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
1912年，黑塞迁居至伯尔尼郊外，定居瑞士。新居远离闹市区，安谧，美丽，具有乡土气息。屋前一棵参天古树为屋子遮挡阳光，屋后一口美丽的石井里水声潺潺，花园两侧果树成行，朝南的游廊紫藤缠绕，远处有群山迎接，近处有树林问候。新居各方面都符合黑塞夫妇的居住理想。
然而，好景不长，只过了两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摧毁了黑塞那田园般的生活，平和安康的日子笼罩在战争阴霾中。男主人工作上过度紧张，精神上绝望，且陷入了严重的道德危机，始终保持的自由与独立性受到挑战，他必须重找思想与工作目标，重新建立信念。小儿子则缠绵于病榻，给黑塞夫妇带来沉重的负担。女主人承受不了生活之重，精神与身体被生活打败，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病。一家人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金钱短缺，各种供应跟不上，有时连电也没有，全家除了黑灯瞎火地闲坐外，没有什么办法对付黑暗。黑塞现在面临的是荒凉、寂寞、孤单、绝望。他真恨不得插翅高飞，远离这个幸福被完全埋葬的苦巢。
战争爆发这一年，柏林菲舍尔出版社推出了他的另一部艺术家小说《骏马山庄》。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画家的故事。主人公画家维拉古是个追求完美的人，艺术要完美，内心世界要完美，精神要完美。这样一个追求至善至美境界的人必定与现实格格不入，因为现实生活本质上就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这种与现实难以融合的人必定要孤独，孤独就是他的影子，想摆脱也摆脱不了。画家与妻子的关系紧张、婚姻陷入危机最后萎谢死亡可以说是必然的。黑塞在这里指出了艺术家的两难：是要过常人的婚姻生活，还是要艺术创作。黑塞给我们的印象仿佛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也许是他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吧。
这部小说中有黑塞的影子。《骏马山庄》的主人公、画家维拉古为摆脱蛰居的生活与不幸的婚姻，最后到印度去了。而黑塞本人在写这部小说之前就已作了一次印度旅行。黑塞在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写道：这部小说花了我不少心血，对于我来说，至少暂时告别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也就是我实际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这本书所写的不幸的婚姻，那原因根本不在于错误地选择了婚配对象，而在于‘艺术家的婚姻’这个难题。一个艺术家或者思想家，一个不只是本能地活着，而首先想要尽可能地观察并表现生活的人，他究竟有无能力过婚后生活呢？这个问题我自己回答不了，但我的婚后状况已经尽可能确切地记述在这部书里了。在书中，事情有了结局，但我希望在实际生活中将会是另一种结局。
战争爆发时，黑塞已在瑞士定居有两年之久了，但作为一个德国公民，他不得不履行公民义务，于是他报名想成为志愿者。庆幸的是他体检不合格，于是被分配到德国设在伯尔尼的德国战俘慰问机构工作，主要任务是编辑出版以在法国、英国、美国、俄国和意大利的德国战俘为读者对象的杂志及书籍。后来又参与了“德国战俘图书中心”的领导工作，为战俘建立图书馆，找图书。他向同事、朋友、出版商和图书馆征集图书，然后把它们寄到战俘营，主要想对战俘们进行一些教育，因为“战俘思想与道德上的危机是极大的”。后来黑塞又与他人创建了战俘报，组建图书中心出版社，出版了22种读物，如托马斯·曼，海里希·曼，戈特弗里德·凯勒，施托姆，黑塞和埃米尔·施特劳斯的作品。在腥风血雨的年代，黑塞为战俘提供的不是鼓舞他们的士气、传播仇恨、培养所谓爱国精神的书籍，而是那些人道主义作家的作品和德国经典作品，可见黑塞心中装的不是祖国的命运，战争的输赢，而是人的更高的精神追求与理想，这也从侧面说明他没卷入歇斯底里的所谓爱国热中去。
朋友们，别唱这个调子
战争的心理就是狂热与疯狂，但黑塞在战争中却始终保持着冷静与理智。他的立场很坚定，那就是反对沙文主义，抵制野蛮，捍卫和平。他自己不为战争摇唇鼓舌，看到同行们用笔为战争服务心里很难过，他要抗议，这是他的职责，也是一个正直作家的必然之举：不，我绝不能分享这个伟大时代的快乐，于是我从战争一开始就饱尝苦恼，数年来我绝望地抵御着显然来自外界、降自上天的不幸，而这时我周围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对于这同一种不幸却好像充满了愉快的狂热。我读着作家们写的报刊评论、教授们写的号召书以及著名诗人们在书房里炮制的战争诗篇，他们都为战争祝福，这使我变得更为痛苦了。
黑塞无法忍受这种痛苦，他要站出来唱唱反调了。难道他不知道独唱反调会触犯众怒吗？他知道得很清楚。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哪能顾及这个？他曾说过，作家有一把尺，这把尺就是良知，“作家的良知是作家唯一须遵循的法则，违背这个法则将有害于他及他的创作。”正是这种作为作家的正义感和作为人的良知不可能让他沉默，于是他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政论、公开信和呼吁书，如《致国务大臣的信》，《战争与和平》等。战争爆发的当年，黑塞就在《新苏黎世报》上发表了《朋友们，别唱这个调子！》的反战文章。这是席勒的诗《欢乐颂》里的名句，后来贝多芬将其用在交响乐中。黑塞借用席勒的名句来反对极端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提出了“爱高于恨，理解高于愤怒，和平贵于战争”的主张。他呼吁各参战国的作家们保持理智，不要用笔为战争摇旗呐喊。哪知这篇不露锋芒的批评文章竟在德国掀起一阵轩然大波，黑塞因反战的理智立场而贾祸。除了两个朋友敢公开站出来支持黑塞外，其他朋友都与他断了交，背离他，攻击他。一时间“叛徒”的帽子向黑塞飞来，诽谤的匿名信纷纷寄来。德国二十多家报刊开始围攻他，把他骂作“卖国贼”，称他是“没有祖国的家伙”，是“信念流氓”。出版商也中断了与他合作的关系，声称“一个具有如此卑鄙意识的作家”他们完全不需要。更可怕的是，黑塞的个人生活也受到了严密监控，他被窃听，被监视，被侦查。战争不仅在用枪炮进行，也用语言文字。黑塞虽有幸躲避了前线的枪林弹雨，却被文字织成的密集炮弹击得遍体鳞伤，就因为他作为有良知、有正义感、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作家说出了对这场灾难的认识，呼吁有识之士不要宣扬仇恨、传播谎言，也不要赞颂这场人为的灾难。
如果说黑塞下决心要成为诗人那一刻是他生命的第一个转折点的话，那么这次战争中的遭遇则构成了黑塞生命中第二个转折点：从此他开始走通向内心之路。
黑塞虽然因反战立场在自己的祖国遭到谩骂与围攻，却在另外一个国度赢得了一位大作家遥远的同情与支持，他就是罗曼·罗兰。黑塞比罗曼·罗兰小11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还属文学新人，但他那坚定的反对民族沙文主义的态度使他走近了罗曼·罗兰。黑塞可以忘记当时遭受的一切不幸，却怎么也忘记不了接到罗曼·罗兰来信的那一天。罗兰在黑塞孤军作战、内外交困之际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主动写信给黑塞表示谢意，因黑塞用手中的笔作武器，不仅拯救了和平，也拯救了欧洲的未来。罗曼·罗兰还主动拜访黑塞，给他莫大的鼓舞与安慰，两人从此结下牢固的友谊，这种友谊一直维系到罗曼·罗兰谢世。黑塞则把罗曼·罗兰看作志同道合者，他“和我一样反对血腥战争与战争心理的愚蠢”。“没有他在身边，没有他同志般的友情，我真不知能否熬过那个岁月。”
由于许多出版商拒绝出版黑塞的作品，所以战争期间黑塞作品出品不是很多。只有1915年出版的小说《克诺尔普》，短篇集《在路旁》和1916年出版的单行本《青春是美丽的》能给黑塞带来些许慰藉。而家里的不幸事却接连发生，真可谓国乱家丧。
1916年，黑塞外出做报告，人在旅途中。到了一个城市后，一个朋友交给他一封电报，告诉他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父亲去世了。黑塞立即中断了旅行往父亲家赶，为他送行。父亲躺在鲜花中，双手交叉在胸前，头向后仰着，仿佛在做深呼吸，眼睛紧闭，脸上呈现出安详与宁静。最后黑塞与家人一起把父亲安葬了，墓碑上写的是《圣经》中的一句话：“绳子已断，鸟儿已飞走。”亲爱的父亲走了，黑塞万分悲痛：“丧父之痛使我神志恍惚，心里不时有一股压抑的感觉，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了，眼睛后面的头部也在隐隐作痛。”想到父亲在世时自己对他缺乏了解，有时甚至都懒得给父亲写信，悲痛加剧了。令他后悔莫及的是，父亲弥留之际收到的仅是儿子的一张毫无感情可言的明信片。匆忙中黑塞只写了简单的几句话和问候，还抱怨现在没时间写信。要知道父亲最后几年眼睛已完全看不见了，应多给他安慰，对他多谦让点儿才对。羞愧、痛苦、悔恨之情咬噬着他的心：“啊，上帝，这封信真是可怜、可恶、可耻，简直太糟了，还不如不写！我在青年时代给父亲造成的痛苦已经无所谓了，这些事很让人苦恼，然而却是理所当然和必须的。但是这种冷漠，这种对于空虚的事业和责任的迷失感，使我因而耽误了最初的爱的责任，又是多么不可饶恕啊！罪责就像一股暗浊的泥流环绕着我汹涌翻滚。”他现在仿佛懂得父亲许多，在他看来，父亲虽然不是圣人，但却是用制成圣人的特殊材料铸造的。
先失父后又丧子，5岁的小儿子马丁最终病重不治，离开了疼爱他的父母，告别了这个乱世，他获得了解脱，把痛苦留给了父母。黑塞之妻因丧子心灵遭重创，精神病恶化了，最后被送进精神疗养院。黑塞一个人无法照料孩子们，只得把他们送进寄宿学校。这时，他的婚姻也亮起了红灯，危如累卵。黑塞这时出版的诗集《孤独的音乐》中有一首诗叫《被放逐者》，它最能说明诗人当时的境况与心情：没有祝福的岁月，前进路上尽是暴风雨。
故乡之地在何处？
只有迷路和过失。
我的心也，
紧紧握在上帝的手中。
许多人在痛苦中往往求救于音乐，他们相信音乐是治疗精神与身体痛苦的良药，而这么钟情于音乐的黑塞却难以承受残酷的现实与美好的艺术世界之间的矛盾，他只要想起音乐，想起艺术就受不了，只要听舒伯特或莫扎特的曲子就想哭，他后来回忆这段时间时说：“当时，只有忘了这些珍贵的事物才生活得下去，偶尔想起一段舒伯特或莫扎特的乐曲就会想哭。”没有人能帮助他，音乐又不忍听，黑塞那脆弱的心灵承受不住生活给他接二连三的打击，身体垮掉了，精神崩溃了，他郁闷、沮丧、无处倾诉，他不得不中断了伯尔尼的工作，到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弟子朗格处进行心理医疗，住进卢塞恩郊外的宗马特疗养所疗养。从此黑塞开始研究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学说。经过与心理医生的谈话，经过研读心理分析书籍，黑塞逐渐克服了忧郁的心情，慢慢地痊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