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已去，悲哭之后，活人应该继续庸常地过活。王仁美死去不久，蝌蚪再娶，后将妻女接到北京，像蚂蚁搬碎米一般，战战兢兢、勤勤恳恳地花费几十年光阴努力提高着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总算混成人样，成为一名戏剧家。已过中年的蝌蚪携妻返乡的行为，并没有赎罪的初衷，只是因为在大城市倍感压迫，回到算是自己地盘的家乡，心气更壮一些而已。在某种意义上，蝌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懦弱，自私，实际，虽不乏同情心，但恐惧为道义所累，背负过多负担。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曾下过这样的定义：“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表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
知识分子这么做时根据的是普遍的原则：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无意地违犯这些标准的行为。”蝌蚪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的声音和观点主要是通过戏剧来表明和传达。但他显然是怯懦优柔的，即使是在尽可隐讳曲笔的虚构性的戏剧中，他也早已做好把话剧中所涉的真实人物、地名改装易容的准备，以避免可能的争议和麻烦。
实际行动上的无所作为，文字意义上的虚伪忏悔，蝌蚪的赎罪可谓苍白乏力。但罪孽不曾因为我们刻意的淡忘和漠视而消失，它悖论般地因赎罪衍生出新的黑暗幽灵。
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们之间是不会联合起来的。他们彼此的怜悯、友爱和团结，只是良善而单纯的幻想和少不更事的愿望。作为同样承受过计划生育政策下个人悲剧的蝌蚪，他的同情最终没有在代孕的陈眉这一边。他恐惧的是“乱伦”带来的伦理的失常，忧心的是来自组织、社会舆论的压力。同学李手一针见血指出了蝌蚪的迂腐不堪和“皮袍下的小”：“老兄，组织没那么多闲心管你这事，你以为你是谁？不就写过几部没人看的破话剧么？你以为你是皇亲国戚？生了儿子就要举国同庆？”于是，蝌蚪的忧虑很快在补偿早年失子的遗恨和“这个孩子是个生命，我不能再次扼杀”的念头中淡化了。
陈眉是《蛙》中最纯洁无辜却饱受重重苦难的人物。她性情中的高贵、贞洁、孝顺和母性象征着民间伦理中最坚实和美好的部分。被人追捕的陈眉抱着亲生子冲进了拍摄民国戏的现场。她哀哀下跪，认为古老的道德、正义可以拯救她，还她一个公道。但她却不知她面对的只是一位现代职业演员。他受雇于人，拿人钱财，做雇主要求之事。金钱和私欲收买和毁灭了一切古老的道德。惩恶扬善成为电视荧屏上廉价的娱乐。
谁来审判道德上的罪恶？无人来审判。混沌的时代，更多的是对神圣的戏仿。何其讽刺，何其悲痛！最终，蝌蚪也加入了审判，他“戳了一下小狮子，示意她将孩子交给高梦九”。蝌蚪亲自参与、制造并见证了陈眉的悲剧。他也从一位“受害者”，成为同谋者，成为罪人。
如果说蝌蚪失子的悲剧归咎于历史发展巨轮一往直前、不容阻碍的冷酷和无情。或是归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逻辑。正如在蝌蚪生活的村落中，人们都以身体部位和器官等来给孩子命名一样。王胆、李手、陈眉……所有的人都如破碎的皮肉，卑微、苟活在混沌的宇宙中。
这或许是村民在潜意识中早已洞察到天道的无情和冷酷，并谦卑地接受了渺小如尘土、脆弱如块肉的宿命？那么，默认并接受陈眉为其代孕生子则是人性深处自私和弱肉强食、倚强凌弱的本性使然。“我想起了自己童年时，甚至在成年之后还玩过的恶作剧：将那种青色的或者绿色的虫子，用图钉或者棘刺，将它们的尾巴扎在地上或墙上，然后看它们挣扎，看它们想爬行逃命的意识与不听指挥的身体如何搏斗。当时我毫无怜悯之心，甚至感到愉快。与虫子相比，我是强大的，强大到虫子无法感知我的形貌。对虫子来说，我就是制造一切灾难的神秘力量。它甚至都感受不到我那只行凶作恶的手，它只能感受到那枚图钉，或者那根棘刺。”谁是那只上帝之手？“我”被损害，同时又损害他人。陈鼻和陈眉则是彻底的失败者和被损害者。在现代性进程中，他们被遗弃了。在金钱万能、神灵消失的当代，他们再次被驱逐了，无人倾诉，无处可诉。即使在虚妄的戏剧中，知识分子冠冕堂皇、铿锵有力的戏剧台词也淹没了他们的悲恸号哭，正大光明的朗朗乾坤也没有照见他们的心头泣血。贱民确实不可以说话，《蛙》似乎也回答了斯皮瓦克那篇著名的文章中的质问。他们只能黑纱蒙面，行踪神秘，如幽灵一般穿行在世界的边缘。
“那世界里生活着侠客、通灵者，还有一些蒙面人”，这是属于鲁迅《铸剑》中的黑暗和古老的世界，眉间尺、黑衣人、如寒冰一样宁静沉睡的利剑。复仇还未开始，赎罪并未结束。
（结语）
《蛙》的价值在于试图从更宽广的人类范围来理解一个民族所蒙受的苦难，而没有单纯地把一方称为无辜，把另一方称为邪恶。收信人消失了，审判者消失了，上帝不存在了。我只有面对我自己。我是罪人。这是莫言为我们所亲历的、所创造的历史所做的一次真诚的未完的忏悔。
历史观念重构、罪感意识表达与语言形式翻新——评莫言长篇小说《蛙》
■王春林
几年前，莫言的《生死疲劳》曾经遭到过一些批评家的诟病。在对《生死疲劳》、《第九个寡妇》（严歌苓）等作品进行了一番深入剖析之后，批评家邵燕君认为：“像王葡萄这样的‘一根筋’形象在近来的长篇创作中也并不鲜见。莫言《生死疲劳》中的蓝脸，余华《兄弟》中的宋凡平也都是一条道走到黑的‘牛脾气’，他们能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坚持一种非常的生活方式，完全靠‘本能’支撑。‘本能’是固定的，生物性的，它似乎不受社会观念所左右，但实际上，这样僵硬的傀儡式人物恰是从理念里催生出来的，其纯之又纯的形象和一往直前的姿态其实很像当年芭蕾舞台上的白毛女、洪常青。接受这样的人物不仅需要理解、认同，甚至需要信仰。这提醒人们，意识形态果然是没有终结的。像当年的‘革命历史小说’中那样鲜明的‘规定性’，可以以任何一种新理念的形式在‘重述’中重现，形成对历史新的遮蔽。”结合我自己对于莫言《生死疲劳》的阅读感受，就应该承认，邵燕君的上述说法并非空穴来风，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切中了莫言此作的要害所在。实际上，也正是因为受到了一种单一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影响遮蔽的缘故，所以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对于历史意识进行的深入思考，自然也就被迫打了不小的折扣。
然而，令人感到特别欣慰的是，到了《蛙》这部长篇小说中，所具体呈现出来的却已经是一种带有鲜明自我超越性的历史观。这一点，既突出地体现在作家关于前三十年的描写中，也清晰地体现在他关于后三十年的描写中。其中，最能见出莫言历史观的，是他笔下那些不无血腥气息的关于计划生育场景的描写。一方面，从中国人口的发展历史来看，如果不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就借助于官方的强制性力量，强有力地执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话，那么，拥有祖先崇拜心理以及传宗接代观念的中国人口的急剧膨胀，就实在是无法想象的一件事情。地球就这么大，地球上可资利用的资源越来越枯竭，这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坚持差不多半个世纪之久的计划生育政策，就不仅是对中国的发展，而且更是对于世界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由于姑姑身为妇科医生，高密东北乡一带具体落实计划生育工作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她的肩上。因为计划生育便意味着要不断地结扎、流产、引产，所以，姑姑也就由一个使用新法接生的救生的菩萨，而摇身一变为戕害新生生命的刽子手。正是因为有了姑姑对于计划生育政策不折不扣的坚决执行，所以，一幕幕戕害生命的悲剧自然也就逐一出现在了读者面前。虽然制定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确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转换一种视角，从人道主义的思想立场上来看，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所带来的产妇以及新生儿生命的死亡，则又无论如何都必须受到强烈的批判与谴责。晚年的姑姑之所以会产生一种特别强烈的罪感情结，实际上所体现传达出的，正是作家莫言一种突出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具备。
就这样，围绕着计划生育这一特定时代产物的描写，莫言一种呈现历史复杂性的历史观，也就十分清晰地体现在《蛙》这一小说文本之中。但是，莫言的值得肯定之处，却并不仅仅在于对于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历史以及横贯于两个三十年之间的计划生育这个特定事物进行了足称深入的辩证性批判反思，也在于对所谓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后三十年历史，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批判性反思。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小说中关于“我”的老同学袁腮所一手创办的牛蛙养殖公司的描写上。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一位被侮辱被损害者，就是“我”的同学陈鼻的女儿陈眉。天生丽质且具有出污泥而不染品性的眉，在小说中曾经先后遭受过两次沉重的打击。第一次是在广东。一场突然降临的大火，对其心理世界造成了巨大的打击。第二次打击，则是因为她返回故乡之后在袁腮牛蛙养殖公司的代人受孕行为。在这次打击中陈眉成为了一位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被剥夺者。必须注意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其负面性已经出现了某种愈演愈烈的可怕状况。一方面是不合理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总体道德精神状况的每况愈下。就这样，通过陈眉这一人物个体的悲惨遭遇，莫言从一种悲悯同情的人道主义情怀出发，对于当下中国社会不合理的一面提出了强有力的批判抗议。
正因为莫言在《蛙》中从其深邃理性的历史观出发，对于新中国历史的前后三十年都进行了相当深入透彻的批判性反思，所以，我们也就完全可以说，他的这部《蛙》确实成功实现了对于《生死疲劳》的全面超越，可以被看做是莫言已经企及了一个新的思想艺术制高点的一部杰出作品。然而，一种深邃理性的超越性历史观的确立与体现，还仅仅只是为《蛙》更高思想艺术成就的取得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还并不足以说明《蛙》就已经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了。我们之所以认定莫言的《蛙》是一部难得一见的优秀长篇小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作家对于人物形象的深度塑造与对于语言形式的创造性运用这样两个重要方面。
首先是对具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其中最具有人性深度与美学价值的人物形象，主要是姑姑与“我”即蝌蚪这两位主要人物。姑姑可谓是一个根正苗红的革命后代，早在她的幼年时期，姑姑就曾经和自己的母亲以及奶奶一起被侵华的日军抓到过平度城里，有过与日军司令杉谷斗智斗勇的传奇经历。作家之所以为她设定这样一种特定的身份，正是为了使她那样一种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疾恶如仇，甚至多少带有一点草莽豪气的男性化性格特征具有更加充分的说服力。姑姑的这种性格特征，在她甫一露面接生陈鼻的过程中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实际上，这个时候姑姑的内在精神世界，其实很有一些被我们的国家机器所扭曲异化了的意味。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注意到那位后来驾机投奔了台湾的飞行员王小倜，在他留下来的日记中对姑姑作出的“红色木头”这样一种评价。由此即不难认定，早年姑姑的精神世界确实存在着被当时的红色革命文化所异化的问题。在此种甚为巨大的革命力量的影响与作用之下，性格本来就具有明显男性化特征的姑姑，就更是丧失了女性应有的温柔与娴静，真正地变成了一种丧失自身主体性的异常驯服的革命工具。
然而，这只是姑姑性格的一个侧面，还并不足以构成所谓的人性深度。很显然，正是因为有了小说后半段关于姑姑晚年时强烈的罪感与忏悔意识的描写，才不仅使得姑姑这一形象具有特别的复杂性，而且也具有某种足称深邃的人性深度。姑姑的罪感与忏悔意识，主要表现在姑姑晚年时对于青蛙的莫名恐惧上。因为早年曾经长期从事计划生育工作，所以，姑姑的双手事实上沾满了许多未出娘胎就被迫夭折了的幼小生命——娃娃们的鲜血。而在汉语中，“蛙”字的发音，正同于“娃”字。这样看来，姑姑的惧怕青蛙，其实折射出的正是她自己内心中对于既往岁月戕害幼小生命的一种本能忏悔。非常明显，早年的计划生育工作历程，已经成为晚年姑姑根本无法释解的内心情结。莫言之所以要把他的这部长篇小说命名为“蛙”，其主要原因恐怕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