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法国军火商人堵布益便乘船探测了红河航道，并向法国政府提出“‘借用’越南土地，开辟一条从西贡到中国西南的新航线”。侵占越南，并以它为基地入侵中国，这是近代法国历届政府的一贯政策。
法国政府接受了堵布益的建议，以“剿除海盗”为由，派他率领一支远征部队，闯入红河地区。这一蛮横的举动，自然遭到了越方的抵制。堵布益盛气凌人，威胁越南河内总督阮知方说：“如果你胆敢阻止法国远征军的行动，我就会将你和你的部属一起杀死；如果让我们去中国的云南，法兰西和你将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阮知方愤然回答说：“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朋友！我宁愿失去一切，自然包括你们的‘友谊’，也不会出卖国家的主权。”
恼羞成怒的堵布益冲出了总督府，立即指挥所属部队，攻占了河内的部分地区，准备发动侵略战争。接着，法国驻西贡总督派遣法军将领安邺增援河内，并威胁阮氏王朝的有关大臣说：“你们必须无条件开放红河航道及其周边地区，否则，法兰西军队将奉命以武力攻占河内。”
阮氏王朝没有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于是，一场妄图吞并越南的侵略战争便开始了。法军以强大的兵力，很快侵占了包括河内在内的四个省区。中越两国人民自古以来就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在法国侵略者的威胁面前，在反侵略斗争的共同要求的基础上，使中越两国人民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在这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由中国人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应阮氏王朝的邀请，开赴抗法援越的前线。
刘永福出生在今广西钦州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8岁时便跟随父亲流落到了思州（今广西上思）。为了活命，他拾过柴，捡过破烂，干过木工，当过纤夫，受尽了生活的煎熬。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兴起时，刚满20岁的刘永福拉起一支队伍，参加了“天地会”的反清起义军，后来成了这支部队的头领。太平天国失败后，他在广西云南边境组织黑旗军，自由行动，不受清廷节制。
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黑旗军被清军围剿，逃到了云南与越南交界的保胜地区。他们开山辟林，垦荒种地，发展生产，积聚军粮。一些走投无路的穷苦百姓，也投奔到他的麾下，很快成为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他接到阮氏王朝的邀请后，整编部队，立即从保胜（今老街）出发，翻山越岭，昼夜兼程，很快赶到了河内城郊，与集结在那里的越南军队会合。
安邺自以为法军武器精良，训练有素，认为黑旗军是一群乌合之众，准备趁黑旗军还未站稳脚跟之机，突然袭击。
这天，安邺趾高气扬，带领法军向刘永福部进攻，不料被严阵以待的黑旗军打得大败。法军乱作一团，争先恐后往城里逃。黑旗军大刀队奋勇当先，掩杀过去，双方展开了肉搏战。这时，安邺已经无心恋战，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左突右闯，想瞅个机会逃命。黑旗军先锋吴凤典看在眼里，连忙飞奔过去，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逃进城里的法兵赶快关上城门，再也不敢到城外耀武扬威了。
黑旗军首战告捷，歼灭敌军数百，缴获武器无数，极大地鼓舞了越南人民的斗争情绪。
阮氏王朝是个腐朽的政权。黑旗军的胜利不但没有增强他们抗敌制胜的信心，反而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起来。
为了不致招来侵略者的更大报复，他们竟派人去跟法军议和。这对战败者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根据协定：法军撤出占领的越南领土；黑旗军从河内撤退，解除对法军的包围。
阮氏王朝为了安抚刘永福和黑旗军广大将士，任命他为三宣副提督，管理山西、兴化、宣光三省军务，镇守红河地区，以切断侵略者进入中国云南的通道。
不久，越南与法国正式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从此，法国人便以宗主国的身份，把“同盟者”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
然而，侵略者并不因此而满足，因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包括越南和中国西南地区在内的所谓“法兰西东方帝国”。控制越南，只是他们战略的第一步。法军为了打开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的通道，经过几年的准备，又在越南发动了战争，扬言要活捉刘永福，捣毁黑旗军的根据地保胜，并悬出了高额奖赏。
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四月，法国撕毁了有关法军撤出越南被占领土的协议，首先出兵攻占了河内；第二年，又向黑旗军控制的红河上游地区侵犯。
面对敌军发动的强大攻势，刘永福再次接受阮氏王朝的邀请，率军南下，会合黄佐炎统率的越南军队，向法国侵略者发起了收复失地的大反攻。
这年夏天，黑旗军全体将士在河内城郊举行了庄严的誓师大会。他们表示：为中国捍卫边疆，为越南荡平敌寇，虽曝骨荒原，死而无悔！刘永福向法军统帅李威利下了战书，约他在十天之内决战。
尽管李威利得到了驻守西贡法军的增援，还是不敢同黑旗军决战，为了突围，他们只好孤注一掷。四月二十二日，双方在河内城西二里外的纸桥摆开了战场。
战斗一开始，李威利就率领法军，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气势汹汹地冲杀过来，正好中了黑旗军设下的埋伏，遭到迎头痛击，法军慌忙撤退。他们不甘心失败，经过一番整顿，几天之后又驱赶着部队冲杀过来。
这时候，黑旗军先锋杨著恩双腿负了重伤，仍然趴在地上指挥战斗；后来，右手又被子弹击中，便用左手握枪，一连击毙了十多个敌人，最后壮烈牺牲。英勇的黑旗军与企图夺桥逃窜的敌人短兵相接。法军冲上大路时，只听一声炮响，埋伏在路边树林里的吴凤典部一跃而起，从东西两侧掩杀过来，法军招架不住，狼狈逃窜。这次战斗，共击毙法军官佐30余人，士兵200余人，李威利也成了黑旗军的刀下之鬼。从此，法军只要一提起刘永福的黑旗军，便胆战心惊。
纸桥大捷后，阮氏王朝赐封刘永福为一等义良男，晋升为三宣正提督。
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清政府以剿灭土匪为由，派遣 3 万人的部队分别驻守在河内东北和西部两个地区，作出支援越军抗战的姿态，却指示驻防部队不得与法军发生正面冲突。同年十月，法国政府以海军中将孤拔为统帅，调遣了由6000人组成的部队，分水陆两路向山西驻军发动进攻。就在这紧要关头，驻防的清军将领唐炯擅自撤离防区，避开与法军的正面交锋，致使黑旗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黑旗军经过五天的浴血奋战，毙敌300多人，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撤出山西，退守兴化。后来又在宣化围歼敌军400多人。在临洮战役中，黑旗军与越军紧密配合，一举收复了十多个州县，有力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战场上打了胜仗，谈判桌上就有了说话的资本。可清政府却害怕得罪洋人，仍然和法国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中法新约》，并强令黑旗军撤回国内。从此，法国人少了这个心腹大患，越南也逐渐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
