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在《岳阳楼记》所说的道德箴言，启示、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他们服赝的座右铭。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宋代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资治通鉴》评价：“仲淹少有大志，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慼，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创之。”说明范仲淹少年时就志存高远，胸怀天下，不以个人贵贱穷通为念。他的“先忧后乐”的道德情怀和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精神，开启了有宋一代士人崇尚气节的风气。他的一生有许多生动的值得称道的故事。
“划粥割齑”少年励志
范仲淹两岁，当小官的父亲逝世，母亲寡贫无依，改嫁到山东省长县朱家，继父对他不薄，但范仲淹自小就独立性强，在附近长白山的醴泉寺寄宿读书，晨夕之间，讽诵不辍。他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凝结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菜调些醋汁，将就吃下，继续苦读，留下了“划粥割齑”的美谈。
1011年，二十三岁的范仲淹来到睢阳应天府书院。应天府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藏书丰富，聚集了许多精英人物可作良师益友，学院免费，更是经济拮据的范仲淹求之不得的。“少有大志”的范仲淹继续清贫苦读。与他同舍的一位贵公子见他终年吃粥，赠以美食，他竟一口不尝，任其霉变。那位贵公子很不理解，范仲淹长揖致谢，说：“我已安于划粥割齑的生活，一旦享受美餐，日后就咽不下冷粥腌菜了。”他还就这件事，写诗给同学晏殊（北宋著名诗人，后官至宰相）：“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期恨即消。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表明自己像孔子的好学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虽然物质生活匮乏，但寄乐趣于“慨然有志于天下”的精神追求之中。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爱民、惠民的德政
1015年，范仲淹中进士，开始了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他曾做过泰州、楚州、陈州、睦州、饶州、润州、越州、苏州、延州、耀州、彬州、邓州、青州等地的地方官，每到一地，都致力于人民福祉，展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治理念。
1021年，三十二岁的范仲淹调任泰州盐仓监官，职责是监督淮盐储运、转销，这原是闲差，但范仲淹却不愿闲适，而力求为百姓干好事实事。他深入调查踏勘，发现海堤多年失修，坍圮破败，盐场亭灶失去屏障，农田民宅受海涛威胁。大海涨潮，水淹泰州城下，灾民流离，租赋受损。范仲淹上书痛陈海堤利害，建议在长江北岸修建一道坚固的海堤塘堰。朝廷调范任兴化县令，全面负责修堤治堰。范仲淹率领四万民夫，奔赴工地。开工不久，遇暴风雪，大海潮吞噬了百余民夫的性命，一些迷信的官员说是触犯天怒，主张立即停工。范仲淹临危不惧，坚持筑堤之役。大风卷浪涛汹涌冲来，兵民退避，官吏失措，范仲淹站在水中，巍然不动，安定众心，终于修成了绵延数百里的堤堰，横亘海滨，保障了盐场农田生产，流民重返家园。百姓管海堤叫“范公堤”，兴化县衙留有祭祀范仲淹的“范公祠”遗址。
据沈括《梦溪笔谈》载：范仲淹晚年主政浙西，遇大灾年，饿殍枕路，富有政治智慧的范仲淹，实行了救灾的新模式。杭州一带喜爱竞渡（划船比赛），烧香拜佛，范仲淹顺应民俗，因势利导。他鼓励民众竞渡，地方官带头在西湖上游览宴饮，百姓争相仿效，空巷出游。范仲淹又招集各佛寺的住持，告诉他们荒年工价非常便宜，可以大兴土木，修缮寺庙。与此同时，还每天召募几千民夫兴建粮仓官舍。监察官上奏弹劾，说杭州不办赈灾事务，反而“嬉游不节，公私兴造，伤耗民力”。范仲淹上书答辩：“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就是说，游乐、兴造，是为了动员民间富余资金，拉动市场需求，每天提供几万个就业机会，赈灾事务，没有比这更好、收效更大的了。沈括评说：“是岁两浙，唯杭州安然，民不流徙，皆文正（范仲淹，谥文正）之惠也。”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范仲淹在历任高官之后，把多年节约的俸禄、赏赐全部用来建立“慈善基金”——购买扶危济困的“义田”。这种“义田”，都是近郊丰稔的好地，达千亩之多。他委托贤能公正的族人管理，按照规章实施。贫困的族人，每天发米一升，一年衣服一件。嫁女儿的资助五十贯钱，再嫁的减为三十贯。娶妻的，资助三十贯，再娶的，减为十五贯。葬丧，资助十五贯；幼者夭折，资助十贯。全族聚居九十多人，从每年收获中供给稻谷八百斛，收支相抵，绰绰有余。族人当官，则停止供应。尽管范仲淹救助的对象，局限于族人，但他已经竭尽全力，自己却一生清贫，死的时候，连装殓遗体、办理丧事的钱都没有。他留给儿子的“遗产”，只是救助贫困、养活族人的道义和责任。以上事迹收入《古文观止》的钱公辅所撰《义田记》有详细的叙述。钱公辅在文章里慨叹，世上位居三公、享禄万钟者，豪宅华车，妻妾成群，仅供一己独享；族人连门都进不去，更不必说贫困贤者了。较之范仲淹，他们真可以说是罪人。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当京官刚正敢言
1028年，三十九岁的范仲淹受到晏殊推荐，任秘书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校勘整理，属文学侍从一类，官阶不高，但能接近皇帝，预闻机密。这时，宋仁宗已二十岁，但朝政取决于六十多岁的刘太后。范仲淹认为这不符合皇家体制，上奏清刘太后撤帘罢政，交权于仁宗。晏殊大惊，责备范仲淹轻狂，难道不怕连累推荐者吗？范仲淹一向敬重晏殊，这次却不肯让步，答辩说：“我正是因为受到你的推荐，常怕不能尽职，让你难堪，不料竟因我直言进谏反而受你的责怪。”晏殊无言以对。结果朝廷还是谪贬范仲淹外任河东府（今山西省永济市）通判。三年后，刘太后死，宋仁宗调范仲淹回京，任右司谏，以言官身份，上书进谏更是名正言顺了。
1033年，东京、江淮大旱，又闹蝗灾，为安定人心，范仲淹奏请仁宗速派人赈灾，仁宗未回应。范仲淹当面问仁宗：“宫中半天不进食，会怎么样？现今几个州遭灾，民众挨饿，岂能不救？”仁宗省悟，派范仲淹安抚江、淮。他带回灾民充饥的野草，送给仁宗和后宫眷属，劝诫皇家戒奢从俭，体恤时艰。刚正不阿的范仲淹，坚持和邪恶势力斗争。宰相吕夷简是一个善弄权术的风派人物。刘太后在世时，他巴结逢迎；太后一死又说她坏话，狡诈行径，被郭皇后揭穿，吕夷简罢相。可是吕夷简宫中关系盘根错节，他勾结仁宗宠信的太监、妃嫔，诋毁郭皇后，挑唆仁宗废掉她。仁宗旨废郭皇后，明令百官禁议此事，吕夷简重登相位。范仲淹与御史台官求见仁宗，无人理睬，隔着殿门高呼：“皇后被废，为何不准台谏进言？”因而获咎，再度贬任睦州（今浙江建德）。范仲淹赋诗“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骚人”、“轲意正迂阔，悠然万钟轻”，表明自己不怕像屈原那样被贬谪，甘愿学孟子执著正义而抛弃高官厚禄。
过了几年，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州，治水有功，再调回京师天章阁待制兼开封府知府。范仲淹觉察吕夷简滥用私人，朝政腐败，经过调查，写了《百官图》，面交仁宗，进谏说：“选用官吏，要按法制，皇上应当明白官吏升降的程序，不宜把权全委给宰相。”还指着《百官图》上的官吏名字，说明某些人的晋升符合程序，公平合理；某些人的任命不合程序，徇私枉法。吕夷简更加忌恨范仲淹，攻击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三度把范仲淹贬到饶州。范仲淹的朋友、诗人梅尧臣写了一首《灵鸟赋》寄他，大意说，你在朝中屡次直言，却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愿你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吃喝之外，只管翱翔高飞。范仲淹立即回诗：“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八个字掷地有声，凸现了范仲淹历经三起三落，依然坚持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
“将军白发征夫泪”：为国戍边
1038年，甘州、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张掖一带）的党项族首领元昊建立西夏王国，称帝，调集十万大军侵犯延州（今延安），数百里边境受到掳掠或侵占。仁宗命夏竦为主帅，韩琦、范仲淹为副帅，率师抗击。当时，在战略指导思想上，韩琦和范仲淹之间有分歧。韩琦低估西夏军事力量，激于爱国义愤，主张集中各路兵力，大举出击。而范仲淹经过实地考察，发现宋军官兵战阵、后勤、防御多有弊端，主张积极的战略防御，先加强军事训练，构筑边防工事，加强后勤保障，待时机成熟，方可出战。夏竦派韩琦和参谋人员尹洙回京面奏仁宗，仁宗批准韩琦的方案。尹洙请范仲淹同时发兵，范仲淹与韩、尹虽为至交，但认为不可冒进，坚持不从。尹洙不理解，慨然叹息：“将帅应把生死置之度外，你区区过慎，看来不及韩公。”范仲淹回答：“大军一发，几万条生命都悬在统帅手里，置之度外的观点，我不知高在哪里！”
韩琦固执己见，派大将任福率大军出击，追敌至六盘山下，遭遇埋伏，十六名将士殉难，万余士兵阵亡。韩琦大败而回，路遇死者家属哭喊亲人姓名，祈祷亡魂归来，见此惨状，痛悔莫及。
严酷的事实教训了宋军，在范仲淹的主导下，采取积极的战略防御措施，裁汰疲弱兵将，从士兵和下级军官中识拨勇猛将领，严格训练，安抚团结毗邻少数民族，在边境构筑起纵横城堡相边呼应的坚固防御体系。西夏军中传说：“小范老子胸中自有十万甲兵。”范仲淹的军事谋略震慑敌胆，西夏不敢轻举妄动。
转眼夏去秋来，大雁阵阵南飞，范仲淹百感交集，写下了“苍凉悲劲，慷慨生哀”（彭孙通《金粟词话》）的著名词作《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燕然”一句，出自《后汉书.窦宪传》：窦宪率汉军出塞外三千里，追击匈奴，到达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勒石记功，凯旋。范仲淹久历军旅，未了边事。举目四望，只见长烟落日，遍地寒霜；听到的，尽是悠悠羌笛，凄厉号角。范仲淹抚摸苍苍白发，夜不能寐，想起战士们暗落思乡之泪，不禁难以抑制将军、战士共同的爱国戍边和渴望和平的感情。
经过范仲淹、韩琦等艰苦努力，宋和西夏双方达成和议，消除了西部边境战事。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整顿吏治的改革
宋朝与辽、西夏长期交战，军费开支巨大；兼之重文轻武，“高薪养廉”，冗员多，冗费大，造成国库空虚、积弱积贫的局面。宋仁宗为了挽回颓势，对朝廷领导要员进行了大改组，撤掉吕夷简、夏竦的军政大权，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韩琦、富弼为枢密院副使（最高军事副长官），欧阳修、蔡襄等为谏官。这些人都是贤良忠贞的一时之选。仁宗敦促范仲淹等尽快拿出改革政事的办法。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这十条是：一、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贡举。四、择长官。五、均公田。六、厚农桑。七、修武备。八、减徭役。九、覃恩信。十、重命令。他提出系统的改革方案。仁宗立即采纳，并以诏令的方式予以具体化，颁布实施，史称“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的核心是整顿吏治。所谓“明黜陟”，就是要改掉用人论资排辈而不论德才、政绩的陈规，强调官吏的任免、升降要严格考核。“抑侥幸”，就是要限制对高官的“恩荫”（让高官子弟沐恩出仕），防止纨绔子弟无功受禄、结党营私。“精贡举”，就是要改革科举考试内容，由原来的重诗赋改为重时事政治策论，借以选拔治国人才。“择长官”，就是要改变州、县地方政官冗滥的局面，强调经过推荐、考核、审查的程序，严加选择，范仲淹还派得力的监察人员到各地考察，发现作奸犯科、贪污腐败或庸庸碌碌的无能之辈，一经查实，立即撤换。据史书载：范仲淹一手拿官吏名录，一手持笔勾销被撤免官员的名字。富弼说：“你大笔一勾，就有一家人要哭。”范仲淹斩钉截铁地回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庆历新政”的矛盾，主要针对权贵集团，权贵集团绝不会放弃既得利益，而必然强烈反对。权贵集团不惜使用阴谋，炮制伪证，诬陷富弼等力主改革的官员涉嫌架空皇帝，擅揽大权，并牵连到范仲淹。仁宗虽不相信，富弼也据理申辩，但一时难以澄清。仁宗作为皇帝，本质上是以权贵集团作为统治基础的。祖宗成法也桎梏他改革的步伐，他由动摇而退却，终于诏令废止他先前同样以诏令形式颁布的改革措施。只施行了一年多的“庆历新政”夭折了。权贵集团弹冠相庆。范仲淹、富弼等见大势已去，主动辞职，请求外放。
1052年，垂暮之年的范仲淹病死，走完了他六十四年的人生历程。
哲人已逝，风范长存。范仲淹以他毕生践行“先忧后乐”的高风亮节，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精神，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