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多人请愿，这并不能用来对齐默曼定罪，因为请愿不等于定罪。定罪的司法程序是独立的，既不受民意左右，更不能受官员影响或操纵。崔旺·马丁事件在媒体上披露后，3月2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支持对此案进行彻底调查，并呼吁对这一悲剧进行思考和反省。奥巴马还说：“如果我有一个儿子的话，他会长得像崔旺一样。”奥巴马可以有自己对这个案件的看法，但不能用它来影响这个案件的处理，他只能加入到其他公民的调查请愿之中，但不能个人命令这个调查（除非这是他职权之内的事情）。民主的宪政法治同时拥有两个方面的限制机制，一个是针对政府官员利用权力干预司法的，另一个是针对“民愤”或众人“义愤”的，后一个是为了防止出现多数人的暴政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
用“程序正义”之说来否定要求重新调查朱令案的请愿，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原因，一是不明白请愿与独立司法调查的关系，二是另有目的，故意混淆。朱令案中，孙维曾经是唯一的嫌疑人，有作案的条件，又被认为有作案动机，所以当年中国有关机构才对她进行了调查。如今这些条件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而浮出水面的是她显赫的家庭政治关系。可以设想，一旦对她开动新的调查程序，当年调查为什么没有结果，是否完全独立，这本身就可能成为调查的内容。因此，有的人会因为自身的利益而反对重新调查的请愿。
那么，什么是要求重新调查朱令案的理由呢？从法治的角度来说，弄清真相，对朱令、孙维和公众都有一个交代，这就是司法正义。但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司法正义的理由又可以是个人的。18世纪思想家卢梭说过，人有两种基本的天性：怜悯和自我保全。要求重新调查朱令案，可以说是出于人的天然怜悯（义愤即与此有关），也可以说是出于自我保全的本能。试想，在一个有人可以毒杀别人而不承担罪责的社会里，谁的生命能够真正安全呢？
但是，还有一种理由，那就是，“动机不良”的人照样也可以行使公民权利。5月7日英文版的《环球时报》刊载一篇《预先假设有罪引起更多的问题》的文章说：“总是有某些人寻找机会证明中国司法制度‘不公正’。这就意味着，非常小心地处理公众关心的事件是很重要的。”公正调查犯罪案件不是为了司法正义本身，而是为了不让某些人有攻击中国司法制度的机会，这样看待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对“某些人”的“预先假设有罪”。你怎么知道某些人是因为怀着不良动机才提出或参加请愿的呢？怀着不同动机的人们难道就不能聚集在一起有所共同的请愿行动吗？
民主国家里的公民们一起采取某种共同的行动，并不需要有相同的动机。例如，总统选举时，支持奥巴马和反对奥巴马的选民们，他们虽然投出的是相同的赞成票或反对票，但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动机，也会有不同的理由。任何请愿也是一样的。那两百多万个为崔旺·马丁请愿申冤而签名的人当中，有像崔旺一样是黑人的，也有白人和其他族裔的公民，有的对美国司法制度比较信任，有的就是用这个机会来证明美国司法制度的不公正。但是，不管怎么，他们都拥有相同的公民请愿权利，政府对他们的这一权利必须一视同仁地予以尊重和保护。
对于根本不想尊重和保护公民请愿权利的政府来说，“不良动机”是它最方便的借口，有了这个借口，它随时都可以阻止和惩罚公民们的各种合法请愿，从集会、上访，到网络上诉苦、呼冤。这不仅仅是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而且更是剥夺他们的请愿自由——公民的请愿自由不仅包括他们说话的自由，而且包括他们不允许政府对公众请愿要求装聋作哑、不理不睬、暴力维稳的自由。
在政府权力对民众请愿不仅习惯性地置之不理，而且非常敌视的国家里，人们一般不请愿。他们知道请愿的危险，知道请愿只会是徒然。然而，即便如此，也还是会有不得不请愿的事情发生，那往往是人到了绝望的境地，铤而走险的最后一步。这样的请愿有时会表现得十分惨烈和极端，如以跳楼、自焚、服毒或其他方式呼喊冤屈、以死抗争。许多人对这样的请愿顶多只是同情唏嘘，有的甚至事不关己、漠然处之。在一个民心涣散、许多人的良心因残酷的现实摧残而变得槁木死灰的社会里，极少会发生为他人的冤屈而请愿的事情。
民众请愿中最可贵的是民众那里还在起作用的道德良心。这种道德良心的判断和要求有时确实会与司法的程序正义结果有所矛盾（如足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枪杀崔旺·马丁的齐默曼被判无罪释放）。但是，必须看到，只有在民主制度中，当法律得到多数人赞同的时候，司法程序的决定才能够有说服力。一方面，法律的权威来自民意，另一方面，如果人民只有私利，没有良心，那么他们的民意便会只是功利算计的结果，没有实质的价值意义，社会公正也就根本无法建立起来。因此，民主制度即使在不能让每个公民完全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或不能满足他的良心要求的时候，也还是会尊重和保护他的个人良心，这也包括尊重和保护他们请愿申冤的权利。
17说真话得先让人能说话
“十八大”后，多家媒体改变“报喜不报忧”的刻板形象。例如，《人民日报》1月1日开始改版，周一至周五每天推出一个评论版，称要“说真话、写实情”。除了宣传“伟大、光荣、正确”的官方报道外，该报用一定篇幅报道网民关注的官场负面事件，如日前在头版追问山西南吕梁山事故中当地的瞒报。
配合说真话的新风，多家媒体作出亲民举动，纷纷承诺担当监督公权力的角色，就地方部门失职、贪腐等问题作出具批判性的报道和评论。说真话固然很重要，但说真话首先得让人说话。说真话是让真实的情况显现出来，有些话让说，有些话不让说，这是对真实的强横、不讲理的限制，它的目的就是不让说真话。在完全没有理由，或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强行规定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这是出于对真话的恐惧。这种恐惧是非理性的，它经不起人们用真话对它提出质疑，它又怎么可能真的愿意让别人说真话呢？明明不能允许别人说真话，却又在嘴上高谈提倡说真话，这不是假话和谎言，又是什么呢？
只是选择性地说真话，本质上是一种耍手段、使阴谋的造假，并不是真的说真话。只是选择性地说真话充其量是一种“半真话”（halftruth），希伯来谚语说：“半真话，便是全谎言。”美国女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Rich）说，可以用字词来说谎，也可以用沉默来说谎，逼人沉默，不让人发声说话，就是逼人说谎，逼人成为谎言甚至犯罪的共犯。1963年，25万美国人举行了民权运动大游行“向华盛顿进军”，马丁·路德·金博士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说，同一天发表演说的还有犹太拉比约阿希姆·普林茨（JoachimPrinz），他曾经是柏林的一位拉比，亲眼见证了纳粹德国好人不做声而让坏人肆意作恶的悲剧，他那天振聋发聩的一句话就是：“偏见和仇恨并不是最紧迫的，最可耻最不幸的是沉默。”在偏见和仇恨面前保持沉默的人并不一定赞同偏见和仇恨，但他们的沉默却使他们成了偏见和仇恨的共犯。
谎言有“黑”“灰”“白”三种。黑色的是一种编造的、颠倒黑白的谎言，也是奥威尔在《1984》中描绘的那种最“经典”的极权谎言。黑色宣传是所有谎言中最富有“创造性”的，也是最强势的。这种谎言需要有一个成功的极权制度作保证。它依靠一个封闭的信息、话语环境。它的先决条件是听话者心甘情愿地相信说话人的消息来源和内容。《1984》中的“战斗就是和平”“愚昧就是力量”“奴役就是自由”“专制就是民主”，就是典型的黑色宣传的例子。
与黑色谎言相对的是白色和灰色的谎言，后面两种谎言有着不同程度的“真实”成分，如提供不实信息的确实信息来源、借貌似中立的媒介散播误导性的信息、有选择地摘取只对自己有利的话语、创造性地误读和断章取义、把自己的话强塞到别人的嘴里、将自己的意思移花接木到别人的文字之中、装正经、装正派、鬼鬼祟祟地推卸说谎的责任。当然还有许多不同程度的“半真话”。白色和灰色谎言的目的与黑色谎言无异，都是要故意混淆某些问题的实质，以骗术和欺诈来让人上当受骗。
白色和灰色谎言与黑色谎言的另一个区别是，说谎的人特别心虚，因为他们说谎，自己心知肚明，他们还知道，他们的谎言并骗不了人，别人对他们说的慌也是心知肚明，只是迫于他们的淫威，不敢作声罢了。说谎是他们的工作，就像美国著名演员约翰·库萨克（JohnCusack）所说，“墙上的钟明明是10点，他们告诉你是9点。你看看墙上的钟，怎么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说谎”。他们说谎，“只是因为说谎是他们该做的事”，而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以为有人会把墙上的钟看成是9点。这样说谎必须把说谎当作一种职业，对他们来说，说谎不是一种劣行，而是一个工作，他们说起来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其实只是一些以说谎为饭碗的食客而已，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会把事情越弄越糟。
今天，说真话被当作一种政治新气象的举措提了出来。要人民对这一举措的承诺有信心，有信任感，就不能允许以说假话为职业的人来把事情越弄越糟。报刊上的每一句真话，每一次让人说话，都是帮助树立人民信心和信任感的一次担保；而每一句假话，每一次不让人说话则都是对承诺的一件推翻性事例。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每一种信任之所以能够得以建立，都是因为有足够多的实际事例的担保，而不只是因为有了权威机构或权力人物的信誓旦旦。在今天的社会里，无论是对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际交往，还是对社会、政治制度，都需要保持足够程度的有所不疑。这种有所不疑不是无条件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担保的减少，随着推翻性事例的增加，而变得不可持续，进而彻底动摇，甚至完全毁掉。
18这样的“幸运”不公正
2012年12月底北京市教委等四部门出台的《随迁子女在京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方案》没有涉及非京籍学生最为关注的高中教育和高考权利的问题，仅出台了“中高职考试过渡方案”。在就学和升学方面，优待“北京人”和排斥“外地人”依然受到法律的保护。当北京人有这么个好处，“外地人”也许要问一句，为什么是北京人的就该是你，而不是我？最直截了当，听起来也似乎有说服力的回答是，“爹妈生的”。换句话说，“北京人”是一种幸运身份，有这个运气，该感谢的是他们的爹妈。
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就有了幸运身份的概念，希腊哲学家赫尔米普斯（Hermippus，公元前3世纪）在《传记》中记载，希腊哲学家泰勒斯（Thales，约公元前624—前547）说过，他有三件事要感谢幸运女神——他生为一个人而不是一头畜生，生为一个男人而不是女人，生为希腊人而不是野蛮人。北京人还可以加上一条，生为北京人而不是外地人。
那些只能为希腊人城邦劳动而不能享受公民权利的是些有奴隶身份的人。拥有奴隶的希腊人可不是今天人们想象中的那种奴隶主，自己不干活，只是拿着皮鞭驱赶牲口般的奴工。希腊的自由公民和奴隶是一起干活的。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色诺芬（Xenophon）写道：“那些有能力买奴隶的人是为了拥有工作的伴侣。”摩西·芬利（MosesFinley）是一位对希腊学有开拓性贡献的历史学家，他的研究将神话、史诗、考古和社会学分析交织呈现为一个鲜活的古希腊。他指出，除了家奴和采矿的苦力，希腊并没有只规定给奴隶干的活，而奴隶完全不被允许的工作也只有法律、政治和军事（海军不包括在内）。公元前5世纪末一份关于雅典卫城伊瑞克提翁神庙（Erechtheum）的建筑记录显示，86名建筑工人中24名是公民，42名是公民和奴隶之间的外邦人（metics），20名是奴隶，他们全都是熟练工匠，每日的工资也是一样的。
2 500多年后的现今世界里，还有许多地方的人们虽然肩并肩一起干活，但却并不拥有同样的身份，结果是，一些人拥有的权利，另一些人却不能拥有。在古希腊，人因为两种“不幸”而沦为奴隶，一是生下来就是奴隶；二是城邦不幸战败后从自由人变成奴隶。不幸的身份是作为幸运身份的反面而存在的，谁都希望幸运，谁都讨厌不幸，但谁都不能违拗命运。不管一人幸运或不幸运，他都是命运的奴隶，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
在希腊社会里，奴隶的身份有时候可以改变，不过拨动改变之弦的仍然是命运的指头，那就是主人的意愿。哪个奴隶可以获得解放，要看主人是不是相信他一贯忠诚尽力。主人与哪个奴隶女子有了孩子，孩子也有可能幸运被解放。奴隶身份的改变叫“解放”（manumission），解放了的奴隶仍不能成为城邦的公民，他们叫“居住的外国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外来居民”。他们不再是奴隶，但虽然有了一些权利，却仍比公民的权利要少。他们始终只能是城邦里低人一等的居民。
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这种身份改变根本就算不得是真正的解放，而希腊的所谓城邦民主简直就是柏拉图所说的“高贵的谎言”。然而，我们对历史的高标准却并不总是能保证我们自己做得比古人更好。在我们的城市里，照样存在着虽然在一起工作，但身份有高下差别的人群，照样是一些人不能拥有另一些人拥有的权利。这种差别甚至限制了他们下一代人接受教育，并借此改变低等身份的机会。他们生活的那个城市因他们的劳动而繁荣，但却拒绝让他们分享它的光荣与资源。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他们天生就没有好运气。
“运气”确实能影响一个人的人生。在裙带关系和“拼爹”起作用的社会里，没有人怀疑拥有幸运的身份是一件多么令人羡慕的事情。现代社会比古代社会进步，不在于它是否能够完全消除幸运身份对人生的影响，而在于它是否能够用公正意识和正义观念建立起一种抵消和限制幸运身份自然优势的制度。有了这样的制度，即使在限制不成功的时候，人们仍然可以坚持，不加限制是不公正的，让一些人凭幸运得到比另一些人更多的公民权利，也是不公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