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珍惶惑不安地赶来了。她见汪精卫僵硬地躺在地上，又见陈璧君在伤心地啜泣，以为他死了，也跟着流泪。她蹲在丈夫身旁给他探了好一阵脉搏，才知道丈夫并没有咽气，难过地说：“委座的脉搏跳动缓慢而又微弱，病情非常严重啊！”她在丈夫身旁的皮沙发上坐下来，“委座在发生昏厥之前是有征兆的，可惜我不在委座身边。”
“从现在起，珍妹你就守护在委座身边好了。”陈璧君从丈夫的健康着想，也知道徐珍懂得点医术。
“如果委座和君姐同意，我愿意。”徐珍很珍惜丈夫给予她的迟暮爱情。
又过了一会，罗广霖带领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来了。罗广霖见汪精卫奄奄一息，庆幸地说：“幸好诸位没有将委座从地上扶起来！否则，不堪设想。”他没有别的新招，仍然交叉给汪精卫注射蟾酥剂和洋地黄剂。
汪精卫的两只眼睛终于睁开，如梦初醒地说：“刚才我，两眼一发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大家见汪精卫苏醒过来，紧张的心情松弛了许多。陈公博、周佛海和罗广霖扶他起来，可是他像患了软骨病似的怎么也站不起来了，只好让他斜靠在皮沙发上。
“快送委座去中央医院。”罗广霖说。“我一住进医院就感到压抑，感到沉重，还是住在家里好。”汪精卫用微弱的声音说着，“麻烦罗院长一天来两三次。”罗广霖想了想说：“如果委座同意，我带两个医生和两个护士住在委座官邸里。”
“可以，谢谢。”汪精卫说。
“那就用担架送委座去西楼吧。”陈璧君面向丈夫，“让珍妹与罗院长他们一道护理你。”
就这样，汪精卫被抬到西楼卧室里。以后，经过中央医院和日本陆军总医院的医生三次会诊，汪精卫的病情不见好转，仍然下肢麻痹不能下床，而且从二月十日起体温也升高了，动过手术的脊椎骨又感到剧痛。这天，陈璧君忽然想起一年前自己关节痛，李士群说无锡有个名为“刘一贴”的老中医，在患处用一贴他特制的膏药就会好。因当时她正在服用北京同仁堂出产的国公酒，见疗效好，没有派人去向刘一贴求医。现在，她与徐珍、罗广霖商量几句，就派侄儿陈春圃驱车去无锡寻找刘一贴。
刘一贴本名张清华，江苏吴县人，已年过花甲。因他的儿子张新春是新四军游击队员，老伴胡金秀、儿媳罗桂英和孙子张诚原在两年前被苏州地区清乡委员会抓去，被活活折磨致死。那天，张清华外出行医，才侥幸活下来。不久，儿子张新春在与和平军交战中也牺牲了。从此，老人无依无靠，怀着失去四个亲人的悲愤和孤苦伶仃的痛苦，流浪来到无锡，住在无锡西南充山半岛上的花神庙内，依靠医治无名肿毒的祖传秘方为生。因他改姓刘，病人使用他的膏药有神效，故老百姓称他为“刘一贴”。
二月十四日下午四点左右，张清华外出行医回到花神庙时，见庙门口的地坪里停着一辆小轿车和三辆军用吉普，又见四个保安部队的士兵把守庙门，大吃一惊。他正要转身往回走，被一个士兵叫住了：“你就是刘一贴医生吗？中央陈秘书长和无锡市屈市长特地看望你来了。”那士兵边说边向他走过来。
“陈秘书长和屈市长看望我来了？”张清华又一惊。“是的，老朽就是刘一贴。”他赶忙回答。他说到这里，陈春圃和屈瑞庭由四个士兵护卫着从庙里走出来。有个士兵介绍说：“这就是从中央来的陈秘书长，这位就是屈市长。”
屈瑞庭对张清华说：“陈秘书长是汪委员长的内侄，特地从南京来求见刘医生。”他四十岁年纪，浙江温州人，曾经是张发奎手下的一名营长，投靠汪精卫以后当了一年和平军团长，半年前来无锡任市长。
“陈秘书长求见，不敢当，不敢当。”张清华老人仍然诚惶诚恐，“陈秘书长有何见教，敬请明示。”
陈春圃将汪精卫脊椎骨剧痛等病情告诉张清华，然后说：“我与屈市长慕名而来，请刘老医生随我的轿车赴南京一趟，把汪委员长的病痛治好了，必有重谢。”
张清华听说为汪精卫治病，立即想起四个亲人的死和近两年颠沛流离的悲惨生活，不禁怒火中烧。他极力抑制自己的感情，强装着笑脸说：“重谢不敢当。老朽是医生，为人治病是我的职责。好，我随陈秘书长去南京一趟，给汪委员长诊断诊断，先使用一帖膏药试试看。”
第二天上午十点，张清华随陈春圃来到汪精卫官邸。他在汪精卫脊椎骨剧痛处进行半个小时的按摩，给他贴了一帖膏药。“老朽住在南京江城客栈，明天上午十点我再来。”老人说，“如果汪委员长用了这帖膏药有效，我再用第二帖膏药，保证你脊椎骨的疼痛彻底根除，也保证你的两条腿恢复知觉。”
“但愿如此，非常感谢！”汪精卫说，“刘老医生远道来为我治病，怎么能让你住客栈呢！就住在中央党部接待处吧，住宿费和一日三餐由我开支。”他面向陈春圃，“你送刘老医生去中央党部接待处，老人的饮食起居一定要安排好。”
神医张清华果有神术。汪精卫贴上膏药之后疼痛大大减轻，两条腿也基本恢复了知觉，第二天早饭后竟然能够扶着拐杖在卧室里走动了。汪精卫和陈璧君、徐珍都高兴不已，吩咐罗广霖拜张清华为师，把这门绝技学到手。上午九点，罗广霖随陈春圃驱车来到中央党部接待处，正式向老人提出拜师的要求；如果他愿意，中央医院将聘请他为中医顾问，每月薪金五百元中储券。老人说：“罗院长在医学上博学多识，拜我为师实在不敢当，中央医院是医学人才荟萃之地，聘我为顾问同样不敢当！但我可以把我的一技之长贡献出来，等把汪委员长的病痛治好之后，我把膏药的配方和制作方法一一说给罗院长听，以求教于罗院长。”
“好，好，到时我当重金酬谢！”罗广霖欣喜地说。
上午十点，张清华又与汪精卫见面了。汪精卫紧紧握住老人的手，感激地说：“刘老医生真是神医！为了表示对老先生的感激之情，请收下这两千元中储券。”他将钱塞在老人手里。
“受之有愧，但又却之不恭，老朽只好收下，谢谢汪委员长的一片真情。”老人将钱塞进上衣口袋里。
接着，他为汪精卫揭去昨天贴的膏药，换上第二帖膏药。他说：“贴上这第二帖膏药，保证汪委员长脊椎骨的疼痛永远消除，也保证汪委员长两腿的知觉完全恢复。”
“太好了！”汪精卫高兴地说，“那我明天再酬谢刘老医生两千元中储券！”他吩咐陈春圃和罗广霖同车送老人去中央党部接待处休息。
然而，八个小时之后，汪精卫贴膏药处火烧火燎地发烫，紧接着他四肢抽筋，浑身好像有无数条鞭子在抽打，痛得他满头大汗在床上打滚。守在他身边的陈璧君、徐珍和汪孟晋正在焦急不安，陈春圃来了。
“快，春圃！快去中央党部接待处把刘老医生接来。”陈璧君对侄儿说。大约过了三十分钟，陈春圃回来了。他气急败坏地说：“接待处的工作人员说那人已在六个小时前走了，我们上当了！”
第二天下午，有人寄给汪精卫一封信，陈璧君拆开一看，信笺上写着六句打油诗：“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贴在狗皮上，致狗命一条。苍天终有眼，助我仇报了。”下面落款是：“一清乡受害老人”。
陈璧君的肺都气炸了，马上打电话给屈瑞庭，命令他把刘一贴抓到手。可是，屈瑞庭带领一连保安部队，埋伏在花神庙四周守了四天四夜，却不见刘一贴的踪影。
罗广霖在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经化验，那刘一贴的第二帖膏药含有蝎子毒和蜈蚣毒，虽说不能危及委座性命，但却使其病情加剧，也使病情变得复杂难治了。”
汪精卫的病情的确加剧了，不仅脊椎骨和胸骨疼痛难忍，麻痹状态已从两腿蔓延到了整个盆骨，而且发高烧的次数一天比一天增多。
但是，他仍然密切关注国际局势的变化。每当高烧退下来，他就向守护在身边的妻妾子女和前来看望他的中央要员，打听日军在太平洋地区，德军在苏联境内的战况。如果对方有意回避现实，回答含糊其辞，他就发脾气，指责对方不说实话，如果对方直言相告，他就忧心忡忡，唉声叹气。反法西斯斗争形势深入一分，他的病情也同步加深一分。
为此，二月二十五日上午，陈公博主持召开有陈璧君、徐珍和陈春圃列席的中央常委会议研究对策。
“委座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他也非常痛苦了！为了不再增加他的精神负担，应该向他封锁一切消息。”陈公博心情沉重地说，“比如从二月上旬开始，美英航空部队针对日本在曼谷、仰光、马尼拉、新加坡、冲绳岛和台湾等地的军事基地，连续不断地进行轰炸，使日本在二十天内损失军队六十二万八千多人，损失飞机三千五百六十多架。这一情况，如果让委座知道，他会痛苦万分。”他在心底里叹息一声，“又比如，美英军于五天前占领了加罗林群岛的大部分地区，该群岛首府特鲁克城，也就是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部所在地，已经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而危在旦夕！这同样不能告诉委座。”
陈公博见与会者都默默地点着头，又说：“德军在苏俄境内的情况也很不妙！在最近短短的十天之内，就损失了六十六个师的兵力。苏俄已经收复了全部乌克兰地区和绝大部分白俄罗斯地区，德军几乎已经退却到苏俄西部边境线。德军的失败，如果让委座知道了，他的病情非加重不可啊！”
“我完全同意陈先生的意见。”周佛海沉思着说，“对于日益恶化的国际局势，在委座面前既说不得假话，也说不得真话这一情况，建议军政部的《国际国内战况》，除了正常的编印之外，再真真假假编印一份给委座看，无非多花费一点印刷费。”
“这办法好！”陈璧君说，“这样能够使委座在平静的精神状态中安心养病。”
“也免得委座向我们打听国际国内局势。”徐珍补充说。
陈璧君和徐珍一认可，事情就这么决定下来。真真假假的战况，陈公博指定由陈春圃编写。他说：“陈先生写出初稿来，送我过目之后付印。将来委座病好了，若发现我们在欺骗他，中央常委负责，首先由我负责。”
“为了委座的健康，我甘愿承担这种欺君罪。”陈春圃心中泛起一股啼笑皆非的滋味。
接着，陈公博提出第二个问题，汪精卫的病情已经严重到了这一步，应该如实向日本东条首相报告。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同一天上午十点二十分东条听了陈公博关于汪精卫的病情报告之后，马上驱车去日本皇宫，向裕仁天皇做了报告。裕仁说：“从完成大东亚战争着想，应该设法把汪先生的病治好，即使多延长他一两年寿命也是有益的。”东条离开皇宫回到首相府，亲自给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著名骨科专家黑川利雄教授打电话，要他去南京为汪精卫治病。他说：“请黑川教授立即来东京，我派专机送你去南京。此事天皇陛下很重视。”黑川根据汪精卫的病情，建议让附属医院著名神经外科专家斋藤真教授一道去南京。“可以。”东条在电话中答复说，“请转告医院院长和斋藤真教授，就说这是首相府的派遣。”黑川和斋藤是帝国大学同学，又都是东京人，年纪都是五十岁。
二十八日下午五点，黑川携带必要的医疗器械，与助手松永藤雄和斋藤教授飞抵南京明孝陵机场。他们一下飞机，陈春圃、罗广霖、周洁身就迎接他们上了小轿车。
晚上七点至十一点三十分，黑川、斋藤会同罗广霖和铃木小荣对汪精卫的病情进行全面检查。第二天上午八点半，黑川一行和罗广霖、铃木向陈璧君、徐珍、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等人报告检查结果。黑川说：“汪主席的病情严重而又复杂，已经到了危险阶段。唯一的抢救办法，是对他的脊椎骨和胸骨动大手术。”
陈璧君和徐珍听了黑川的报告痛哭流涕。其余的人虽然没有流泪，但心情非常沉痛。
“在座诸位盟邦朋友都是医学专家，我们绝对相信你们的诊断，听从你们的安排。”陈公博说，“贵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达是举世公认的，请朋友们向东条首相打电话，最好送汪委员长去贵国治疗。”
“我们也是这样想的。”黑川说罢，起身给东条打电话请示报告。东条在电话中答复说：“同意你们的意见，就送汪先生来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治疗。”二十九日晚上八点，汪精卫躺在床上，从徐珍手里接过夹着一页八开白纸的薄木板和一支铅笔，对政事做一番安排。他写道：
铭患病甚剧，发烧五十余日，不能起床。盟邦东条首相派遣名医来诊，主张迁地疗养，以期速愈。现将公务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愿速早痊愈，以慰远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