁（前145-前90？）和李白（701-762）的文化之旅了。
司马迁：文化之旅是《史记》的源头活水
提到司马迁，人们立即会想起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宕，颇有奇气。”他指出《史记》有一种气势恢宏、奇丽感人的色彩和情调，而这种风格的源泉之一，便是“周览四海”、“交游豪俊”。
司马迁的漫游，不是即兴式的消闲娱乐，而是有自觉性和目的性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位资深的官方史学家，长期担任太史令。他深感作《春秋》的孔子死后四百多年，到汉初四海统一，很有必要把这段历史记载下来，可是他没有来得及做这件事，便去世了。司马谈临终嘱咐司马迁子承父业，实现遗愿。这个家世背景，说明司马迁的旅游，如同古人倡导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样，把历史著作建立在足够的书面资料和亲见、亲闻、亲历的历史事件考察访问基础之上。
根据现有资料，可以把司马迁的行踪大致概述如下：司马迁二十岁从京师长安起程，到长沙，访问了屈原自沉的汨罗江，感伤而凄然流涕，想见屈原的为人。他从长沙溯沅江，考察了传说中帝舜南巡，死葬九嶷山以及潇湘二妃凄美的故事；再沿长江东南行登会稽（今浙江绍兴），传说大禹治水时在这里会诸侯记功。司马迁再渡长江北上到淮阴，这里是大名鼎鼎的韩信故乡和封侯之地，从父老口中，听到不少关于韩信的动人事迹。而后，他过淮水，到达春秋时鲁国都城曲阜，参观了孔子的陵墓、庙堂、车服、礼器，亲见孔子遗风，儒生习礼，低回留恋，不忍离去。司马迁感叹说：“天下君王贤人多的是，活着荣耀显赫，死后销声匿迹。孔子以一介布衣，学说留传十几代，为世人尊奉，从天子诸侯起，谈古代文化，都要参照孔子思想做标准，孔夫子可谓至高无上的圣人了。”这次游历，司马迁还着重考察了楚汉对峙的必争之地，也是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汉高祖刘邦和丞相萧何、曹参起义之地的沛县，信陵君魏无忌策划抗秦救赵的魏国都城大梁。司马迁绕了一大圈，回到长安。
时隔十多年，汉武帝派司马迁到巴蜀、南越（今川、滇）等西南地区视察、慰问。以后司马迁随从汉武帝到山东泰山举行拜祭天地的封禅礼，还巡行碣石（今河北昌黎县）、辽西（今辽宁义县）、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有机会放眼长城内外，领略北国风光。
司马迁时空漫长辽阔的游历，是壮举，也是创举。他踪迹遍及祖国的南北西东，接触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感受各地的民情风俗，开阔了眼界，扩大了胸襟，这些对于司马迁历史观中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司马迁的漫游阅历，使他接触了百姓，他的思想感情与人民是相通的。他又发扬了前辈史官不惜杀身、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这些因素体现在《史记》的一个最大特点，便是忠实于客观事实，亦即“实录”，“不虚美，不隐恶”。写刘邦，既不抹杀他结束楚汉相争，建立统一国家的作用；也敢于揭露他虚伪、狡诈、无赖的嘴脸。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说了几句公道话，被惹怒了的汉武帝处以腐刑，身心受到极大的打击和痛苦。即使这样，他也没有手软，而是旁敲侧击，流露了对当今皇上残暴统治的悲愤和厌恶情绪。《酷吏列传》写了十个残暴的恶官，全出在汉朝，其中九个是汉武帝任用的。这些酷吏“执法”，完全看武帝眼色行事，有的竟公开声称：“三尺安在哉！前帝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皇帝的话便是法律，是酷吏凭以恣意杀人的依凭，以致有的地方，一日“竟杀四百余人，郡中不寒而栗”；有的地方，大举屠杀，“流血十余里”。对这些屠夫，“上（汉武帝）以为能”，亲信倚重。这充分说明武帝本身就残暴刻薄。
与刘邦、刘彻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司马迁笔下的项羽。对这位英雄的悲剧，司马迁倾注了深深的同情与惋惜。他写项羽，当然一以贯之地遵循“实录”原则，不回避项羽政治上短见，刚愎自用、杀降屠城等等，甚至批判他只懂武力打天下，而且至死不悟，说什么“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这是很荒谬的。但主要的，司马迁着力刻画了项羽的讲道德、重感情的人格魅力。例如“鸿门宴”，其时项刘兵力对比悬殊，项羽要除掉刘邦易如反掌。他的智囊范增布置“项庄舞剑”，多次向项羽使眼色，暗示他下决心动手，可是项羽“默然不应”。这种明人不做暗事、不怕放虎归山的磊落气概，司马迁是欣赏的。及至“垓下之围”，项羽“四面楚歌”，危在旦夕，好心的乌江亭长驾船等候，劝他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羽宁肯尊严地死，决不屈辱苟活。他谢绝了亭长，说：“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不独愧于心乎？”从容赴死前，项羽诀别深爱的美人与战马，流露了高贵的人性美与人情味。这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铁汉，泪流满面地唱起了“虞兮虞兮奈若何”的哀歌。他把伴他出生入死的战马送给了乌江亭长说：“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在人生的最后一幕，人们看到的似乎不是曾经杀人如麻的西楚霸王，而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一个完美的殉情殉道者。司马迁饱蘸着心灵的血泪写出的项羽，引起了后人广泛的共鸣，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李清照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司马迁漫游各地，广泛接触了游侠、刺客、策士、隐士、医生、商贩、卜者等底层社会的平民百姓，写出了体现在他们身上的优良品质。如《游侠列传》中司马迁盛赞朱家、郭解等：“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厄。既以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不伐其德。”这就是说，游侠是很讲义气、很有道德、很讲诚信的。他们扶危救困，打抱不平，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对于这些值得称道的事，游侠却从不居功自傲，炫耀自己的才能和德行。类似这样的“小人物”，司马迁很注意发掘，予以生动的刻画，把他们和帝王将相一起写进了历史。可以设想，只记帝王将相家谱式的事件，而没有活跃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众多“小人物”，历史将会显得苍白和干巴巴。就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站在了他那个时代的思想高峰。
司马迁深入民间的游历，在与各地父老兄弟的沟通中，收集了广泛流传于社会生活中的谚语、俗语、歌谣，这些活的口头语言，往往凝结着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包含着某些哲理，因而富有表现力和启发性。例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令智昏”、“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等等。司马迁运用语言，力避古奥艰涩，注意畅晓明白，刻画人物的语言则吻合其性格，闻其声而知其人。司马迁努力做到语言的规范化、通俗化，说明他清醒地认识到著作只有让人读懂，才能发挥作用。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经过司马迁的精心锤炼，提升到了更加准确、鲜明、生动的新水平，成为后世文史创作的典范。
李白：“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向名山游”
司马迁与李白，一个史学宗师，一个诗坛巨匠，如果要找他们之间的可比性，这就是他俩都经历了漫长的内涵丰富的文化之旅。而他们的文化之旅，又同中有异：司马迁的游历，带有任务目的，是求真的，现实主义的；李白则是自由自在，是审美的，浪漫主义的。
李白的青少年在四川故乡度过，曾刻苦攻读诸子百家典籍，有很好的文化修养。他兴趣广泛，精剑术，善弹琴，诗酒放歌，高谈雄辩，是一个风度翩翩的英豪之士。李白的思想相当复杂：一方面接受了儒家“兼善天下”、“济苍生”、“安社稷”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欣赏老庄清静无为，遗世独立，追求绝对自由，蔑视世俗、礼教，甚至流露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但他的主导思想，乃是积极入世。他志存高远，以当世之务自负，“想一举而至卿相”，“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二十五岁时，他的政治抱负和生活理想已经确立，渴望到祖国的广阔天地中去施展抱负。多年来徜徉于巴山蜀水而培养起来的对大自然的热爱，也驱使他到祖国各地观光览胜。如他自己所说的：“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